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4年11月17日讯】一
在一个民主法治健全的国家，由于良好的制度安排，所以并不是特别需要政治强人。无论什么人去领导国家，都不能代替制度的决定性作用，都是人民说了算，因而国家和社会都一定会在良性、均衡的轨道上运行。当然，一个优秀的政治人物，他将为这个制度加分，为政治绩效添彩，但无论如何，他永远是民主制度的配角；最光辉迷人的主角，永远是那个让人民高高在上做主人的民主制度。
早在20年前，我就看过邵燕祥先生写的《切莫巴望好皇帝》一文。至少从那时起，我其实就是一个制度决定论者了，就从来不再巴望出现所谓好皇帝、好领袖了。而到了现在，虽然我仍是制度决定论者，但对制度、文化和政治强人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的理解，比青少年时期又要丰富和深刻一些了。
现在我的认识是：
第一、制度仍然起决定作用。有什么样的制度才会有什么样的制度文化，才会出产些什么样的人，“橘生淮北为枳”这句话，充分表明了制度环境的决定性作用。
第二、制度和文化的关系犹如鸡和蛋的关系，很难说清谁先谁后，但可以说清谁轻谁重。
当人们具备了民主文化以后，他一定会呼唤民主制度，例如香港；而当有了民主制度以后，也一定会催生出不断成熟完善的民主文化，例如台湾。可见制度和文化是相互作用、相辅相成的。
但就对社会的决定性作用而言，我仍然认为制度更重要。亦举香港和台湾为例子。台湾有了民主制度，很多事情政府就必须办好，不办好不行；但香港由于还没有民主制度，所以政府就可以无视民意，不把有些事情办好，你能奈他何？好在香港一直以来还有自由，还有自由媒体，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民主缺失的遗憾；不过发展到现在，香港的自由也有点成问题了。
第三、制度和人的关系是：制度决定人的行为，但人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反作用于制度，甚至改变制度。一个坏制度让好人无法做好事，但如果出现了不世之伟人雄夫，他也许可以巧妙的借重于人民的力量，借助于自己的智慧、魄力和能力改变现存制度。
从这个角度上说，成熟的民主制度有没有政治强人无所谓，影响不大；但转型时斯的国家最好能出现一些政治强人，否则转型会因制度的惯性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寸步难行。
二
问题是，转型国家需要什么样的政治强人呢？
历史上出现过很多政治强人，古代的不说，单说近现代的。比如华盛顿、林肯、杰斐逊、罗斯福、丘吉尔、肯尼迪、里根、撒切尔夫人、叶利钦、蒋介石、蒋经国、瓦文萨、哈维尔、昂山素季这些都是政治强人，主动不当国王、力推民主的不丹国王旺楚克也是政治强人；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霍查、金日成、金正日、齐奥塞斯库、穆加贝、卡扎菲、阿萨德、萨达姆、查韦斯、普京、邓小平这些也是政治强人。
政治强人很多很多，他们的共同点都是智商较高，反应机敏，魄力十足，能顶住困难，抗住压力，敢冒风险，敢于行动。
但也有不同点。历史上这些政治强人不管其具体作为如何，归纳起来不外两类：一类是推动了历史进步，推进了人类社会的民主、法治、人权和文明，并为此展现了极大魄力，付出了极大心血，做出了不世贡献，留下了千载英名。另一类则是阻碍了历史进步，甚至导致了历史倒退，逆转了人类社会的民主、法治、人权和文明，他们也为此展现了极大魄力，付出了极大心血，做出了不世贡献，但却留下了千载骂名。
那么不用说，转型国家需要的是前一类政治强人；需要的是民主开明、心有人民、心有善念、心有良知的政治强人；需要的是为了国家的民主、法治、人权事业和文明进步，不计较个人得失，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能够为此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政治强人；而且他还一定要拥有现代政治家的素养、眼光和理念，胸怀远大，腹有良谋，有胆有识，智仁勇兼具。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带领人民粉碎障碍、克服万难、开创新局、成功转型，建立起一个民主法治的文明政体和现代化的国家。
对于制度障碍和既得利益集团阻力非常大的转型中国来说，它所需要的不是满脑子皇帝思想的毛式政客，也不是得过且过的懦夫政客，更不是只知贪污腐败闷声发大财的可耻政客，而是需要一个能够将国家带向民主法治和现代化的真正的政治强人，真正可以光耀史册的大政治家。这样的大政治家，他或许会被历史册封为中国的民主之父。
然而，这样的政治强人在哪里呢？微斯人，吾谁与归？看来，我的希望终将寄于人民，寄于我的同道，寄于我们自己。
但无论如何，我确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和人民身受痛苦的加深，中国人民终将大批觉醒，拯救民族的不世强人终将出现，在历尽劫波过后，一个民主法治的制度终将与我们相伴，中国人民终将与世界文明国家的人民一道，沐浴在民主、自由与爱的温暖阳光里。
－－转自作者博客
责任编辑：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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