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3年08月17日訊】四．讀《越戰兩年記》感想——歷史與現實
4.1
徐芳櫨先生到越南的時候是他軍旅生活的最後兩年，也是他人生中最成熟的時期，四十二歲到四十四歲，正是這個原因，徐芳櫨先生在處理二十世紀對於學界和政治界都是最困難的難題，共產黨問題的時候，他對越南問題的分析和結論竟然如此簡單明瞭、準確，竟然如此駕輕就熟。這其中的原因當然還在於徐先生在前二十年中接觸的都是共產黨問題，他已經有了豐富的經驗，這個對抗中共的經驗使他觀察越戰的時候頭腦清楚，能立即看清越共的任何言行後面的企圖。反過來，這個對於越戰越共的經驗，徐先生又把他帶回了台灣。他的總結能夠讓台灣社會，台灣政界、軍界能夠對於共產黨，中共究竟是怎麼回事有更深地瞭解。我相信，他在越戰的經驗同樣不會欺騙他以及台灣社會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瞭解。
二〇一一年我再見徐先生的時候，在他已經多次到過大陸，受過共產黨的優厚招待的時候，即便在這樣的時候，共產黨深層的本質，招待後面，和下面隱藏的東西，我相信徐先生一定能夠非常清楚地洞察到。
與徐先生的人生相比，他的這本書記述的六七到六九年，他在越南的年代正是我剛剛邁入人生的年代。一九六七年我跟著共產黨狂熱地搞文化大革命，六八年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一切思索，六九年四月我離開北京到吉林插隊。那一年，我二十歲，開始了反叛的歷程。大約在徐先生重新回到台北的時候，六九年夏天後我做出了我人生最重要的價值選擇，徹底告別這個毀滅了我一生，毀滅了中國幾代人的共產黨。可那個時候，在《越戰兩年記》中，徐先生已經顯示了對共產黨問題的清楚深刻的認識。
徐先生的這些認識，此後我花了十年的時間，經過相當艱苦的努力，才在黑暗中看到，並且走出來。再往後，由於走了出來，所以在二十年後我認識了徐芳櫨先生。又過二十年，我更深地瞭解到徐芳櫨先生他們那代人被迫走的道路，所奉獻的，所帶來的，所留下的生命的業績。
現在讀徐先生的書讓我痛心、痛苦。這一加一等於二的道理，知道它竟然如此困難。而一旦當我認識之後，又深感傳播它竟然如此困難，避免重蹈覆轍竟然如此不可能。究竟是甚麼原因呢？因為人生利慾的誘惑，苟且姑息養奸？還是因為智力？……
4.2 為甚麼會有「反共」
一九八九年柏林牆的倒塌標誌著應該是共產黨集團的失敗和被人類的唾棄，冷戰的結束。可誰也不曾想到，由於共產黨集團整體失敗，帶來的居然是對於冷戰的否定，對於反共的否定。冷戰和反共似乎成了一個負面性的詞語。這真的是匪夷所思！
我在上一篇徐先生的《從戎沒投筆》一書的讀後感中曾經說過，二十世紀的內戰和冷戰有著它的獨特的特性。因為極權主義共產黨的產生它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說，在各個國家的這類內戰和國際上的冷戰，和歷史上的戰爭不一樣。歷史上的很多內戰通過妥協，讓利，乃至其它一些偶然因素是可以避免的。可二十世紀的內戰、冷戰，由於共產黨一元化的意識形態特性，極權主義的特點——它絕對不會容許任何多元的存在，不可避免。因為只要共產黨存在，它就一定會不擇手段地攫取權力，一定會不加約束地擴張。毛澤東的「革命的根本問題是政權問題」；鄧小平的「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典型地反映了這個集團的嗜權、嗜血，蔑視人類一切價值和規範的特性。而這個嗜權和嗜血的特性又決定了共產黨集團是不可能和周圍的事務和平共處的。這就決定了不是我們「反共」，而是共產黨亡我之心不死，永遠不會遵循人類基本的價值和倫理。
中國的二、三十年代的歷史，抗日戰爭和其後的內戰曾經告訴了我們這一點，從五十年代開始的越南戰爭也告訴了我們這點。儘管一九五四年日內瓦協議後，一百萬越南人不喜歡共產黨，跟隨政府遷往南越，希望安居樂業，可共產黨從開始就為了自己的利益而暗中破壞這一切。
