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11月17日訊】一
在一個民主法治健全的國家，由於良好的制度安排，所以並不是特別需要政治強人。無論什麼人去領導國家，都不能代替制度的決定性作用，都是人民說了算，因而國家和社會都一定會在良性、均衡的軌道上運行。當然，一個優秀的政治人物，他將為這個制度加分，為政治績效添彩，但無論如何，他永遠是民主制度的配角；最光輝迷人的主角，永遠是那個讓人民高高在上做主人的民主制度。
早在20年前，我就看過邵燕祥先生寫的《切莫巴望好皇帝》一文。至少從那時起，我其實就是一個制度決定論者了，就從來不再巴望出現所謂好皇帝、好領袖了。而到了現在，雖然我仍是制度決定論者，但對制度、文化和政治強人之間的關係和相互作用的理解，比青少年時期又要豐富和深刻一些了。
現在我的認識是：
第一、制度仍然起決定作用。有什麼樣的制度才會有什麼樣的制度文化，才會出產些什麼樣的人，「橘生淮北為枳」這句話，充分表明了制度環境的決定性作用。
第二、制度和文化的關係猶如雞和蛋的關係，很難說清誰先誰後，但可以說清誰輕誰重。
當人們具備了民主文化以後，他一定會呼喚民主制度，例如香港；而當有了民主制度以後，也一定會催生出不斷成熟完善的民主文化，例如台灣。可見制度和文化是相互作用、相輔相成的。
但就對社會的決定性作用而言，我仍然認為制度更重要。亦舉香港和台灣為例子。台灣有了民主制度，很多事情政府就必須辦好，不辦好不行；但香港由於還沒有民主制度，所以政府就可以無視民意，不把有些事情辦好，你能奈他何？好在香港一直以來還有自由，還有自由媒體，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彌補了民主缺失的遺憾；不過發展到現在，香港的自由也有點成問題了。
第三、制度和人的關係是：制度決定人的行為，但人可以發揮主觀能動性去反作用於制度，甚至改變制度。一個壞制度讓好人無法做好事，但如果出現了不世之偉人雄夫，他也許可以巧妙的借重於人民的力量，借助於自己的智慧、魄力和能力改變現存制度。
從這個角度上說，成熟的民主制度有沒有政治強人無所謂，影響不大；但轉型時斯的國家最好能出現一些政治強人，否則轉型會因制度的慣性和既得利益集團的阻撓而寸步難行。
二
問題是，轉型國家需要什麼樣的政治強人呢？
歷史上出現過很多政治強人，古代的不說，單說近現代的。比如華盛頓、林肯、傑斐遜、羅斯福、邱吉爾、肯尼迪、里根、撒切爾夫人、葉利欽、蔣介石、蔣經國、瓦文薩、哈維爾、昂山素季這些都是政治強人，主動不當國王、力推民主的不丹國王旺楚克也是政治強人；希特勒、墨索里尼、東條英機、斯大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霍查、金日成、金正日、齊奧塞斯庫、穆加貝、卡扎菲、阿薩德、薩達姆、查韋斯、普京、鄧小平這些也是政治強人。
政治強人很多很多，他們的共同點都是智商較高，反應機敏，魄力十足，能頂住困難，抗住壓力，敢冒風險，敢於行動。
但也有不同點。歷史上這些政治強人不管其具體作為如何，歸納起來不外兩類：一類是推動了歷史進步，推進了人類社會的民主、法治、人權和文明，並為此展現了極大魄力，付出了極大心血，做出了不世貢獻，留下了千載英名。另一類則是阻礙了歷史進步，甚至導致了歷史倒退，逆轉了人類社會的民主、法治、人權和文明，他們也為此展現了極大魄力，付出了極大心血，做出了不世貢獻，但卻留下了千載罵名。
那麼不用說，轉型國家需要的是前一類政治強人；需要的是民主開明、心有人民、心有善念、心有良知的政治強人；需要的是為了國家的民主、法治、人權事業和文明進步，不計較個人得失，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能夠為此勇往直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政治強人；而且他還一定要擁有現代政治家的素養、眼光和理念，胸懷遠大，腹有良謀，有膽有識，智仁勇兼具。只有這樣的人，才能帶領人民粉碎障礙、克服萬難、開創新局、成功轉型，建立起一個民主法治的文明政體和現代化的國家。
對於制度障礙和既得利益集團阻力非常大的轉型中國來說，它所需要的不是滿腦子皇帝思想的毛式政客，也不是得過且過的懦夫政客，更不是只知貪污腐敗悶聲發大財的可恥政客，而是需要一個能夠將國家帶向民主法治和現代化的真正的政治強人，真正可以光耀史冊的大政治家。這樣的大政治家，他或許會被歷史冊封為中國的民主之父。
然而，這樣的政治強人在哪裡呢？微斯人，吾誰與歸？看來，我的希望終將寄於人民，寄於我的同道，寄於我們自己。
但無論如何，我確信：隨著時間的流逝和人民身受痛苦的加深，中國人民終將大批覺醒，拯救民族的不世強人終將出現，在歷盡劫波過後，一個民主法治的制度終將與我們相伴，中國人民終將與世界文明國家的人民一道，沐浴在民主、自由與愛的溫暖陽光裡。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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