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5年09月21日訊】
導語：領導說了算，至今依舊是
湖北仙桃一市民帳戶上300萬元被當地公安局「暫扣」處理，辦案民警回應稱，這個錢能不能退，怎麼退，你們要去問領導。湖北省公安廳常務副廳長郭唐寅表示，公安廳將立即調卷審核，堅決糾正錯誤，一周之內一定給社會、給當事人一個滿意的交代。
對此新聞，人們不禁要問：這要看領導，那麼法律呢？中國是人治，還是法治？
一、「領導說了算」的邏輯性
湖北市民300萬元被「暫扣」。辦案民警回應稱：這個錢能不能退，怎麼退，你們要去問領導。
辦案民警的回應，恰恰折射出中國法治的尷尬。警察說，退不退錢看領導，完成可以引申開去：教師說，入不入學看領導；醫生說，救不救人看領導；法官說，開不開庭看領導；記者說，見不見報看領導……大家都在看領導的臉色行事，壓根就不依法律規定，壓根就不按法定程式，壓根就不顧民眾的合法權益。
從近期幾個熱點社會事件來看，也恰恰反映了「領導說了算」的事實：比如山東平邑強拆事件，領導說了算，指使黑社會去強拆，便可以殺人放火；再比如今天的新聞，說谷春立主政鞍山時，推出了「海城強拆」模式，就是政府法院「合作」搞強拆，因為政府和法院都聽地方「一把手」黨委書記的。
領導說了算，他的話如同聖旨，就是王法。那麼領導到底掌握了什麼大殺器，讓他可以一言九鼎？說白了，就是權力在發威。那些執行者們雖然知道法律明令規定，也知道法定具體程式，但是在權力可淩駕一切的現實面前，特別領導掌握著他們命運的現實面前，他們誰敢頂著領導幹，堅持依法辦事？只有順著領導的意志，「特事特辦」，千方百計地讓領導滿意了。如此執法，其結果必然是違法。
回到湖北市民300萬被「暫扣」事件，既然是領導說了算的現狀，那麼也就意味著，他想要回這錢，只能跟領導去商量了，這無疑給權力尋租創造了空間。
試想，你去跟領導商量，就得公關領導。公關領導時，你總不能拿出自己知法守法的「範」，跟領導談諸如按哪條法律條款、按哪種法定程式，我應該拿回我的錢。那樣的話，就是不知趣、欠收拾，話不投機半句多，說不定，馬上叫你滾到一邊涼快去。那麼，具體跟領導談什麼呢？大家都心知肚明，無非扯出兩種東西：權和錢，要說自己會有什麼過硬的社會關係，要說自己能給多少實際的物質好處。跟領導談，不是談法律法規，是談關係和好處，沒談到讓領導滿意，你休想要回來，拖你三年又怎麼啦？拖你十年八載，你也奈何不了他。
二、「領導說了算」的危害性
領導說了算，領導來拍板，這已不是官場潛規則，而是眾所周知的明規則了。
領導說了算，危害性極大，畢竟任何人都無法擺脫人性，每一個人都有七情六欲的自然人，而不是超然物外的機器，所以作為領導可能按照個人好惡偏向自身私利，甚至為了圖自己省事方便，就罔顧公平正義程式，傷害到普通公民的權益。
有權就任性，這是必須結果。中國的領導確實比法律法規還要牛逼，只要是地方或部門的「一把手」，在他的權力範圍內，完全就可以為所欲為，以言代權，以權壓法，徇私枉法，什麼事都可以做出來。正因為如此，有門道的人都在想方設法當領導，也正因為如此，導致了官場屢屢出現以權謀取私的腐敗現象。
既然權力如此管用，那麼大家並不去研究法律法規了，也不想按照法定程式去爭取自己合法權益，就想著去找領導解決問題。於是乎，整個社會的人都淪為權力的崇拜者，當然，同時也成為權力的受害者。
習慣成自然，一旦出現社會矛盾或利益糾紛，大家並不是想著通過法律途徑去解決，而是找領導來給個「說了算」的說法。去找領導，當然要找「說了算」的領導；「說了算」的領導，當然是越大越好，因為領導越大，權力就越大。如此一來，許多信訪事件哪怕是村子裡宅基地的小小糾紛，他們也會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去討教說法。這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原因很簡單，因為他們擔憂：領導找小了，那些已經習慣「說了算」的領導會官官相護，達成某種「說了算」的默契，已經無法討回他要的公道了。
