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調查報導:專為謀殺而建的醫院(四)

【獨家】天津第一中心醫院掩蓋下的屠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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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6年03月30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羅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報導,張小清編譯] 在沈中陽的諸多頭銜中,有一個暗示器官源頭的線索:在北京武警總醫院網站上,作為器官移植部主任的沈中陽身著武警軍官制服。

圖為沈中陽博士身著武警軍官制服上電視接受採訪。(視頻截圖)

(接上文

被禁止問的問題

大規模進行器官移植的根本保障是穩定的供體來源。鑑於中國沒有自願、開放的器官捐獻和分配系統,與政要的關係(往往通過器官中介來斡旋)成為獲取人體器官的唯一途徑。

黃潔夫在2015年初接受採訪時說:「我們國家很大,這個死囚器官這個來源,它自然而然地這種體制,就造成了中間的很多說不清道不明的問題。你聽得懂我這個話的意思了嗎?所以,(它)變得骯髒,變得說不清道不明,變成了一個特別敏感、特別複雜的區域,就是這個禁區。」接著,他將中國器官移植濫用的罪責拋給了「大老虎」——已失勢的前政治局委員周永康(周永康領導下的政法委是迫害法輪功的主要指揮系統)。而關於良心犯,黃潔夫隻字未提。

由此說來,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器官供體源源不斷,依賴的是其在政界的關係。拿院長沈中陽來說,不僅在2013年成為政協委員,也擔任中共「民主花瓶」之一「農工民主黨」的常委。

但就直接獲取器官而言,最為有利的還是沈中陽的準軍方頭銜,中共軍方和準軍方與龐大的政法維穩力量有密切聯繫,可以無阻攔地涉入關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場所,因此被指認參與了大量人體器官的非法交易。

幾位海外調查者多年來一直在追蹤中共軍方與器官供體這二者的關係。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大屠殺:大規模屠殺,活摘器官,中共對異議人士的秘密解決方式》(The Slaughter: 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一書中,曾居北京的美國記者伊森‧葛特曼展示了十年裡採訪得到的大量證據,表明法輪功修煉群體一直是被摘除器官的主要目標。

2015年10月15日,法輪功學員在中共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前舉行燭光守夜活動,悼念16年間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要求將前中共黨魁江澤民繩之以法。 (Benjamin Chasteen/Epoch Times)

法輪功是傳統的佛家修煉大法,包括五套功法動作,並且要求修煉者全面提高道德水準,自1999年以來就在中國遭受迫害——90年代後期,由於修煉人數高達7,000萬至1億,超過中共黨員人數,時任黨魁江澤民以法輪功對中共政權構成威脅為由,對法輪功修煉者實施滅絕性的迫害政策,包括「經濟上截斷,名譽上搞臭,肉體上消滅」「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殺」「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在1999年迫害開始的次年,如同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中國的幾百家醫院在器官移植領域都戲劇性地結出了碩果。

「中國既沒有國家組織的器官分配系統,也沒有器官捐獻系統,官方的解釋是死刑犯。」大衛‧麥塔斯說。「但是還存在諸多問題,如器官匹配、血型、監獄人群肝炎感染率等等,加上超短的等待時間,這一切怎麼解釋?」

麥塔斯說,對於種種質疑以及大量確鑿的證據,中共官方都沒有給出解釋,「你不得不面對一個事實,就是我、大衛‧喬高和伊森‧葛特曼一直在說的,(器官來自)良心犯。」他繼續說:「移植規模越大,就越需要(中共)作出解釋,但至今都沒有任何解釋。沒有其它明顯的供體來源。」

葛特曼在接受電話採訪時,被問及天津一中心的器官可能來自哪裡,他回答說:「我認為大多數的器官是從法輪功學員身上來的。整個這段時間裡,勞教所裡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人數一直多達50萬到100萬人。」

(左起)大衛‧喬高、大衛‧麥塔斯和《大屠殺》的作者伊森‧葛特曼合影。(Simon Gross/Epoch Times)

「從人數上看,這是他們可以動用的唯一潛在來源。可能也有一些維族穆斯林和藏人,但這些人群的失蹤比率並不高。」

葛特曼對數百名逃離中國的難民進行了採訪,發現有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法輪功學員在被拘禁期間被驗血。從勞教所獲釋的人也描述了那些被驗血者的連接失蹤。

