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2年07月11日讯】中国是个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即使在多数民族的汉人中也有多种方言，最主要的当然是以京腔为主的北方方言，即现在的普通话，海外华人称之为国语或官话。其他的主要方言还有以上海和苏州方言为主的吴越方言，从北方方言派生出来的西南（云贵川）方言，广东和香港的粤语，福建和台湾的闽南方言，湖南的湘方言和江西的赣方言。此外还有客家话、福州话、潮州话、温州话等次方言。
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文革时到吉林插队，在北大荒凡十三年，大学毕业后到昆明工作一年。八十年代初出国留学，现在美国当律师，因为工作需要，经常到香港、台湾等地出差。我从小就油嘴滑舌，喜欢摹仿各种方言，成人之后又走南闯北，浪迹天涯，学会了许多方言。
我喜欢东北方言中的歇后语和俏皮话，和吉林大学的老同学一起“嚼沫子”、“瞎掰唬”绝对是一乐。上海人在一起吃“小菜”、“咪老酒”、“吹牛皮”，听起来个个都是“门槛精得来”。苏州人用吴侬软语“寻相骂”则更是悦耳，嗲声嗲气的一句“杀千刀的”，比宁波人“讲闲话”好听得多。广东人则“食饭”必“饮汤先”，穿衣为“衫”，走路为“行”，真够古雅的。到四川的小吃店先吆喝一声“幺妹儿”，几个“龟儿子”坐下“摆龙门阵”，来几碗“酸辣小面”和“抄手”，当然都是要“红味的”，价钱特“相应”，“好巴实哦”。千禧年到台北出差十几次，正好赶上竞选总统，我闽南话懂得不多，印象最深的是助选的人群一起高呼“冻蒜！冻蒜！”（当选）。
中国的方言如此丰富多彩，然而竟有方言歧视，尤以上海人为最严重。我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祖籍镇江。我父母在抗战时从镇江逃难到重庆，胜利后一九四五年到上海。我母亲方言能力极差，在上海住了五十七年，居然连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说。上海人特别歧视苏北人，据说是因为原来有许多扬州人在上海从事“三把刀”的职业，即切菜刀、剃头刀和修脚刀。虽然镇江在长江以南，但是上海人听起来镇江话和扬州话一样，所以我们的上海邻居就骂我们是“江北猪猡”。1956年我们搬家，小舅舅从南京到上海来，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我们的新家，何以也？他从弄堂口顺着一溜“江北猪猡”的粉笔字就找到我们家门口。对一个小孩子来说，那可是奇耻大辱。我当时非常气愤，也很自卑，生怕同学到家里来听见母亲讲话。说来我母系的丁家在镇江也是出名的书香门第，母亲的叔高祖和叔曾祖丁绍周、丁立钧和丁立干两代三人进京赶考，居然同时中进士，点翰林（相当于如今的院士），在镇江传为美谈。母亲的堂叔丁瑗是废除科举后民国首届全国文官考试的最优等第一名，相当于状元。而骂我们“江北猪猡”的邻居，多为宁波附近的乡下人，夹着一把油布伞，背一个小包袱，到上海来“学生意”，后来有了点小钱便成了“小业主”，连小资本家都算不上，凭什么看不起我们家？此外，我家请了一位保姆照顾我们兄弟俩，她姓阮，是清朝宰相阮元的嫡系玄孙女。出嫁后因为丈夫抽鸦片，把家产都败光了，所以才屈尊到上海来帮佣。阮元是扬州人，我们的阿姨自然也是一口扬州话，因为扬州方言说“那里”是“那块”，所以邻居们就取笑她为“那块阿姨”。说来也好笑，阮阿姨小时候在家里享尽了荣华富贵，远非那些取笑她的邻居所能想像的。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除了会讲几句上海话之外，论他们的家世，也许连去阮家帮佣都不够格，还有什么可以值得骄傲的呢？其实真正受过良好教育的上海人并不歧视我们，而那些骂“江北猪猡”最起劲的，恰恰是不学无术的小市民。