這種現象的出現，恰恰說明中國離法治社會還很遠、很遠。為什麼很遠呢？根本原因就是沒有約束好權力，根本沒有規範好權力，權力可以逾越法律之上。
領導說了算，權力逾越法律之上，很容易導致二個嚴重性的問題：一是領導恃權作惡，貪婪成性、剛愎自用、飛揚跋扈，將自己淩駕於法律之上，甚至想方設法進行權力尋租，即公權的私用、濫用；二是受執法不公領導不廉的影響，民眾就根本不相信執法人員，更為嚴重的是，他們也不相信法律法規，反而覺得在中國用權和錢能擺平一切。
如此惡性循環，就導致整個社會法治不彰，公信缺失，矛盾激化。
三、必須告別「領導說了算」
如何確保權力不再任性，除了規範用權，讓權力在「剛性」的制度籠子裡運行外，還要加強民眾對權力的監督，讓權力運行在陽光之下。更重要的是，對權力進行手術性的修復，那就是分權和放權。
先說說分權。
我們總是強調集體利益大於個人利益，所以要集中權力，無不想把權力集中在領導手中。傳統教育對民眾總是諄諄教誨道：沒有大家何來小家，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其實，這是戰爭時期的思維。因為這樣辦法，可以集中一切資源來應對外來侵略。但是在和平年代，卻不合時宜了，這恰恰是一種培養奴隸的做法，大家都只有服從命令的份，只有犧牲個人的命，一切都圍繞著領導或者說權力而活著，最終只會通往自我奴役的道路的。集權的必然結果就是，權力集中在一個地方或者一個部門的「一把手」的手中，他就可以一手遮天，淩駕於政府、人大、法院之上，儼然如同一個土皇帝，因此，他的話就是聖旨，就是王法，已經處於無敵狀態。
因此，一個現代文明社會，實現人民當家作主的前提，並不是集權，而是分權；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並不是領導說了算，而是權力得到限制，並按法律規定和法定程式運作權力，實現制度正義和程式正義。更何況，政府向社會分權，才能真正促成政府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轉型，才能構造政府監管社會的制度結構。
再說說放權。
放權並不是放棄權力，讓社會處於無政府狀態，而是要促成社會的自治。一個社會文明程度，取決於社會的自治程度。自治程度越高，人們自我管理的能力越強，社會文明程度越高。社會自治是人民當家作主演練場，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培訓基地，自治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基礎，沒有自治的人民當家作主，人民當家作主就是虛偽的人民當家作主，就是替人民作主。
其實，中國並不是沒有社會自治的傳統，比如在皇權社會，就有「皇權不下縣」的治理模式。「皇權不下縣」是一種出於治理能力、治理策略、治理效果等等原因考量，統治者認為這恰恰是一種比較有效的治理模式。當然，這並不是一個自治權的概念，並不是說皇權在縣域空間以下沒有權力、不能進入，而是皇權認為在這種小的範圍之內，可以通過鄉紳等本土自治結構去實現各種公共治理，這仍然是皇權的選擇。問題是，恰恰正是這種自治模式，使中國鄉村出現了一種超穩定的結構，也使鄉村成為保存中華傳統文化的搖籃和土壤。
中國早已告別皇權時代，而正向公民社會演進，一個思想自由度高、開放程度高的社會正不可避免地形成，隨之而來的是，人們參加社會管理的意識也在進一步加強。因此，政府適當地放權，鼓勵社會組織參與社會管理，恰恰能提高社會管理水準。需要明白的是：政府對社會規制的面太廣，限制的面太，抓的權力越多，也就意味著自己背負的包袱越多也越重。
結語
要敬畏制度，要敬畏法律，領導權力大，制度威力就小，法律效用就弱，而社會秩序就亂了。（原標題：告別「領導說了算」，才能倖免淪為權力的崇拜者和受害者）
－－轉自作者博客
責任編輯：南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