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2年08月20日訊】「不要官、不要命、不要錢。」是《明史》記載明萬曆年間的百姓對右僉都御史鐘化民的稱頌。
鐘化民，明萬曆八年中進士，任福建惠安知縣，到任後他清丈田畝，去浮額若干頃，審核徭役，減虛丁2萬人，減輕百姓負擔；凡發現豪門權貴侵民害民，必繩之以法。百姓安心生產，稻糧豐收。御史安九域到福建巡視，所至之處無不歉收，唯有惠安豐盈，百姓俱稱頌鐘公廉明勤政，稱之為「青天」。
惠安城內交通樞紐洛陽橋被大水沖坍，過往行人只得擺渡過河，船少人多，常有人溺水，鐘化民召集富戶籌錢，商人農工出力，自己不但捐俸，而且帶了衙門人員親自到工地勞動，抬石挑土。歷時年餘，洛陽橋重建，造福百姓。鐘化民的德行被舉薦朝庭，調他到樂平任職，惠安數萬百姓向朝庭挽留未果，於是夾道歡送鐘化民。
樂平是有名的難治之縣，他仔細考察民情，認為癥結在於前幾任官員貪贓，執法不公，激起眾怒。他精心清理積案，深入調查，秉公執法，有些有靠山的複雜的積案，他頂著風浪，不顧險阻地去澄清、翻案。百姓稱他是不要官、不要命、不要錢的「鐘青天」，樂平人還將他所辦的案例編成《洗冤錄》傳世，連外縣百姓有冤情都趕到樂平來申告，求「鐘青天」為他們申冤。
以後，他升任山西道御史，他出視陝西茶馬。當時，朝廷禁止販馬出境。鐘化民認為：「邊塞土寒，賴養馬為業，今慮擅自出境，竟嚴加禁限。民間養殖、境內貿易皆廢，公私緩急俱失資助。」當請准越境販賣；早時，寧夏年撥軍餉萬金，買米27,000石，為管事者所侵吞，轉嫁於百姓，向百姓濫徵，鐘化民請求「公墾田收入粟糧抵補，永停徵派」，均一一獲得朝廷批准。
他巡視山東，發現山東大旱，官府仍徵稅捕人，他重查辦官員，釋放冤者，並免賦役。為緊急救災他先放賑糧後申報。結果被權貴彈劾降調。
萬曆22年，河南大饑荒，餓死者遍地，已升任都御史的鐘化民受命前往放糧救災。他單騎遍訪災區，慰問災民。他申請朝庭從國庫撥30萬金，留漕糧10萬石濟賑。並火速通告各地廢止高價糶米禁令，以聚集商品米；設立粥廠賑濟災民；他組織掩埋暴屍遺骨；組織醫療疫病，並號召和安置流民還鄉，重建家園。結果盜匪斂跡，民心安定，恢復生產，河南大治，民作《救荒圖說》。鐘化民得帝褒揚，提為太常少卿。
萬曆24年，南陽礦工與夾河人起事，鐘化民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上疏力爭免徵礦稅。不久，他終因積勞成疾而逝，朝廷賜謚「忠惠」。百姓失聲痛哭，哀悼「鐘青天」。家鄉父老為紀念他，在當時的杭郡為他建祠於西湖裡蘇堤跨虹橋左堍。
觀鐘化民的為官生平，其為民請命、恪於職守、清正廉潔的高尚品質實令人歎服，感慨之餘，不禁要問：如此品德的官員在中國古代是怎麼成就的呢？
鐘化民由考取進士而被朝廷任命為地方父母官的。古代進士科考的內容主要就是儒家經典。儒家經典始自孔子治的六經，即《詩經》《尚書》《禮記》《樂經》《周易》《春秋》。其中詩書禮樂又稱古之四教，是古時的教科書。儒家人文精神重道德教化，借助詩書禮樂等形象化的形式，潛移默化的使道德理念深入人心。《詩經》教以言語文學，《尚書》教以政事，《禮記》教以宗法綱紀、君子修養；《易經》《春秋》教以道義、是非、智慧。即《詩經》教言聖人之志，《尚書》教行聖人之事，《禮記》規定聖人之行，《樂經》乃和聖人言，《春秋》乃聖人微言大義。孔子重視六經是因為他看到了六經中蘊涵的先王之道，他一生堅定不移地追求真理，弘道崇德，倡導以道德規範人的思想和行為，鼓勵人修身、知人、知天、成聖，他的學說對後世影響深遠。正因為古人推崇這樣的聖人教育，並籍此考取功名為官，當然就有古之為政者以仁為基礎，愛民、富民、寬民，愛民貫穿始終的德行彰顯了。
儒家強調崇仁尚禮，「仁義禮智信」是士大夫心中的道德標準，深諳「人心不仁，天心不佑」的天地之理，「仁者愛人」「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使自覺履行道德原則成為得志大儒「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仕途。就如鐘化民的「三不要」，對豪門權貴的威逼可以「不要官」，天地可鑑；對黑惡勢力可以「不要命」，逞惡揚善；對行賄者「不要錢」，持正守節。身為百姓的父母官，賦天性就是愛民如子，天職就是造福民生。鐘化民體嘗民情，為民請命；不畏達官權貴，敢於為民昭雪冤假錯案，寧死不足惜，實踐著為官要站在百姓的立場上，瞭解民心，順應民意，與民同憂樂，愛惜民力，取信於民的道德操守，公道自在人心，歷史都有記載。
歷史承載著中華五千年朝代的更迭與文化的承傳，其中記錄的功失是非、善惡好壞，積澱著中華民族的智慧。讀史，越發感到中國正統文化與信仰的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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