文革时到吉林插队落户，后来在长春工作、上大学，发现东北人也有方言歧视。小时候在上海被邻居骂“江北猪猡”，到东北又被人蔑称为“操，小上海”，实在让我哭笑不得。当然上海人也得负部分责任，老乡到一起，不管谁在场，开口就是上海话，旁边的东北人听不懂，难免要猜疑。是啊，东北人老张在旁边，一伙上海人叽里咕噜地聊天，老张一句都听不懂，只是每隔两三分钟听见他们说一次“老张”，说了好多次，无论他们说老张好话还是坏话，老张怎能不猜疑？时间长了，我开始注意，有别人在场，尽量少讲上海话。说来也惭愧，离开上海几十年，人家对我最高的表扬就是“你倒是不像上海人”。
在上海和东北都被歧视，觉得里外都不是人。我从小跟父母在家讲镇江话，所以只有镇江话才是我真正的“母语”（mother tongue），而上海话只能算是我的“出生地语”（native tongue）。记得一九八四年从美国带了一个旅游团回国，下榻在金山宾馆，觉得乡音无比亲切、悦耳，遂与前台及楼面上的服务员用镇江话交谈，她们无一不捧腹大笑。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帅哥，“少小无根老大寻，乡音古朴两鬓黑”。她们告诉我：“你说的话跟我家爹爹（爷爷）一样的”。是啊，父母抗战时就离开镇江了，所以我说的镇江话都还是抗战前的镇江话的词汇。我从小填籍贯都是江苏镇江，虽然我从来没在镇江居住过，每次到镇江我还是有一种真正的回到自己家的感觉。
如果说我的镇江话是爷爷辈的，那我的上海话就是老子辈的。我一九六九年离开上海，迄今已四十余载，每次回家探亲都听到一些新的词汇。如“掏浆糊”就是一个万金油动词，敷衍了事是“掏浆糊”，丈夫在外面有外遇也是“掏浆糊”，比英语里的“do”还厉害。计程车叫“叉头”，大约是因为英语“Taxi”中有“X”之故。记得有一次与“叉头”司机聊天，他一听就知道我是老上海。何以也？因为我说钱是“铜钿”。“那么就是钞票咯。”“先生，”那位司机笑了，“现在也不讲钞票了，现在铜钿叫‘分’，赚铜钿叫‘扒分’。”在一切向钱看的年代里，用“扒分”来形容上海人赚钱时的那副“吃相”（嘴脸），实在是入木三分。
随着年龄、学历和阅历的增长，自己的“档次”提高，自信心足了，原来的方言自卑自然也就逐渐消除。回国探亲时陪母亲上街，非常骄傲地与母亲说母语。店员听见我们母子二人的“江北话”，那种不屑一顾的轻蔑难免形于色。想看一样东西，店员先问“侬买勿？”“先看了才能买呀，”我用江北话答道。“格个物事贵来兮格，勿好随便看格。侬钞票先拿出来，我就把侬看。”我无奈之下只好把口袋中的人民币、外汇兑换券和美元统统放在柜台上，顺便用字正腔圆的上海话问她一句，“请问侬还有几只？”对了，顺便提一下，上海方言中的量词大多数用“只”，苹果论“只”，颜色和式样也论“只”。
我在上海有亲、表兄弟姐妹若干人，他们本来都是会讲母语镇江话的。然而碍于面子，从来不讲镇江话，都是上海话，而且妄自菲薄，认为镇江话不好听，使我万分不解。他们生在上海，长在上海，倒也还情有可原。就连我父母系的上一辈，凡生活在国内的，居然无一人讲镇江话，唯一愿意跟我讲镇江话的，是1949年赴美留学，后来成了哥伦比亚大学终生教授的三叔。我想是因为我们俩都身在异国，方觉得乡音分外亲切。
方言歧视和自卑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家的一个亲戚是清末的举人，被一位巨贾延聘到苏州去“处馆”。因为先生是镇江人，东家特意从扬州请了一位丫头来照顾先生的饮食起居。先生在外生活枯燥无味，于是就把那位丫头收房为侍妾，即我们现代人谓之“二奶”者也，只不过当时的二奶可以公开而已。那位丫头颇有语言天赋，不久居然也说得一口流利的苏州腔的上海话。先生是遗老，接受新生事物殊为不易，在苏州多年，只学会了听而不会说，用广东话来形容就是“识听唔识讲”。后来先生携二奶回镇江探亲，到我家作客。那位二奶与我祖父母交谈时用扬州话，而与清末举人的先生则用带苏州腔的上海话，先生只能用镇江话对答，其尴尬窘迫自不必说。究其故，二奶的社会地位本来就很低微，又是扬州人，自卑是难免的。离家后见了市面长了见识，于是说几句吴侬软语，表示自己是从大地方来的，以满足一种莫名奇妙的虚荣。
