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紀(356)

笫三節：被暴政摧毀的「家」再組合後(1)

當火車緩緩開動時，車輪撞擊鐵軌發出有節奏的響聲，將我疲憊的神經鬆弛下來，我拉開車窗，任疾風吹拂我的頭。遠處田野在茫茫暮色中越來越摸糊，我好像身不由已的飄了起來，飄離火車，在茫茫一片中，漫無目的向前游去。

乍然間來到一處白霧茫茫的森林之中，從那望不見的深處，傳來了一陣老女人鳴咽聲，循聲奔去，漸漸地從白霧繚繞中見到一處隱約的茅草房，那哭聲便是從那茅草房裡面傳出來的，便好奇的推門而進，才看到半昏的屋裡，一個白髮滿頭的老太太，背朝著門坐在一個小木凳上哭泣。

我正躊躇著站在門口不知所措，不料她卻已經轉過頭來，然而她那披頭散髮，老淚縱橫的樣子，使我無法在暗淡之中看清她的臉。正傍徨時，她卻站了起來，向我撲過來，並喊道：「兒啊！你怎麼不認識我了呢？你走了這麼長的時間，怎麼連信也不寫一封，害得我天天哭，眼睛都哭瞎了。」

我連忙接過她伸向我的手仔細地端望，她的眼睛已經瞎了，而那臉頰右側的額頭上一個米粒般大小的黑痣，是我母親的標誌。看那面容蒼老得比我當年的外婆還蒼老，尤其是那雙被淚水和眼屎粘成的眼睛同外婆幾乎沒有兩樣，真沒想到這二十三年竟把她變了這般樣子。

認定後，我在她面前撲通一聲跪倒，連連磕頭，喊道：「不孝兒讓老母如此折磨，望母親賜罪」。那老人忙用顫抖的雙手，扶我站起來。想不到同母親一別二十三年卻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相逢，正擁抱著相泣，哭聲振動曠野。

忽然門外有人大喝道：「好大膽的孔令平，我們抓你好多天了，今天果然不出我們所料，你在這裡同你頑固不化的母親在一起，你這傢伙二十年來從無反悔的念頭，今天竟敢私自越獄，還不趕快同我們一起回鹽源伏法？」

我聞聲趕緊回過身去，認得來人正是六隊的何慶雲和鄧陽光兩人，正想開口反駁，一付冰涼的手銬已經套在我的手頸上了，我被兩個兇惡的獄吏拉扯著走出茅屋，拚命地掙扎著。

此時回頭去望，那老母和茅屋已消失得無影無蹤。我驚叫了一聲，猛然醒來，卻是南柯惡夢。

我坐旁的車窗已被鄰近坐位上的旅客關上，車廂裡電燈倒很亮，肚子裡感到飢餓。正好裝滿晚餐的小車被服務員推了過來。我買了一口袋的白面饅頭和一包榨菜，就車上的開水吃起了晚餐。

鄰近的幾位看樣子好像是出差的，見他們已經取出一個折疊好的小木板，打開以後，是一張一米見方的牌桌。架在兩排座椅的中間後，取出一包麻將倒在那小桌上，希里嘩拉的打起了麻將。

車廂裡附近坐位上的幾個人都圍上來。一時間吆喝聲、挫麻將的聲音混成一片，我心中感到厭煩。於是獨自起身，走到本節車廂後面的坐位上去。

大難過去，原來的家人大多已失散亡故，被破壞的家根本無法修復。生還的人們便在相似命運的人中，力求重新組合成一個新家。

離開鹽源前母親來信，要我回重慶時，回到北碚前，先去九龍坡區的李家沱我的「妹妹」家裡住兩天，再由她安排回到北碚蔡家場。

所以我到重慶下火車沒有在菜元壩，而是提前在九龍坡車站下車。說來，這是母親又一段傷心事：——

1972年，孤苦無告的母親因縫製過冬的棉衣，被蔡家醫院的「革命群眾」誣為偷了醫院的棉花和布，鬥爭了一場，還挨了一頓毒打，本來就因失去僅有的小兒子，已萬念俱灰的母親，在挨打的當晚去蔡家的一口池塘自殺，被醫院一位職工的母親救阻。

第二天附近一家名叫胡德明的農村婦女，因可憐母親的遭遇，將自己僅七歲的女兒抱給了她認作義女，後來還為母親物色了一個老伴，善良的蔡家場農民為母親作此安排，既可相伴母親的晚年，又可以在被人欺侮時，有一個保護她的人。

小女兒的生父，因信奉一貫道，而被下獄勞改，刑滿後便一直在德陽九五工廠就業，另一個與他同一工廠的就業人員鍾治淵，曾是母親在抗戰時期辦學的二十五兵工廠的一個學工，原本就認識母親。

有一次兩人一齊到了蔡家場，經過胡德明的介紹和撮合，1975年母親與鍾治淵結成老伴，鍾老伯的女兒黃雪梅，當時就在李家沱的重慶國棉六廠做擋紗工，於是商定好，我回重慶後，先去雪梅家裡，以認同一個重新組成的家。

按照母親的安排，當火車過了小南海以後，緩緩馳抵九龍坡時，我懷著陌生而悵惘的心情，挑著行李下了車，踏上了這片陌生的「故土」。

李家沱與南坪相隔不遠，1949年，父親就任中央政校重慶分校校長時，我們就住在南溫泉，雖然李家沱僅隔南泉不到十里地，但因當年居住短暫，我從來沒到李家沱街上去過，沒有一點它的印象。(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