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5月04日訊】註：原天津市司法警官學校教師王玉東，畢業於南開大學法學系。2007年5月10日晚被天津市公安局河西分局刑警以涉嫌故意殺人為由羈押，進行刑訊逼供，2010年3月18日無罪釋放。此文是作者當年被刑事迫供的親身經歷。
2006年11月經人介紹，我與死者史春英相識，交往共三四次。同年12月16日下午，史與我通電話讓我去找她，晚六時左右到其住處，未見到。等候約半小時回家。後發現此人不見。2007年5月10日，史的屍體被與其一起居住的兩名公司經理（其中一人與史姘居）在其住處陽台上發現，報警。
2007年5月10日晚河西分局刑警找到我，並隨他們來到河西分局。這些刑警（他們是誰我現在也不知道，只知道是刑警一大隊的）不按規定告知權利義務，不按規定「立即送看守所羈押」，而是將我控制在刑警隊進行刑訊逼供，採用全身固定，體罰，不讓睡覺（長達七天八夜），不給吃喝，侮辱，辱罵，威脅，誘導欺騙等各種方法不間斷進行訊問。在此期間形成了幾份所謂的「有罪供述」。
5月25日被延長拘留，強迫我簽在5月17日（如簽25日屬違法羈押，因向檢察院報捕，檢察院於5月22日提訊後未批，後重新報捕）。我一直被提訊到8月底。此後進入審查起訴等均不告知我。2008年3月初起訴（在此期間可能兩次退偵，未告知）。
三年來我歷經河西看守所、天津市第一看守所、天津市第二看守所，經歷了外人無法想像的痛苦，終日在威脅辱罵及死刑威脅下煎熬，身體被迫害得疾病纏身，滿頭白髮，精神遭到了巨大的折磨，被無罪釋放後至今仍終日生活在往日的驚懼之中。經濟受到了巨大的損失，朋友同事都遠離我而去，失去了工作中的各種機會，準備結婚的女友也已嫁作他人婦。我這一輩子再也無法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父母和家人遭受到巨大的壓力，父母原本健康的身體已失去勞動能力和生活能力，疾病纏身，精神已完全崩潰。
2010年我被無罪釋放後，開始了漫長的艱難的信訪之路。三年多以來，我跑遍了天津和北京的各相關部門，其均推脫或拒絕；郵件信函發了無數，都得不到任何回覆。相反有時甚至遭到蠻橫的威脅拒絕。
根據我的親身經歷、所見所聞，結合近年來媒體披露的很多冤假錯案，如趙作海，佘祥林，陳建陽，杜培武，張高輝叔侄等等，我發現這些冤案有一些共性存在：1、都經歷了嚴酷的各種各樣的刑訊逼供；2、在刑訊逼供下，普遍有或多或少的不完整的有罪供述；3、證據都沒有形成證據鏈條，或根本沒有證據；4、都被嚴重超期羈押；5、除個別案件如聶樹彬案外，基本都被判處死緩或以下刑罰；6、冤假錯案的被糾正基本依賴於偶然因素的出現，如真凶出現、被害人復活等等。我認為這一切都是因現行高度集權制度所以然。
王玉東
2013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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