為甚麼在政治角力中，共產黨的對手總是很容易地處於下風，因為在面對權力和政治利益上，古往今來沒有一個政治群體、一種人比共產黨人在面臨權力和政治利益的時候更無恥和更無底線。共產黨這種無恥和沒有底線的殘暴的程度甚至遠遠超出一般人的想像力。例如鄧小平的名言，「殺他個二十萬，安定二十年」；毛澤東的名言「中國不怕打原子戰死幾億」，他們不僅敢於想到，說到，並且能夠喪心病狂地做到。
這樣的言論，這樣的心態，這樣的可能，在共產黨中存在絕非偶然。從列寧、斯大林，到毛澤東、鄧小平，從波爾布特到金正日，只要共產黨仍然存在，它就隨時可能為世界，為民眾再次帶來巨大的災難。所以不是我們「反共」，而是在共產黨存在的時候，人們必須保持警惕，保持自己保護自己的可能！
正是在這樣一種前提下，如果有一個共產黨人能夠遵循國際社會的秩序規定，尊敬別的人的生活，也就是如果他懼怕破壞人類一般價值，具有倫理界限，那他一定就不再是共產黨了，那位領導人就一定會成為戈爾巴喬夫。因為如果你仔細研究戈爾巴喬夫，他所做的不過只是這點，而這就是他和鄧小平們的最根本的區別。
4.3對抗極權主義的威脅是全面性的社會鬥爭
在談到對抗極權主義的共產黨集團時，徐芳櫨先生在書中具體總結道：「越南的有識之士，常常回憶到一九五四年日內瓦會議以後，當時吳廷琰總統的想法，以為只要把『越盟『軍隊趕到北方去，越南便可以防衛自己。現在證明這種想法是非常危險的。也就是說，今天越南已經認清：對共產黨的鬥爭，不是一條『界限』所能隔離的，軍事與政治鬥爭也不是各自孤立的。所以，他們在這次『和談』中不斷呼籲政府、軍隊、政黨領袖以及和談代表團，應該替國家的命運負責，向全體人民負責。」（162頁）
「對共產黨的鬥爭，不是一條『界限』所能隔離的，軍事與政治鬥爭也不是各自孤立的。」這是一個用千萬人生命換來的教訓。徐先生說的當然不僅是在越南戰爭中的任何軍事問題都不是孤立的，都和政治緊密相連，因為這句話是建立在廣泛的基礎上，也就是在和共產黨打交道的時候，任何經濟、文化，乃至體育方面的交流都和共產黨的政治目的緊密相連的。在共產黨看來政治問題，權力問題是最高的問題。在共產黨那裏處理任何問題都滲透著政治考慮。為此，人們也就必須看到，無論共產黨是兵戎相見，是如一九四五年後的內戰那樣瘋狂擴張，如一九八九年六四那樣獸性般地用槍炮坦克在全世界的電視鏡頭下屠殺市民學生，還是笑容可掬，擺出一副寬厚的樣子，只要共產黨不放棄政治第一，不遵循國際秩序，人類一般的倫理道德，那麼與共產黨打交道就永遠是與虎謀皮，就永遠要小心共產黨翻臉不認人。因為過去近百年的歷史性教訓，中外的教訓一再告訴了人們這點。
也正是因為這一點，共產黨的嗜權，把一切東西都徹底絕對地政治化，就又決定了對抗極權主義的威脅永遠是全面性的社會鬥爭。徐先生在書中不止一處，對一個問題的描述總強調了這一點，並且在整本書的結尾最後再次強調這點，用這點作為他在越南，甚至可以說終生得到的教訓。
全書最後一段說，「當然，越戰的這場教訓，也留給我們一項研究的課題：對共產黨的鬥爭，基本上是全面性的社會鬥爭，我們未來的戰地政務，就是要面臨較越南問題更嚴酷的一場挑戰！」（267頁）
4.4反對共產黨極權主義對個人、國家和人類的殘害一定是國際性的。
對共產黨的鬥爭，一定是全面性的社會鬥爭，還不僅如此，二十世紀百年來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反對共產黨鬥爭一定是國際性的。因為共產黨的威脅一定是國際性的，也因為沒有國際性的全面努力，一個國家，一個群體反對共產黨很難取得勝利。徐先生在越南戰爭中的教訓中也強調了這點。
徐先生在這本書中說，他親自看到在越南支援南越的有二十幾個國家，差不多是所有的自由國家。他說，從來沒有一個在越南的外國人，會認為越戰只是越南人自己的戰爭。對此，他說，「我以一個外國人在越南看越戰，越戰乃是這樣的一場戰爭：它是反共的戰爭，它不是一個國家單獨的戰爭，但又不是一切都可以越俎代庖的戰爭，勝敗的最後關鍵還是要依靠這個國家自己！」（109-110頁）
這個經驗已經被歷史所證實，一九四九年前在中國內戰中共產黨取勝的關鍵是，美國人放棄了對國民黨及軍隊的支持，與此相反，中共不僅始終獲得蘇共等的支持，而且也獲得了美國同情共產黨的左派的支持。
