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4年03月10日訊】這本小冊子裡收集的，是我近幾年在網上發表的有關1957年反右運動的文章。對於57年前的那一場大迫害大鎮壓的認識，我和許多難友一樣，都有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它的實質，就體現在這本小冊子的書名上：1957年的革命與反革命。
1957年的革命與反革命這個命題，包含兩層涵義。第一層涵義，指的是1957年的中國社會，存在著革命派和反革命派的對立和鬥爭；第二層涵義，指的是那一年先後有過兩個性質相反的社會運動，先是革命運動，後是反革命運動。
在1957年的社會大動盪中，出現兩個明顯對立的陣營：一邊是革命陣營，一邊是反革命陣營。毛澤東把反右運動說成是「一個在政治戰線上和思想戰線上的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就是這場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帥，是革命陣營的總司令；在他對面的陣營，被他指揮的反右大軍打得落花流水的，當然就是反革命了。按照毛澤東的說法，他們是「資產階級右派」，也就是「反共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反動派」。而當年被劃為右派的被迫害者，也無不在最後承認自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才使對自己的批鬥劃上句號。總之，由毛澤東和鄧小平率領的反右大軍是革命派，55萬餘（一說300餘萬）右派份子則是反革命派。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是如此明顯，以致在相當長的時間裏，沒有人對此公開提出異議。
1978、1979年間，胡耀邦以他無私無畏的膽略和睿智，毅然平反歷史上的所有冤假錯案，包括幾乎所有的右派份子——除少數幾個為了彌縫反右運動是正確的必要的這個荒唐結論而維持原判外，全都予以改正。於是，那個巨大的反革命陣營頓時煙消雲散，劃為烏有。這就在實際上證明，反右運動既不正確，也無必要，更不存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分野。這是對「1957年的革命與反革命」這一命題的否定。
反右運動的正確性和必要性已經被歷史所否定，這已經成為社會的普遍共識。但是，這場「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政治成果，一黨專政的專制統治，卻被一代一代的領導人作為治國之道繼承下來，成為他們安身立命的基礎。這是幾十年來當局拒絕對反右運動進行認真的、深刻的反思，拒不從中吸取教訓的奧秘所在。
這個荒謬的歷史悖論促使我進行思索，並試圖從歷史長河的奔流中探尋規律性的社會發展趨勢，以瞭解這場政治運動的本質所在。我發現，從一百多年前的洋務派引進西方的民主、自由、平等及議會制、三權分立等政治架構的理念以來，中國社會就開始了現代化的轉型過程。這個轉型過程的最基本、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這個矛盾與鬥爭貫串於整個中國近現代史，我國一百多年來所發生的大大小小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的事件，都或明或暗地呈現出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的痕跡；代表民主的進步的革命陣營和代表專制的倒退的反革命陣營之間，不斷進行著時而劇烈、時而緩和，時而明顯、時而隱晦的鬥爭。反右運動就是迄今為止的民主與專制的博弈與較量的一個歷史節點。
1949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制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總綱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第五條還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有思想、言論、出版、集會、結社、通訊、人身、居住、遷徙、宗教信仰及示威遊行的自由權。」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的許多政策措施，卻違背這些民主主義原則，三番五次地侵害人民的自由權利。較大的事件如對《武訓傳》的批判，土改和三反五反的暴力傾向，鎮反肅反的擴大化，對知識份子的思想改造，教育改革的「以俄為師」，反胡風，批胡適等，都沒有經過充分的民主協商，只由毛澤東乾綱獨斷，這就必然導致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的日益專制化。五十年代中期的「社會主義改造」，更是剝奪農民、手工業者和資本家、小業主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實現了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諸領域的全面壟斷。這些以社會主義的名義所進行的改造，及與此相應的城鄉二元管理體制、統購統銷等，實際上是專制統治的全面化、深刻化。所以，儘管這些年裡經濟有所恢復與發展，物價穩定，民生有所改善，但一系列反民主的專制主義政策措施所帶來的弊病，卻造成了廣大群眾的普遍不滿，農村裡殺豬砍樹鬧退社，城市裡罷工罷課提要求。這些現象從本質上說來，都是對專制統治的不滿和抗爭，右派份子的言論，正是這些社會現象的反映。
絕大多數的右派言論，是非常溫和的。許多知識份子是在各級黨組織再三動員下，才膽怯地、委婉地提出一些批評建議，沒有人想要推翻共產黨或根本改變名為社會主義、實為專制主義的政治社會制度。但他們既然把批評的目標指向壟斷全部權力的黨和政府，指向現行的專制制度，就使這些言論帶有反專制的民主主義性質。在一些大學校園裡，許多大學生更是鮮明地提出爭取民主自由、反對專制獨裁的口號。所以，從總體來說，所謂「右派份子向黨猖狂進攻」，實際上是一場民主主義對專制主義的抗爭。右派提出的批評建議，多數可以歸結為要求削弱政治制度的專制性；後來發動的「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則是為了維護和鞏固專制主義的統治。所以，從民主和專制的矛盾與鬥爭的高度來考察，我們就不難瞭解，1957年的中國，確實存在著革命與反革命的分野：向當局提出民主要求的右派是革命派，而壓制這些要求，維護專制制度的陣營，從主帥毛澤東、次帥鄧小平到各級打手，則是反革命派。這可以說是「1957年的革命與反革命」這個命題的否定之否定。
長期以來，我們把1957年的政治大動盪稱為「反右運動」，這當然不錯，但失之粗疏。實際上，以當年的6月8日為界，前後是兩個性質截然不同的政治運動。6月8日這一天，《人民日報》在毛澤東的策劃下發表社論《這是為甚麼？》。同一天，毛澤東還為中共中央起草黨內指示《組織力量反擊右派份子的猖狂進攻》。雙管齊下，扭轉了運動的方向。所以，1957年的中國，在「六八社論」以前，是方興未艾的民主運動，是群眾性的革命運動；在「六八社論」之後，是鎮壓民主的政治暴行，是維護專制的反革命運動。這個判斷，我是在前幾年才逐步認識的。寫於2012年9月的《反右運動中的革命和反革命》，對這個問題作了比較清晰的分析。
我把這本專輯裡的文章分為四個部份，第一部份是兩篇長文，是對反右運動的全面記敘與分析，都是2007年為紀念反右運動五十週年而寫的。第二部份為評論和散文，共八篇，除有兩篇分別寫於2005年、2006年外，其餘六篇都寫於2007年。第三部份也有八篇，其中七篇是我為有關反右的專著所寫的序言，一篇是記述紀念反右55週年茶敘的散文。第四部份的六篇中，有兩篇是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反右運動的實錄，一記過程，一輯言論；另一篇記錄我的21年右派生涯，還有三篇是紀念林昭、林希翎的文章。
把這些文章編為專輯，目的是要為1957年的那一場政治大動盪留下真實的信史，並且提出我個人的看法和判斷，供關心這場運動和祖國命運的朋友們參考。希望這些史實和我的看法，有助於朋友們進一步思考和認識我國現當代的歷史，不當之處，請予指教。
2014年2月26日
──轉自《新世紀新聞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