【大紀元2012年07月11日訊】中國是個多民族、多語言的國家。即使在多數民族的漢人中也有多種方言，最主要的當然是以京腔為主的北方方言，即現在的普通話，海外華人稱之為國語或官話。其他的主要方言還有以上海和蘇州方言為主的吳越方言，從北方方言派生出來的西南（雲貴川）方言，廣東和香港的粵語，福建和台灣的閩南方言，湖南的湘方言和江西的贛方言。此外還有客家話、福州話、潮州話、溫州話等次方言。
我生在上海，長在上海，文革時到吉林插隊，在北大荒凡十三年，大學畢業後到昆明工作一年。八十年代初出國留學，現在美國當律師，因為工作需要，經常到香港、台灣等地出差。我從小就油嘴滑舌，喜歡摹仿各種方言，成人之後又走南闖北，浪跡天涯，學會了許多方言。
我喜歡東北方言中的歇後語和俏皮話，和吉林大學的老同學一起「嚼沫子」、「瞎掰唬」絕對是一樂。上海人在一起吃「小菜」、「咪老酒」、「吹牛皮」，聽起來個個都是「門檻精得來」。蘇州人用吳儂軟語「尋相罵」則更是悅耳，嗲聲嗲氣的一句「殺千刀的」，比寧波人「講閒話」好聽得多。廣東人則「食飯」必「飲湯先」，穿衣為「衫」，走路為「行」，真夠古雅的。到四川的小吃店先吆喝一聲「幺妹兒」，幾個「龜兒子」坐下「擺龍門陣」，來幾碗「酸辣小面」和「抄手」，當然都是要「紅味的」，價錢特「相應」，「好巴實哦」。千禧年到台北出差十幾次，正好趕上競選總統，我閩南話懂得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助選的人群一起高呼「凍蒜！凍蒜！」（當選）。
中國的方言如此豐富多彩，然而竟有方言歧視，尤以上海人為最嚴重。我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祖籍鎮江。我父母在抗戰時從鎮江逃難到重慶，勝利後一九四五年到上海。我母親方言能力極差，在上海住了五十七年，居然連一句上海話都不會說。上海人特別歧視蘇北人，據說是因為原來有許多揚州人在上海從事「三把刀」的職業，即切菜刀、剃頭刀和修腳刀。雖然鎮江在長江以南，但是上海人聽起來鎮江話和揚州話一樣，所以我們的上海鄰居就罵我們是「江北豬玀」。1956年我們搬家，小舅舅從南京到上海來，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我們的新家，何以也？他從弄堂口順著一溜「江北豬玀」的粉筆字就找到我們家門口。對一個小孩子來說，那可是奇恥大辱。我當時非常氣憤，也很自卑，生怕同學到家裡來聽見母親講話。說來我母系的丁家在鎮江也是出名的書香門第，母親的叔高祖和叔曾祖丁紹周、丁立鈞和丁立干兩代三人進京趕考，居然同時中進士，點翰林（相當於如今的院士），在鎮江傳為美談。母親的堂叔丁瑗是廢除科舉後民國首屆全國文官考試的最優等第一名，相當於狀元。而罵我們「江北豬玀」的鄰居，多為寧波附近的鄉下人，夾著一把油布傘，背一個小包袱，到上海來「學生意」，後來有了點小錢便成了「小業主」，連小資本家都算不上，憑什麼看不起我們家？此外，我家請了一位保姆照顧我們兄弟倆，她姓阮，是清朝宰相阮元的嫡系玄孫女。出嫁後因為丈夫抽鴉片，把家產都敗光了，所以才屈尊到上海來幫傭。阮元是揚州人，我們的阿姨自然也是一口揚州話，因為揚州方言說「那裡」是「那塊」，所以鄰居們就取笑她為「那塊阿姨」。說來也好笑，阮阿姨小時候在家裡享盡了榮華富貴，遠非那些取笑她的鄰居所能想像的。現在回想起來，他們除了會講幾句上海話之外，論他們的家世，也許連去阮家幫傭都不夠格，還有什麼可以值得驕傲的呢？其實真正受過良好教育的上海人並不歧視我們，而那些罵「江北豬玀」最起勁的，恰恰是不學無術的小市民。
文革時到吉林插隊落戶，後來在長春工作、上大學，發現東北人也有方言歧視。小時候在上海被鄰居罵「江北豬玀」，到東北又被人蔑稱為「操，小上海」，實在讓我哭笑不得。當然上海人也得負部分責任，老鄉到一起，不管誰在場，開口就是上海話，旁邊的東北人聽不懂，難免要猜疑。是啊，東北人老張在旁邊，一夥上海人嘰裡咕嚕地聊天，老張一句都聽不懂，只是每隔兩三分鐘聽見他們說一次「老張」，說了好多次，無論他們說老張好話還是壞話，老張怎能不猜疑？時間長了，我開始注意，有別人在場，儘量少講上海話。說來也慚愧，離開上海幾十年，人家對我最高的表揚就是「你倒是不像上海人」。
