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5月23日訊】唐朝名臣魏徵等人遵照唐王御旨，奉命編修《群書治要》，其中就多次提到「士農工商」的合理排序，不僅適合人類生存，也包涵著深刻的治國智慧。唐太宗鑒於歷史，借鑒古時「士農工商」的正確排序，制定的經濟思想，開創了「貞觀之治」的盛世景象。
古代「士農工商」的排序，非常有規律。在古代重德的社會，「士」作為有道德的讀書人，有著較高的社會地位。國家尚德，有德者居於高位，上下一心國風良正，這就是國家正常運轉的好現象；如果有德者居於社會的低下位置，國風奸佞這就是極不正常的社會現象。
因德是保障社稷堅固的根本，能衍生出方方面面的優良國策，有德行的士從事適當的管理，就會使「農工商」合理的發展，因此「士」在第一位。其次，為了保障人的生存，就要重視農業耕種，「農」之所以要大於「工」和「商」，因為人可以不要「工」生產的產品，也可以不要「商」的商品，但是不能不要「農」生產的產品，何況農業基於大自然，帶有用之不盡取之不竭的特性，因此「農」在第二位。由於手工業所製造的器具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所以「工」在第三位。古時認為商業是「眾利之所充，積偽之所生」的根源，所以把「商」放在最後。
魏徵等人總結歷朝歷代興衰成敗的教訓後，主張將農業視為治國之本，對於手工業者製造的器物要以實用為原則，商人流通的貨物則以百姓所需物品為主，反對製造奇技淫巧、崇尚奢侈的風氣。唐太宗通覽《群書治要》，看到其中所述：「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的話，為了社稷百姓的長治久安，唐太宗力行均田，勸課農桑，勤儉約束去除淫奢、為民興修水利，輕徭薄賦，開墾蠻荒。為後世留下「唯思稼穡之艱，不以珠璣為寶。」，「崇飾宮宇，游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的千古美談。
唐太宗為了勸課農桑，恢復了東晉以後被廢棄達數百年之久的籍田儀式，並親自在郊外主持祭祀儀式。據《舊唐書．禮義志》記載：「太宗貞觀二年正月，親祭先農（祭祀神農），躬御耒，籍於千畝之甸。……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唐太宗的經濟政策，很快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時至貞觀中後期，大唐出現了「天下大稔，流歸者鹹歸鄉里，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才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者數月，馬牛被野；人行數千里不賁糧」的盛世景象。
在《群書治要．管子》中講到：「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商人入朝握權掌權，財貨就會流向上層。「商賈在朝」就容易形成兩個弊端，一是官商勾結，二是官員從商。從而導致社會財富聚集到一小部份人手中，社稷腐敗也因此而生。如果大力發展商業，就勢必導致對自然資源的過度開發，促使社會風氣轉向驕奢淫逸，這對社稷的長治久安並沒有益處。古代先賢正是看到了這一點，因此在漫長的歷史中，並沒有過度主張發展商業。儘管如此，在相當長的歷史中，中原大地的經濟在世界上，一直處於領先地位。或許尚德的國風、士風、民風大力保障著經濟的繁庶穩定。
唐太宗也正是看到「士農工商」的正確排序，含有的智慧和理性，因此主政並沒有大力推動發展商業，而是以農為本，以民為貴，以民為先的經濟思想，締下的盛世輝煌，今天看來也令眾多的經濟著作難以望其項背。可見，中國古代的「重農」思想並不落後，反而包涵著極高的治國智慧。因為古人尚德，人的慾望就會得到節制，從而保障自然環境不會污染，自然資源不會過度開發枯竭。
而在以工商業為主導的社會，人的貪慾在洪流的衝擊下，就會不斷的放大。在拜金的現實，追名逐利的世風中，焦躁的思想控制人，不願意思考人類的未來何去何從。更在慾望的驅使膨脹下，不願意靜下心來反觀現實，慾望的可怕。人為了貪慾、利益可以無惡不做，包括對自然資源的濫采濫伐，瘋狂的掠奪導致環境污染惡變，人才意識到要注意環保。而幾千年的古人提出的經濟思想，「士農工商」的正確排序，就已經超前的解決了人類如何在地球上，長久的繁衍生存下去的重要問題，現在看來非常的有智慧，既解決了生存的溫飽，又防範了環保問題，還未後世子孫留下了一片大好河山，生生不息。
對比古今，真的發現中國古人的良苦用心、富有遠見，他們站在「德」的至高點，洞穿適合人類生存的規律，為後世子孫的長久發展，保存了可以借鑒的更廣空間。
責任編輯：尚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