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曾建元:習近平需把握歷史使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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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7年05月25日訊】(大紀元特約記者易如、蕭律生採訪報導)中國大陸至今未實現民主化。然而,1987年7月15日台灣宣布解除戒嚴,推行憲政民主,成為走向民主化的關鍵轉折。時隔30年,台灣的民主路對中國大陸的民主化仍有啟發。大紀元記者採訪了台灣法學博士曾建元副教授,他談了台灣為何走向民主化、中國現在走向民主化的最大阻礙、台灣的民主化對中國有何借鑑意義等方面的見解。

曾建元是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法學博士,現任中華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國立台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兼任副教授暨客家研究中心特約副研究員兼副主任,還是台灣內政部政黨審議委員會委員、行政院大陸委員會諮詢委員。

記者:您前面提到的非常時期,台灣當時實行的是戒嚴體制,這是怎樣的一個體制?與中共的當下統治有何區別?

曾建元:這個戒嚴體制原意是軍事統治,是一個國家面臨緊急危難的情況下,日常的民主政治沒有辦法應對這種臨時的巨大變局,所必須採取的緊急措施。即動用軍隊高度的動員效率,集中處理國家變局。等到這個國家變局處理完之後,必須馬上回歸到正常的憲政體制。戒嚴體制不是民主制度。

在大陸表面上沒有實施戒嚴統治,但是共產黨在指揮槍,共產黨在領導這個國家,共產黨還滲透到社會,進行全面性的控制。所以,對公民社會所產生的鉗制作用,超過當年台灣統治的軍事政府。

另外,今天中國大陸的統治跟當時台灣實施的戒嚴制度不同,它是把很多國家的戒嚴體制當成一種現政制度。一方面,中國大陸現在並沒有實施戒嚴,實施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具有中共特色的社會主義法制,是一種現政制度,不是非常狀態。但是讓人感到不安的是,它的正常體制對人民自由的鉗制跟當年台灣非常時期戒嚴體制是一樣的。另一方面,台灣當時的戒嚴只是一個臨時措施,最後有一個終極目標,即還政於民,讓國家實現自由化、民主化,但是當今的中國大陸完全不存在這個終極目標。它的狀態顯示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終極目標就是當下,沒有下一步的還政於民或實施多黨執政,也沒有下一步的民主選舉。

其實,國民黨跟中共最大的不同就是,中共它強調民主集中制、專政的概念,對於階級敵人鎮壓的概念,這個在國民黨和其它國家不存在。所以中共雖然沒有以戒嚴為名,它所達到的統治效果跟戒嚴已差其不遠了。

台灣當時雖然以戒嚴名義來治理國家,但是他告訴你這是一個暫時的措施,他背後還有一個終極的價值,他的立國精神中華民國憲法在制約台灣當時的戒嚴體制。

記者:台灣在走向民主化的時候,也存在一些轉型正義問題,台灣是如何處理的?如果大陸出現轉型正義會如何?

曾建元:所有的轉型正義是指,國家從威權體制轉向民主體制後,怎麼清算集權體制時國家所犯的罪行:對人權的迫害,怎樣透過國家與社會重構和解的方式,記取過去歷史教訓,對受難者給予道歉賠償,對加害者給予責任追究,將過去的迫害歷史真相澄清,讓是非、公道公義得以彰顯;並讓這段歷史成為這個國家這個民族共同的教訓與共同的歷史記憶,然後,來警惕未來的統治者,不要再犯過去的錯誤。

對台灣來講,轉型正義目前的平反工作,已經得出一個大致的結論:過去的這些白色恐怖案件,大概90%都是冤假錯案。所以台灣的做法就是,一方面,就受難的程度、受難的家屬和本人,政府提供賠償;另外由總統頒發恢復名譽的證書,恢復被剝奪的國民應有的權益。另一方面,透過國家相關檔案的整理,成立幾個紀念館或博物館,成為國民教育基地,也給社會民眾、觀光客人提供參觀、憑弔場所。