在上海和東北都被歧視，覺得裡外都不是人。我從小跟父母在家講鎮江話，所以只有鎮江話才是我真正的「母語」（mother tongue），而上海話只能算是我的「出生地語」（native tongue）。記得一九八四年從美國帶了一個旅遊團回國，下榻在金山賓館，覺得鄉音無比親切、悅耳，遂與前台及樓面上的服務員用鎮江話交談，她們無一不捧腹大笑。一個從美國回來的帥哥，「少小無根老大尋，鄉音古樸兩鬢黑」。她們告訴我：「你說的話跟我家爹爹（爺爺）一樣的」。是啊，父母抗戰時就離開鎮江了，所以我說的鎮江話都還是抗戰前的鎮江話的詞彙。我從小填籍貫都是江蘇鎮江，雖然我從來沒在鎮江居住過，每次到鎮江我還是有一種真正的回到自己家的感覺。
如果說我的鎮江話是爺爺輩的，那我的上海話就是老子輩的。我一九六九年離開上海，迄今已四十餘載，每次回家探親都聽到一些新的詞彙。如「掏漿糊」就是一個萬金油動詞，敷衍了事是「掏漿糊」，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也是「掏漿糊」，比英語裡的「do」還厲害。計程車叫「叉頭」，大約是因為英語「Taxi」中有「X」之故。記得有一次與「叉頭」司機聊天，他一聽就知道我是老上海。何以也？因為我說錢是「銅鈿」。「那麼就是鈔票咯。」「先生，」那位司機笑了，「現在也不講鈔票了，現在銅鈿叫『分』，賺銅鈿叫『扒分』。」在一切向錢看的年代裡，用「扒分」來形容上海人賺錢時的那副「吃相」（嘴臉），實在是入木三分。
隨著年齡、學歷和閱歷的增長，自己的「檔次」提高，自信心足了，原來的方言自卑自然也就逐漸消除。回國探親時陪母親上街，非常驕傲地與母親說母語。店員聽見我們母子二人的「江北話」，那種不屑一顧的輕蔑難免形於色。想看一樣東西，店員先問「儂買勿？」「先看了才能買呀，」我用江北話答道。「格個物事貴來兮格，勿好隨便看格。儂鈔票先拿出來，我就把儂看。」我無奈之下只好把口袋中的人民幣、外匯兌換券和美元統統放在櫃檯上，順便用字正腔圓的上海話問她一句，「請問儂還有幾隻？」對了，順便提一下，上海方言中的量詞大多數用「只」，蘋果論「只」，顏色和式樣也論「只」。
我在上海有親、表兄弟姐妹若干人，他們本來都是會講母語鎮江話的。然而礙於面子，從來不講鎮江話，都是上海話，而且妄自菲薄，認為鎮江話不好聽，使我萬分不解。他們生在上海，長在上海，倒也還情有可原。就連我父母系的上一輩，凡生活在國內的，居然無一人講鎮江話，唯一願意跟我講鎮江話的，是1949年赴美留學，後來成了哥倫比亞大學終生教授的三叔。我想是因為我們倆都身在異國，方覺得鄉音分外親切。
方言歧視和自卑的例子舉不勝舉。我們家的一個親戚是清末的舉人，被一位巨賈延聘到蘇州去「處館」。因為先生是鎮江人，東家特意從揚州請了一位丫頭來照顧先生的飲食起居。先生在外生活枯燥無味，於是就把那位丫頭收房為侍妾，即我們現代人謂之「二奶」者也，只不過當時的二奶可以公開而已。那位丫頭頗有語言天賦，不久居然也說得一口流利的蘇州腔的上海話。先生是遺老，接受新生事物殊為不易，在蘇州多年，只學會了聽而不會說，用廣東話來形容就是「識聽唔識講」。後來先生攜二奶回鎮江探親，到我家作客。那位二奶與我祖父母交談時用揚州話，而與清末舉人的先生則用帶蘇州腔的上海話，先生只能用鎮江話對答，其尷尬窘迫自不必說。究其故，二奶的社會地位本來就很低微，又是揚州人，自卑是難免的。離家後見了市面長了見識，於是說幾句吳儂軟語，表示自己是從大地方來的，以滿足一種莫名奇妙的虛榮。
我大學畢業後到昆明教書，碰到一對幹部子女結成的夫妻。他們雖然都是土生土長的「銀（雲）南」人，雙方的父母也都不說普通話，卻硬要互相蹩一口普通話來表示他們高人一等。偏偏那位男的語言能力特別差，說一口標準的「馬普」，即昆明城裡人挖苦鄉下人，說是郊區馬街鎮的農學說普通話的官腔。我聽得都累，他們居然還樂此不彼。用雲南話來形容我的感覺，那「嗯（硬）是三天都不想米湯喝」。