越南戰爭在徐先生離開越南後的第六年南越徹底陷落的原因也是如此，美國人放棄了南越，南越政府無法對抗擁有蘇聯和中國支持，並且手段上無所不用的北越的進攻和滲透。而韓戰，由於美國的堅持從而使得南韓得以生存和發展到今天。同樣今天的台灣也是如此，它是由於美台條約和國民黨擁有強大的軍隊而得以有今天的。
同樣的例子也存在於國際社會對於共產黨集團內部民眾反抗專制的鬥爭中。五三年東德工人起義，五六年匈牙利事件，六八年布拉格之春，西方都既沒有表現出足夠的支持決心，更沒有任何行動，為此民眾得到的是失敗和慘痛的犧牲，及對國際社會的失望。八九年的六四儘管依然沒有及時得到國際社會的更為廣泛的直接支持，可天安門大屠殺的殘暴真正激怒了國際社會，它使得其後國際社會空前未有地團結一致制裁中國政府。這個國際性的行動直接引發造成了柏林牆的倒塌，因為六四後的國際性的正義反應嚇倒了東歐各國共產黨的高層，使得他們不敢如以往，如五三年、五六年以及八九六四的鄧小平那樣再下令開槍。
本來人們以為八九年後，世界上只剩下少數幾個共產黨國家，國際社會會團結一致關心這些殘留的專制統治下的民眾，但是事與願違，國際社會在八九年後，由於極權主義對於西方國家基本上沒有了威脅，用習近平的話說，中國已經不折騰西方，所以西方對於這少數的極權主義社會寬容，謀取利益多於過去百年來的任何時候，警惕和對抗也成為百年來最少的時候。他們不但沒有「索我於枯魚之肆」，反而分我杯羹。失去國際性支持和團結一致的中國民眾，異議人士對抗極權主義的努力從而也就陷於百年來最為困難的時期。
當然，這個和徐先生在《越戰兩年記》總結的經驗相反的過程，無論是國際範圍內，還是台灣對中共的綏靖和美化，筆者相信，最終的結果卻一定和越戰一樣，遭到傷害的不僅是共產黨國家的民眾，而且也包括國際社會，尤其是西方國家的一般民眾。事實上，時下的金融危機、經濟危機，以及西方國家的高失業率已經都顯示了這點。而環境問題的世界性影響，難民問題在時下和未來的影響，流向世界各地中國人的道德問題等都將會越來愈嚴重地危害世界。
共產黨社會維持時間越長，潰爛越深，未來給中國和世界帶來的衝擊性的災難就越大。
對抗共產黨的國際性問題，以及共產黨問題帶來的「國際性後果」是一對孿生兄弟，是誰也不能夠忽視，躲過的問題。
4.5今天台灣得以安全的原因是甚麼
上一代台灣靠的是國軍，成千上萬的徐芳櫨先生這樣的志士保衛下得以倖存的，台灣下一代人，也就是時下這一代人得以在共產黨雖然軍力和財力都大為加強下安全生息，不僅得益於台灣強大的國防，國際社會的支持，而且得益於我們這代大陸人對共產黨暴政的反抗。
一九八九年後巨大的反對聲浪，一九九九年後巨大的離心運動使得嗜血、嗜權，可以殺人不眨眼的共產黨必須看到內部的不穩定，內部的威脅，從而再也不敢如二十年前那樣窺視並且赤裸裸地威脅台灣。
台灣的安全是在大陸民眾的「反共」的前提下的安全。威脅台灣安全的不是外省人，也不是「中國」，而是共產黨，在歷史上如此，在現實中也是如此。時下台灣的安全更不是共產黨本性已經變得善良了，亦或台灣某些人取媚共產黨的結果！這就如徐先生在書中所說：「……越南政府是堅決反對所謂『中立』的。現任阮文紹總統更是說得一針見血：『現在的緬甸、印度能夠得到和平，不是因為他們採取『中立』，而是因為我們越南在反抗共黨侵略，才使得世界其他部份能夠暫時的保持和平。」（150頁）
當然，儘管在價值問題上，在處理事務的倫理道德問題上，共產黨永遠處於一般社會的對立面，但是對抗共產黨的擴張和奴役的方法卻不只是對抗和戰爭，談判、交往也是一個必須採用並且更為經常要面對的方法。在一般社會生活中，交往、談判，尋求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方式是更為經常的事情，這尤其是在八九年後，共產黨已經無力擴張的時候。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就更要記住徐先生在書中介紹的經驗。他說：「當然，與共產黨用『談判』的方式來結束戰爭，並不是絕對沒有可能的，但要以實力做基礎，以戰場上的優勢為後盾，尤其是要保持自己這一方面的團結和堅定立場，要使共產黨無機可趁，在戰場上討不到任何便宜，在會議桌上也討不到任何便宜，它才會乖乖地就範的。」（160頁）