當下,比較有成效的是對過去受難案件的平反基本完成了。國家也樹立了紀念碑,歷屆總統也重申國家的犯罪,並對當時的暴行一再表示道歉。但是台灣轉型正義也遺留下來一些問題還沒有處理好。一個是加害者迫害人權個案原因是什麼,當時的執法者是誰,在加害過程中有沒有逾越法律或其它捎帶罪行。當年的加害者很多已經過世。追究加害者責任的目的不是報復,而是希望讓事實真相更加清楚,讓受難者家屬得到安慰。另一個是國民黨的黨產問題。戒嚴時期的黨庫、國庫互通,台灣民主化後,國民黨登記為社團法人,就要求這種互通狀態必須終止,就形成了黨產問題。因為國民黨的黨產是從人民那裡,通過國家強迫徵收、強迫拆遷過來的。同時政黨不是盈利團體,而國民黨在台灣民主化之後,把龐大的財產投入到公司的經營中。

其實,台灣的白色恐怖實施時間,前後加起來大概有47年,針對的對象只是在中國最小的一個省──台灣島。而中國大陸,人口眾多,幅員廣大,從1949年中共建政至今,其掀起的政治波瀾如恆河沙數,罄竹難書,未來中國大陸如果要以台灣的方式實現轉型正義,我相信會面臨非常巨大的困難。

第一、這段歷史檔案文件沒有被完整地保留。因為中共在歷次政治運動平反後,把這些歷史資料統統銷毀掉。在台灣不能這麼做,那些是屬於國家檔案。但是中共把國家犯罪的資料統統自行掩蓋掉,後人要追究歷史真相、追究加害者的責任非常困難,在證據蒐集上將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第二、關於賠償問題,大多數的中國人家裡面,多少都有受難者,賠償金額巨大。因為中共歷年的政治運動太多了。如何去處理這個非常巨大的賠償金額,是完全賠償還是象徵性賠償?到時候的民主化中國,其財政能否負擔得起?

再有,如果按照這樣的轉型正義展開,當今的中共考慮到未來中國民主化之後,它要面臨歷史的清算,政治責任、法律責任的清算,怎麼去償還過去造成的罪惡?其實,共產黨人都知道,心知肚明,已經造成了無數的罪孽。我相信他們不願意,大多數共產黨不願意面對日後的審判與清算。這是中國共產黨最為恐懼的事情。

記者:台灣走向自由化對中國有哪些啟示?中國當下主政者如何選擇?

曾建元:我想最大的啟示是只要有決心,台灣可以做到,大陸的任何一個地區的人民都有能力來推動他們自身的民主化;並且中華文化跟憲政民主沒有衝突,因為台灣也是中華文化影響下的一個地區,但是能走上民主化道路。

其次,台灣當時的統治者國民黨主動提出走向民主化,儘管那時台灣還處於戰爭復原的農業社會,教育水準也不平均;並且在台灣省地方選舉中放手讓民眾自由選舉,儘管當時台灣人民不能自由組織政黨,但是還有從大陸遷移到台灣的,如中國青年黨,中國民主社會黨等。

再有,台灣走向民主化,如果按照從戰後到現在的時間來算,花了70年,如果說從台灣的經濟起飛到蔣經國總統決定讓台灣走向民主,其實也只花了30年的時間,這個過程並不長。而台灣今天已經在美國自由之家評比中,成為亞洲最自由的國家。30年的時間,台灣可以走到,現在中國大陸的每個省份國民生產條件都遠遠高於當時的台灣,台灣可以完成民主化,福建也可以,浙江也可以,上海也可以。

很大的經驗是中國先賢已經提出了,實施地方自治、地方分權再走向聯邦制的步驟,民主化實施其實並不難。

而現在中國的執政者習近平,他跟當年台灣的李登輝一樣,都曾經是那個體制下的受害者。李登輝曾經被國民黨迫害過,習近平的家屬曾經也遭受過共產黨的迫害。其實他可以從一個歷史、國家領導人的高度,在某種程度上要跟過去的共產黨體制有所切割,從追求國家進步、社會和解的角度,發揮自身的充分條件實現中國的民主化。

但是,如果習近平仍把他的政治生涯與命運跟中共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也無視他父親所遭受的迫害,不願意去面對與反省這些問題,那他就失去了難得的歷史使命,丟掉了實現使命的機遇。但是目前他是如何想的,我們都無法知道。

中國近30年的經濟、文化發展,在事實上已經為習近平鋪墊好了轉型條件,就是看他的一念之間,願不願意在中國歷史上扮演一個重要的推手,是要在這個方面對他有所呼籲。(全文完)#

責任編輯:張憲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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