另有一位親戚是南京人，三十來歲才到美國，幾年之後她居然一口咬定忘記了自己的母語。南京是六朝古都，有紫金山和長江，虎踞龍盤，風水極佳，頗有「金陵王氣」，是南京人有什麼可以自卑的呢？南京和鎮江一樣也在江南，可是對上海的那些以自以為是的小市民而言，南京話也是「江北話」。南京話的特點是「呢（N）」、「勒（L）」不分，甚至顛倒。我的那位既愛虛榮而又自卑的親戚愣是說：「出乃（來）好幾連（年），蘭（南）京話都忘呢（了）。」她在電話留言機裡的錄音更是絕唱：「Pnease neave your lame and lumber」，請牛（留）下你的「姓名」和「電話號碼」，變成了「瘸子」和「木材」。一個人居然自卑到了否認抵賴自己會說母語的程度，可是連呢、勒都沒搞清楚，還是「怒（露）餡」了。我想她離否認自己會說中國話只是一步之遙。
最好笑的是我的一位四川朋友。他口語天分並不高，卻堅持跟所有的人都說帶四川口音的普通話，就連遇到四川老鄉都絕不說一句家鄉話。權以為這是方言自卑吧？殊不知他也有方言驕傲的例外。他只跟世界上一個人說家鄉話，那就是他太太。大家一定以為他太太是四川人吧？錯了，他太太乃是地地道道的山東濟南人！實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曾多次勸他跟太太說普通話，他死也不肯。問他為什麼，他說不知道，習慣了。我只好猜想，當年他談戀愛時，生怕女友笑話他的普通話不標準，乾脆流利地講一口「小平同志」的四川話，倒也顯得像一個偉人。然而婚後再改四川普通話又礙於面子，於是就驕傲地跟山東太太講了幾十年的四川話。
在美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確實也碰到過不少有語言自卑的中國人，多數是第二代在美國出生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也有個別的第一代移民。他們不吃中國飯，不講中文，不屑與中國人為伍，是美國人所說的黃皮白心的香蕉。當然在美國的語言歧視和語言自卑涉及更多的問題，如種族、文化、宗教和價值觀念等若干差異，其中每一個問題都都夠寫幾本專著了，此處恕不討論。
竊以為方言自卑的根源在於缺乏自信。以政治家為例，毛澤東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時說的是湖南話，鄧小平則總是一口四川話。兒時曾看過內部發行的《金陵春夢》，書中描繪的蔣介石生氣時罵人的是「娘希匹」，這也許是醜化他，但是他講寧波話卻是不爭的事實。人們也許會模仿他們說話，但誰會因為他們說方言而歧視他們呢？即使心裡不服，也只能憋著，嘴上敢講麼？其實平民百姓亦如此，增強自信的唯一途徑就是自強。一個人只要自強不息，求學時不斷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修養，走上社會後努力工作，一旦學業和事業有成，自己的底氣足了，別人就不會因方言而歧視你，你自然也就不會為自己的方言而感到自卑了。
我並無方言歧視，因為我本身就是方言歧視的受害者。我也無意挖苦方言自卑者，更不會取笑人家學習推廣普通話的努力。我喜歡每一種方言，一有機會就想鸚鵡學舌，因為每一種方言都有一些其它方言無法表達的意思，其中之妙，只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不同方言背景的人到一起，當然應該講普通話。然而如果在生我育我的故鄉，或是在異地異國遇到同鄉，鄉音還是最親切的，母語自更不必言。即使有人因你的方言對你歧視，也不要與他們一般見識，因為只有無知的人才會以方言取人。大家抬起頭，挺起胸，驕傲地說自己的方言吧。
轉自《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