五．結語
二十世紀被稱為極權主義的世紀。一九八九年之後，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並沒有因為東歐共產黨集團的崩潰而畫上句號，相反對於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的研究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在歐洲越來越廣泛。
在歐洲，如果作一個統計，從大學學生的碩士論文題目最近二十多年的發展變化，我們就可以看到，對於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事實上現在才真正開始展開。很多研究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的經典文獻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重視。在英國，在德國都有專門的研究極權主義的機構和雜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專著出版。
歐美對於極權主義的研究讓我們看到，極權主義問題，共產黨問題，由於香港的回歸，由於台灣再次重新和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有了直接的接觸和往來，對中國人來說更成為必須重視研究的問題。為此，現在徐芳櫨先生這本《越戰兩年記》有了更為現實的意義。
在眾多的研究共產黨問題的西文和中文文獻中，我以為，《越戰兩年記》與阿倫特那本《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對共產黨——極權主義集團的揭示相比毫不遜色，甚至可以說在某些方面，由於徐芳櫨先生有著終生和共產黨的直接鬥爭經驗，從來不曾進入過左派思想體系，以及對於中國傳統的認識，他的看法比阿倫特還更加一針見血和明確。所以這本書實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我們的父兄用血淚實踐為我們留下的歷史性的書籍。
2013-08-03 德國．埃森
徐芳櫨：《越戰兩年記》；台灣，台北．讀冊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7年4月出版
作者簡介：
仲維光，一九四九年生，山東黃縣人，中國科學院近代物理思想史碩士，近年來被多個大陸網頁媒體推薦為大陸最具影響的知識份子之一。
思想經歷：一九六九年，仲維光開始自學哲學，不久就把顛覆四九年後的中國大陸知識界，徹底揭示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給人類社會和中國社會帶來的思想、政治和社會災難問題作為己任。八十年代大陸開放後，八八年到德國繼續研究當代中國思想政治問題，並為此從哲學、歷史、文化三個方面全面考察了極權主義以及極權主義概念的提出和發展。現在他是華人學者中對極權主義、共產黨問題擁有並且掌握最多文獻的學者，並希望未來能夠利用自己蒐集的近千種文獻與所作的研究在華人地區建立一個專門研究極權主義問題的研究機構。
出版：著述、翻譯作品包括《愛因斯坦的早期量子論思想研究》，《愛因斯坦傳》，《愛因斯坦語錄》，《科學史和新人文主義》，《意識形態陰影下的知識份子》，《當代極權主義與知識精英》；有關極權主義問題的專門文章：「最近二十年中國社會思想界的問題」，「極權主義和自由文化問題」，「極權主義還是權威主義」，「傳統專制、中央集權和極權主義的區別究竟是甚麼？」，「五四以來思想問題系列」，《當代啟蒙思想家卡爾•波普》、《啟蒙究竟是甚麼》等近百萬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