我大学毕业后到昆明教书，碰到一对干部子女结成的夫妻。他们虽然都是土生土长的“银（云）南”人，双方的父母也都不说普通话，却硬要互相蹩一口普通话来表示他们高人一等。偏偏那位男的语言能力特别差，说一口标准的“马普”，即昆明城里人挖苦乡下人，说是郊区马街镇的农学说普通话的官腔。我听得都累，他们居然还乐此不彼。用云南话来形容我的感觉，那“嗯（硬）是三天都不想米汤喝”。
另有一位亲戚是南京人，三十来岁才到美国，几年之后她居然一口咬定忘记了自己的母语。南京是六朝古都，有紫金山和长江，虎踞龙盘，风水极佳，颇有“金陵王气”，是南京人有什么可以自卑的呢？南京和镇江一样也在江南，可是对上海的那些以自以为是的小市民而言，南京话也是“江北话”。南京话的特点是“呢（N）”、“勒（L）”不分，甚至颠倒。我的那位既爱虚荣而又自卑的亲戚愣是说：“出乃（来）好几连（年），兰（南）京话都忘呢（了）。”她在电话留言机里的录音更是绝唱：“Pnease neave your lame and lumber”，请牛（留）下你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变成了“瘸子”和“木材”。一个人居然自卑到了否认抵赖自己会说母语的程度，可是连呢、勒都没搞清楚，还是“怒（露）馅”了。我想她离否认自己会说中国话只是一步之遥。
最好笑的是我的一位四川朋友。他口语天分并不高，却坚持跟所有的人都说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就连遇到四川老乡都绝不说一句家乡话。权以为这是方言自卑吧？殊不知他也有方言骄傲的例外。他只跟世界上一个人说家乡话，那就是他太太。大家一定以为他太太是四川人吧？错了，他太太乃是地地道道的山东济南人！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我曾多次劝他跟太太说普通话，他死也不肯。问他为什么，他说不知道，习惯了。我只好猜想，当年他谈恋爱时，生怕女友笑话他的普通话不标准，干脆流利地讲一口“小平同志”的四川话，倒也显得像一个伟人。然而婚后再改四川普通话又碍于面子，于是就骄傲地跟山东太太讲了几十年的四川话。
在美国生活了二十多年，确实也碰到过不少有语言自卑的中国人，多数是第二代在美国出生的“ABC”（American Born Chinese），也有个别的第一代移民。他们不吃中国饭，不讲中文，不屑与中国人为伍，是美国人所说的黄皮白心的香蕉。当然在美国的语言歧视和语言自卑涉及更多的问题，如种族、文化、宗教和价值观念等若干差异，其中每一个问题都都够写几本专著了，此处恕不讨论。
窃以为方言自卑的根源在于缺乏自信。以政治家为例，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说的是湖南话，邓小平则总是一口四川话。儿时曾看过内部发行的《金陵春梦》，书中描绘的蒋介石生气时骂人的是“娘希匹”，这也许是丑化他，但是他讲宁波话却是不争的事实。人们也许会模仿他们说话，但谁会因为他们说方言而歧视他们呢？即使心里不服，也只能憋着，嘴上敢讲么？其实平民百姓亦如此，增强自信的唯一途径就是自强。一个人只要自强不息，求学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和修养，走上社会后努力工作，一旦学业和事业有成，自己的底气足了，别人就不会因方言而歧视你，你自然也就不会为自己的方言而感到自卑了。
我并无方言歧视，因为我本身就是方言歧视的受害者。我也无意挖苦方言自卑者，更不会取笑人家学习推广普通话的努力。我喜欢每一种方言，一有机会就想鹦鹉学舌，因为每一种方言都有一些其它方言无法表达的意思，其中之妙，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不同方言背景的人到一起，当然应该讲普通话。然而如果在生我育我的故乡，或是在异地异国遇到同乡，乡音还是最亲切的，母语自更不必言。即使有人因你的方言对你歧视，也不要与他们一般见识，因为只有无知的人才会以方言取人。大家抬起头，挺起胸，骄傲地说自己的方言吧。
转自《新浪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