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維光: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中)

——紀念《九評》發表八週年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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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3年03月13日訊】文章提要:
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對此本文首先從西方學者的看法描述了「文化中國」指的是甚麼,然後從近代國家觀念的變化,也就是中國在西化、全球化過程中從「文化中國」發展到政治國家,最後到黨國;西方從宗教國家發展到近代國家,政治國家,這兩條線索提出對「文化中國」的重新思索,以及對於近代國家為人類帶來的問題的質疑。

全文共分五部份:一.曾經有一個「文化中國」;二.何為「文化中國」;三.從「文化中國」到「政治中國」,「黨國」的發展變遷;四.對近代「政治國家」的辨析;五.文化中國與宗教國家、近代國家的區別。(續上期)

三.從「文化中國」到「政治中國」,「黨國」的發展變遷

「文化中國」對我們這幾代人來說雖然是陌生的,要重新加以發現和認識,但是對於一百年前,或者說半個世紀前的中國學者和思想家們來說,卻不僅不是陌生的,而且根本就是在他們血液中的內容。

「文化中國」在最近一百年來全盤西化過程中遭到致命的碰撞,最後在極端片面的西化中徹底遭到毀滅。要瞭解這個毀滅,就要先瞭解西方社會在國家問題上的演變,以及《九評》總結描述的百年來的中國歷史。

1.從宗教國家到政治國家

要瞭解全球化、西化在國家問題上給中國,乃至人類社會帶來的變化,就要首先瞭解西方在國家問題上的發展變化。在古希臘後中世紀前西方的國家形式可以說是由基督教所決定的。宗教被用於世俗過程中,基督教教義和思想,及其教會不僅決定了國家的形式、權力的承襲和行使,而且決定了社會的結構。教會、教士佔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被教會決定的社會各群體的等級和組成是固定的,不能夠變更和超越。因此可以稱這一時期的國家是宗教國家。

由於只有教會和教士能夠代表神旨,為此這嚴重地禁錮了社會和個人的自由,限制了貴族,以及後來發跡的商人們的權利和利益。近代歷史的開始正是基於要求王室貴族,以及普通個人都有權直接從上帝那裏獲得感知,而不必經過教會和教士,要求教會和教士們從世俗的生活中退出去而產生的。因此可以說近代是一種宗教退出的過程。但是,這個宗教退出,卻不是從人們的生活中,從社會文化中退出,而是從國家和權力中退出。

這個退出在最初的表現形式是個人的覺醒,哲學不再作為宗教的婢女,藝術和科學重新返回希臘時代的探究的一種文藝復興。國家解除宗教化的努力則表現在,從馬基雅維利開始探索的近代國家觀念認為,國家不是上帝的創造物,不應該屈服於教會基督教及其教會。他們認為國家是自然的產物,如此產生了契約論、人民主權、統治者的統治權,以及自然法和天賦人權的思想。這種把國家純粹客觀化,對像化的結果造成了近代國家的政治化。甚至可以說權力化,國家變成只是一個權力建構。

我們應該看到,直到中世紀,歐洲的「國家」沒有近代國家所擁有的那種統治權力。它的權力受到封建領主、教會等各種限制。其後,在與教會和領主的鬥爭中國家擁有了更多的主權,而且擴大了各種職能,這個演變才使得國家成為近代國家。

政治國家可以說是近代國家觀念的特點。它是一個無所不在的政治權力。為此,這個權力建構從誕生,還在襁褓中時就受到思想家們的質疑。他們認為,一個社會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如何限制國家的權力問題。

到目前為止,對此的探究告訴我們,正如丘吉爾等人所說,民主制,多黨制不是好制度,可在目前人們所知的國家形式中沒有更好的替代它的形式。而對此人們可以明確地得出的結論則是,一黨制是人類社會迄今為止最壞的制度。至於它為甚麼比古希臘、羅馬的暴君、僭主,獨裁者,比中國的秦始皇、隋煬帝還要壞,人們對於希特勒納粹和共產黨的罪行的研究和反省已經為我們提供了汗牛充棟的資料。

2.從文化中國到政治中國

對於西方來說是從宗教國家演變發展到政治國家,但是對於中國來說卻是「文化中國」的毀滅,「政治中國」的產生和發展。這樣一個崩潰毀滅過程,對於其後幾代人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但是對於那些出生在「文化中國」中的前輩賢者們卻有著刻骨銘心的體會。

一百年前之所以有中西問題的討論和爭論,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就是因為那一代人深深地看到中國文化傳統及其基礎與西方的根本不同。其實這是一個極其簡單的問題,因為實際上大家知道「體」就是「體」,是無法改變的實在。所以是否「中學為體」本來是一個不能討論的前提。只有「用」還是「不用」,「用甚麼」和「不用甚麼」是可以討論的問題。這就如一個中國人踢足球、練體操,就是中國人之「體」,從事西方運動。無論他如何努力,中國人,黃種人先天的各種體質特徵都會存在,都不可能因此而變得和西人完全一樣。從「體」上接近的方法唯一可行的就是一代代地雜交下去。但是雜交的結果是黃種人走向白種,還是白種人走向了黃種,這是無法定義的。我們可以肯定的只能是有色人種多了。
從「文化中國」到「政治中國」毀滅的東西就是我們在何謂文化中國中談到的那些特點。從「文化中國」到「政治中國」帶來的東西就是一個國家的徹底政治化,如果說民主化的政治化還可以給不同的思想和信仰一定的空間,那麼極端化了的「一黨化」,或者說「黨國化」則將徹底粉碎一切其它的文化。

