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11月11日訊】一、官本位的等級制度
中國實行經濟改革三十年，由於沒有同時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所以市場經濟的發展不但沒有削弱官本位的封建等級制度以及計劃經濟時期等級制，反而不斷地強化著「君臣尊卑」的傳統觀念。與封建制度的「幾品官」相比，現在只是稱呼上有所改變，將封建制度的品級制改稱為「縣處級」、「地廳級」、「省部級」等等。等級制度在改革開放前還只是在「黨政機關幹部」中實行，現在卻已延伸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除民營企業外，舉凡學校、醫院、國企、銀行、科研院所、社會團體、民主黨派、甚至道觀佛寺等一切社會組織裡的負責人都被劃定了相應的等級，不僅按其等級領取工資、同時也享有不同的福利待遇。一切官員都按級別定有嚴格的座次順序和不可逾越的排名及待遇。幹部可以聽甚麼報告，看甚麼檔案，是否享受專機專列、公館別墅、秘書警衛、廚師保姆等服務，全看他的官位級別的高低。因此級別高的幹部由於佔有更大的人力、財力等社會資源，所以就自認為與凡人不同，從而可以傲視下級和民眾，過著特權的奢華生活。
二、黑箱化的財政制度
發達國家的錢袋子是掌握在議會的手中，官員每花一分錢都要經過議會的批准。而中國的財政是官員化、隨意化、秘密化的財政，一切支出由官員說了算。所以必革開放30年來，中國政府的行政開支增加了100多倍。據有關調研報告：全國黨政機關係統違規違紀、挪用侵佔、公款吃喝、休假旅遊、出境出國、送禮和濫發獎金福利，從2006年至今每年都已突破2萬億元，相當於每年全國財政收入的50%。江蘇、浙江、上海、山東、廣東五省市的黨政國家機關係統公款吃喝、旅遊、境外觀光、進修、讀書、送禮、超規格發放福利獎金、補貼等均已突破1,000億元，遺憾地是官方至今不敢向民眾公佈實際數據。
三、權貴化的國企制度
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導，中國億萬富翁3,220人，其中2,932人即超過90%是高幹子弟；在金融、外貿、地產、能源、軍工等5個最重要的工業領域，約有85%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幹子女的手中。據有關資料統計，僅海外高幹子女親屬經營的中國進出口貿易每年就達1千多億美元，海外定居的高幹親屬超過100萬人，其中高幹配偶或子女有20多萬人。特權壟斷造成國家和全民利益的損失，如國有商業銀行以遠低於市場價格把股份賤賣給外資，僅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中國建設銀行、中國交通銀行4家銀行因為賤賣損失就超過7,500億元。僅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移動、中國聯通4家國有公司每年在海外分紅就超過1,000億美元。這些銀行和公司的盈利完全是來自對國內消費者的掠奪，憑著其壟斷地位抬高資源價格或高額收費等，然後把利潤送給外國人。
四、不公平的社保制度
目前，中國的醫療分成幾類，公務員享受財政撥款的公費醫療，部份職工是個人帳戶加社會統籌，另外一些職工和居民購買商業保險，農民參加合作醫療。據第三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結果，城市居民中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的占21%，農村有53%的人沒有任何醫療保險。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的農民工大病醫療保險試點，也只覆蓋了10%的農民工。在中西部地區，由於看不起病，住不起院，有病等死的人占60%。一方面是老百姓看不起病，另一方面離退休高幹卻長年佔據40多萬套高幹病房，一年開支就達500多億元，再加上在職幹部療養，國家每年花費約2,200億元。官員們按照級別享受相應的待遇直到死亡，不論是否在職其醫療待遇一律不變。因此，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的官員們的公費醫療已佔去了全國財政衛生開支的70%。中國衛生的公平性在世界191個國家和地區中排名倒數第四！
五、役民化的司法制度