2006年以來,海外調查人員以醫生同行或急等換肝的患者親屬身份與中國醫生和護士通話,並將通話全程錄音。這些醫護人員承認他們做移植所用器官來自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

葛特曼在書中描述他頭一次聽到受訪難民講述被體檢經歷時的心情,雖然這位法輪功學員沒多想,「她所述說的事既可怕又令人費解,與其說醫生是在做正常的體檢,不如說他是在一具新鮮的屍體上進行揀選。我還記得自己感到從未有過的毛骨悚然,一時間,包裹著我的懷疑的外殼粉碎了。」

天津的驗血

被關押在監獄和勞教所裡的良心犯被挑出來驗血、驗尿的現象遍布中國大陸,天津也不例外。這期間也是「天津一中心」移植量暴漲的時期。

這些親歷者的指證來自明慧網——彙集法輪功在中國大陸第一手信息的平台,網站上的文章都是法輪功學員及其親友撰寫的,有很多記錄了他們遭受迫害的經歷。該網站被研究法輪功及中共鎮壓的學界人士和人權調查員廣為參看,被視為深入了解中國法輪功修煉群體的可靠來源。

在明慧網上分別將「抽血」「體檢」「驗血」設為關鍵詞,和「天津」進行組合搜索,可得出119、393和69條結果,當然有些結果可能是重複的。

一個典型案例發布於2007年11月9日,文章題為「我在天津女子監獄所經歷和看到的迫害事實」,如同明慧的許多來稿一樣,文章是匿名的,原因不言自明。其中說:「專門迫害法輪功的隊是三隊,三、四、五監區都有法輪功,除了包夾人外就是個別刑事犯,每個監區三隊的隊長都單獨把法輪功學員叫出去,化驗尿和驗血,沒叫刑事犯。隊長說是對法輪功學員的關心。」該監獄距第一中心醫院只有30多分鐘車程

天津女子監獄距離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的車程很短。曾被關押在這裡的法輪功學員們說,他們被抽血化驗。(明慧網)

回憶這段經歷,作者寫道:「我現在心裡還在懷疑,那幾個不知下落的同修哪裡去了?」

天津市青泊窪勞教所也有這樣的血液檢查青泊窪距天津一中心的車程為23分鐘。據明慧網文章,天津市雙口勞教所也在法輪功學員被拘期間對其進行驗血,從雙口開車到一中心約半小時。此外,法輪功學員滑連有曾回溯2013年6月她在濱海監獄被抽血的經歷,濱海距一中心車程約47分鐘

另一位修煉者徐海棠則寫道,2006年6月自己在板橋女子勞教所被抽血化驗,板橋農場距該院車程約45分鐘

總部設在美國華盛頓特區的「醫生反強摘器官組織」致力於為維護醫學倫理發聲。對明慧網上有關驗血的文章進行初步分析後,他們寫道:「在對倖存者的報告進行過濾時,我們發現體檢不是個別現象。如果說特殊的個案可能缺乏意義,這一數據卻展示了大量受害人的陳述,他們的經歷並不是孤立個案,而提示出(當局)系統地對被關押法輪功學員強制進行各種醫療檢查。」

當然,這一切不足以證明驗血的目的是器官移植配型。

不過讓人不解的是,這些良心犯是因中共黨魁發動的旨在消滅信仰的鎮壓而入獄的。為讓他們放棄信仰,當局通常都會對他們施以酷刑、電擊和暴力毆打等。法輪功在中共把控的全國媒體上遭到污衊。秉持信仰的修煉者被推到民眾的對立面,他們被非人化、遭到恥笑,並被宣布為國家敵人。經明慧網報導確認被迫害致死的學員已近四千,而由於鎮壓是當局發起的,此類罪行一概不受追究,那麼,監獄官員有甚麼理由要為了良心犯的身體健康進行抽血化驗呢?