在這一發展上,兩類典型的例子說明了文化中國的毀滅。

一個是百年前,辛亥革命滿清王朝結束後,梁漱溟的父親梁濟先生和王國維先生的自盡。他們以身告誡世人自己與「文化中國」同歸。深掘梁濟和王國維兩位漢人知識精英殉滿族統治之清,無論從哪方面都可謂我們前文所言「文化」之於中國超越種族、地域和政治的典型例子。

文化中國中的「文化人」對於辛亥革命後「政治國家」帶來的威脅是敏感的,尤其是那種「政治國家」的極端化,「黨國化」。這第二類例子就是陳寅恪和吳宓在國民黨的北伐軍將要到達北平的時候的憂慮。在黨國文化還沒有到來的時候,還沒有取得統治的時候他們就感到了威脅,而相約不入黨,甚至準備最後退出大學等學術機構。

從文化中國到政治中國的還有第三個說明,這就是孫中山三民主義中把「訓政」作為一個歷史階段。這也充分說明這個「政治國家」不是中國的。從來的西方國家的演變都沒有一個「訓政」階段,一個人為的訓導。辛亥革命後的所謂軍閥割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或許也不是完全負面的,它是一種傳統中國對於「政治中國」到來的一個最後的對抗。而北伐的結果則說明,是國民黨滅亡了文化中國,帶來了政治中國。而在其後的歷史發展則是共產黨帶來了最極端化的政治國家——黨國。

3.從政治國家到極權主義的黨國

黨國是近代國家的一種極端化結果,一種癌變。二十世紀的世界大戰,兩個極權主義給人類帶來的災難,一億以上的人死亡,就是這種癌變的結果。

從宗教國家發展出來的現代政治國家的特點是脫離了國家與真理、宗教信仰及文化的關係。近代國家的這個特點使得它擺脫了國家及其權力的絕對化。它假設人所組成的社會與國家是一種自然的需要,一種契約關係,並且在這個基礎上形成了一種權力結構和關係。三權分立,議會制,民主選舉就是在這種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國家形式。然而,西方在十九世紀後,由於新的社會群體與舊有的社會結構的矛盾,由於經濟危機,在脫離了舊的宗教的合法性基礎後在新的自然法等基礎上產生的民族國家之間的利益衝突等問題尖銳起來,這使得一些人和群體把解決社會矛盾,經濟問題的希望重新和國家權力聯繫在一起。他們相信通過政治手段和經濟措施能夠實現對於世界和人類的拯救。為此就把近代國家再次和一種意識形態化聯繫在一起,並且把權力和經濟手段絕對化。這樣,一個黨、一個派別、一個政府成了真理的化身,拯救者。近代國家的這種絕對化就形成了一種極端化的形式——黨國。

本來這種黨國化的結果並非是中國歷史的結果,而是西方歷史的結果。因為只有在二元論的思想方法的基礎上,才會有這種一元化的絕對傾向,才會有那種民眾對於權力和國家的絕對服從和崇拜,而中國沒有這種二元的思想基礎及意識形態。或許正因為此,孫中山感到了這個近代國家形式的思想需要。他在辛亥革命後,最初把近代國家引入中國時,由於在中國沒有它原來所有的文化精神土壤而發生了很多問題。為此,他為第三世界,沒有西方文化傳統的地區的國家現代化過程在提出了訓政階段的同時。為了迅速有效同時提出了一個意識形態,三民主義。儘管三民主義或許自身在政治上沒有那麼絕對僵硬,然而嚴重的是,這其實就為共產主義這個典型的西方的意識形態進入中國創造了存在發展的空氣和土壤。

百年前,中國從「文化國家」走向「近代國家」是一種現代化、西化,全球化的結果。而在辛亥革命後的這個西化的過程中,中國更為不幸卻是走向的是一條「極端片面」的西化道路,一個癌變的西化道路,一個西方人自己也一直警惕抵制的道路——黨國之路,國家權力的極端化、絕對化。

十九世紀末期後傳統的文化中國走向衰亡,二十世紀初期中國開始走向近代國家之路,一九一一年創建了第一個近代共和國,但是到一九四九年,中國則完全步入了黨國,成為一個比西方還要純粹的極權主義國家。

在同樣的西方文化基礎上進行比較,我們會看到,近代政治國家與黨國,極權主義國家有著根本的區別。在宗教退出去的近代國家中政黨代表的或者是某一群體的利益,或者是某一種政策觀點,已經不是真理的代表者。只有共產黨和國家社會主義黨——納粹,他們是代表真理的黨。而這就注定了這種黨的目的一定是黨國一體,社會的一元論,也就是極權主義化。

關於當代中國走向黨國之路,《九評》對於這段歷史有著準確、詳盡的記述和分析,這也正是導致作者寫作本文的原因,請讀者直接閱讀《九評》,作者在此不再重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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