警察絕大多數是好人，警察和司法的特權源於缺乏民主監督的體制。哈爾濱市區電子監控設備發現，警車闖紅燈月均近1,200次。某縣動用警察拆遷，動不動就把村民拘留，站在一旁的村民劉振中說了一句「這趕上土匪了！」於是被警察四處搜捕，其妻、父、叔、兄弟媳婦皆受牽連都被送進監獄。某警察甚至說：「我們吃的就是這碗飯，開的就是這種店，打人是家常便飯」。「我打你是執行公務，你還手是妨礙執行公務」。
六、歧視性的戶籍制度
戶籍制度造成了城市人的特權化和農村人的底層化。1999年北京市勞動局出台了2000年本市允許和限制外來工的職業範圍，限制外來工的行業8個，職業、工種103個。南京上百萬農民工5年中只有5人成功落戶在南京，不到百萬分之一。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調查顯示，34.28%的在京流動兒童為北京土生土長，20.82%的兒童不能及時接受教育。中國高等教育的城鄉學生比從改革開放初的3：7降變為7：3。
七、特權化的教育制度
小學生個個比誰家父母的官大；大官的孩子被老師悉心照料，當上班幹部；課堂上宣講的往往是尊敬領導、服從權力。某市文化旅遊節逢雨，領導們都有人給打傘觀禮，而學生們個個立在雨中，渾身濕透。在河北省科技活動週開幕式上，一名小學生耐不住持續兩小時的烈日炙烤，當場中暑昏倒。1994年12月8日的克拉瑪依，當大火突襲的時候，有人高喊著：「同學們不要擠，讓領導先走！」結果，克市領導、教委領導幾十人都成功逃生，沒有一人死亡，而288名學生葬身火海。中國的高等院校也處處滲透權力，國辦、部辦和省辦、民辦的高校都分三六九等，建國以來，北大物理系培養出的22位院士，不當官的僅有4位。高考分數線的歧視規則也長期造成了地區特權、城市特權以及考生人格上的不平等。眾所周知，恢復高考20多年來，北京的高招錄取分數線始終大大低於其他省份，相差最高的多達160多分，在其他省份只能上普通本科的分數，在北京竟能入讀北大和清華！
八、無雜音的文化制度
由於電台、電視台、新聞和出版業的壟斷、特權，以及不允許出現有悖社會穩定的「雜音」，不敢報導真實消息，不敢追蹤社會問題，不敢深入挖掘新聞內幕，在社會文化領域始終堅持弘揚「主旋律」。國民關注的8億農民中的2億農民工、3億多低生活水準者、4,000萬失地農民、2,000萬農村留守兒童、6,000萬殘疾人、1.2億乙肝病毒攜帶者、上百萬愛滋病患者等社會問題在媒體上統統不見蹤影。
綜上所述，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急待實施，具體措施為：
一、應當取消社會團體、民主黨派、學校、醫院、文化體育科研事業單位負責人的行政等級；除退休的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總理等少數人之外，取消所有省部級以下幹部在職或離休後的公款福利特權；
二、應當建立科學化、規範化、公開化、民主化的公共財政體制，一切支出改由各級人大決定，並向國民公開；
三、打破石油、電力、電信、金融、保險、證券、外貿、煙草、糧食、地產、大型工程、農用生產資料、有色金屬、民航、鐵路、安全等領域的國企壟斷。國家參與其分紅，提高其稅賦標準，引入競爭主體，形成市場化的多元競爭格局；
四、廢除歧視性的戶籍制度，建立身份證電子管理系統，將沉澱在當地的戶籍資料、人事檔案、個人及家庭收入納稅、繳納保險情況，信用、守法記錄等等納入全國統一的身份證號碼查詢系統中；廢除高考分數線的歧視；
五、建立必要的司法獨立制度，讓司法、反貪、審計、監察、信訪等部門獨立於行政，並接受社會的監督；
六、立法嚴禁在招工、教育、醫療、住房、自由遷徙、失業保障、養老保險等方面歧視任何一部份國民；
七、取消財政對機關幼兒園、機關小學、重點中小學等的傾斜投資政策，促進學校的均衡發展，實現教育公平；規定一切城市不得限制外來工的職業範圍，不得拒收或者高價接受打工子弟入學；規定行政人員、官員不得參與教授、院士等的職稱評定；
八、制定《新聞法》，取消對電台、電視台、新聞出版業的壟斷，允許民營媒體參與競爭，政府只需對其業務、內容進行規範；
總之，逐步建立憲政民主、以及公民監督、司法監督、媒體監督的制度；把各級人大變成真正的權力機關，實現人民代表的專職化、專業化和自由選舉。人民代表擁有罷免彈劾官員、決定財政預算決算、進行重大決策的權利；讓司法、反貪、審計、監察、信訪等部門獨立於行政；對弱勢群體進行有效的權利救濟、司法救濟，讓媒體從各級官員的喉舌變為人民群眾的喉舌，中國才能進步，才能實現小康社會，才能成為真正的現代文明的國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