在這一大背景下,被關押法輪功學員被驗血、失蹤,聯繫到迫害開始不久就出現的器官移植高潮,最合理的解釋就是中共大規模強摘法輪功良心犯器官。

尷尬的沉默

即便國際醫學界不想過早地做出大規模反人類罪行的結論,國際社會至少應該要求對器官來源及有多少良心犯被強摘的問題進行進一步調查。如果這是真的,畢竟將成為21世紀最令人不安的群體罪行之一。

事實上,許多有威望的組織和個人已明確表示他們看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大規模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提法不應被貶為「科幻陰謀論」。聯合國反酷刑委員會2008年曾表示:「中共政府應立即就關於某些法輪功學員遭到虐待和作為移植器官來源的指稱開展或委託開展獨立調查,並酌情採取措施,以確保起訴和處罰此類虐待行為的責任人。」

2012年12月2日,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生物倫理學系主任阿瑟‧卡普蘭教授等三位醫學專家在白宮網站發起了一項徵簽請願,呼籲奧巴馬政府「調查並公開譴責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和其它囚犯器官的罪行」。當時卡普蘭教授接受採訪時說:「我想你不能對殺人取器官保持沉默。這太令人髮指了。實在是錯得離譜。它違背了所有的人權理念。」

圖為紐約大學醫學中心的生物倫理學系主任阿瑟‧卡普蘭教授。他與另外兩名醫學專家於2012年共同發起了一項徵簽請願,要求美國政府調查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紐約大學官網)

近期的一部紀錄片《活摘》(Human Harvest)直接提出了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的問題,贏得2014年度美國廣播電視文化成就獎(皮博迪獎,Peabody Award),該獎被視作廣播電視界的普利策獎,授獎要求是17位董事會成員一致贊成。據評委們評述,該片還原了一個「為牟取高額利潤而強制捐器官的妖魔系統」。

在有關法輪功學員被活摘器官的報告發表之後,包括以色列和台灣在內的一些國家地區已通過立法,防止本國公民前往中國接受器官移植。

這一切使得國際移植界一些核心人物漠不關心的態度更顯不合拍——如果這些人能夠關注這一反人類罪行指控的話,定會大大推動國際社會廣泛譴責並呼籲調查這一罪行,然而,他們對中共所謂的「器官移植改革」項目卻態度慇勤,行事風格令人想起與中共相互利用的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

弗朗西斯‧德爾莫尼科(Francis Delmonico)博士是器官移植學會的前負責人,也是就器官移植問題與中國溝通的主要聯絡人,他在電郵中寫道:「我唯一要說的就是鼓勵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提交可驗證的數據。」「唯一」一詞被加粗顯示。

其他一些醫生,如器官移植學會的前負責人、悉尼醫生杰里米‧查普曼(Jeremy Chapman),以及芝加哥大學醫學院肝外科醫生邁克爾‧米里斯(Michael Millis)博士,都對這個棘手的問題不感興趣。米里斯博士已與中國官員有密切合作。在接受德國《時代週報》(Die ZEIT)記者瑪蒂娜‧凱勒(Martina Keller)採訪時,被問及秘密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話題,他答說:「那不是我能發揮影響的範圍。世界上許多事情不是我的關注點或興趣點。」

器官移植學會現任主席菲利普‧奧康奈爾(Philip O’Connell)博士和世界衛生組織就器官移植問題與中共聯絡的何塞‧努涅茲(Jose Nuñez)博士,均未回覆大紀元記者的電子郵件。世衛組織關於器官移植的指導原則要求整個過程透明化,且可公開接受審查,然而該組織官員並未敦促中國按要求去做。

回應醫學界對活摘器官問題關注度相對不足的問題,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倫理學教授柯克‧阿利森(Kirk Allison)在電郵中表示:「(對這個問題)具有好奇心很重要,因為它關係到真相,關係到人類道德所面臨的風險,關係到人權,更關係到那些(器官)被略奪的人的生命——即便他們已死去。這是對我們提出的道德挑戰。」

德高望重的以色列心臟外科醫生李維博士則在電郵中寫道:「我感到難堪,因為我在世界各地的同行不像我這樣覺得有道義責任去要求中國接受國際移植界對其現行移植體系的獨立徹底的調查。」

他又說:「作為納粹大屠殺倖存者的兒子,我覺得有必要不再重復國際紅十字會1944年參觀特雷津納粹集中營時犯的可怕錯誤,其報告中把這個集中營描述成了一個娛樂休閒營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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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調查報導:專為謀殺而建的醫院(一)

大紀元調查報導:專為謀殺而建的醫院(二)

大紀元調查報導:專為謀殺而建的醫院(三)

大紀元調查報導:專為謀殺而建的醫院(四)

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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