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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公眾警惕間諜 澳情報官從幕後走向前台

澳洲安全情報局(ASIO)局長劉易斯(Duncan Lewis)10月22日向一個參議院聽證會表達了他對外國政治幹預和間諜活動不斷升級的擔憂。(A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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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11月12日訊】(大紀元記者燕楠悉尼報導)在澳洲,國家安全情報機構的負責人面向公眾發表公開演講是極其少見的現象,很不尋常。但最近一段時間卻變得異常頻繁。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國防和戰略項目主任休布里奇(Michael Shoebridge)的話說,「(情報機構)澳洲信號局(Australian Signals Directorate,ASD)成立71年以來,現在已經從暗處走出來(面向公眾)。」

澳洲信號局局長繼今年7月的公開演講之後,大約一週前又發出了公開警告。

局長伯吉斯(Mike Burgess)在7月份的大師班演講中,介紹了他自己和他的部門之後,就人工智能和國家安全問題進行了討論。

而約一週前的公開演講中,伯吉斯就最近政府決定將澳洲5G網絡中的「高風險供應商」,尤其是中國電信公司中興通訊和華為排除在外的決定進行辯護。有消息說,中共目前正在全力遊說澳洲莫里森政府取消此禁令。

離開國防部的澳洲信號局面向公眾

澳洲信號局曾隸屬於澳洲國防部,今年7月1日才從國防部分離出來,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定機構。伯吉斯是分離出來的澳洲信號局第一任局長,他在前四個月的任期內已兩次面對公眾,甚至還以局長身分開設了個人推特帳號。

該機構的職責是為澳洲國防軍的運作提供支持,通過收集外國通訊和信號獲得情報,參與反恐行動。預防並打擊損害澳洲人和澳洲利益的恐怖襲擊,保護政府網絡和信息安全,以及開展必要的攻擊性網路行動。

澳洲信號局成為獨立機構後職責範圍進一步擴大,現在還涵蓋對抗網絡間諜活動和打擊日趨嚴重的境外網絡犯罪行為,向澳洲企業和國民提供網絡安全協助和建議等。

原本是傾向於在幕後操作的澳洲信號局,他們的任務是「揭示別人的機密,保護我們自己的機密」,但基於國際秩序的變化,以及科技和網絡的發展造成的新威脅,信號局肩負的職責使他們開始從幕後走向台前。

對商界做簡報的澳洲安全情報局

澳洲《金融評論報》旗下的雜誌10月特別刊文介紹澳洲安全情報部門的一些情況,其中也談到這一現象——自2002年導致兩百多人死亡(含88名澳洲人)的巴厘島恐襲爆炸案後,澳洲的祕密情報界出現了史上少有的情報官員冒險進入公眾領域的現象。

情報界權威機構——澳洲安全情報局(Australian Security Intelligence Organisation,ASIO)局長劉易斯(Duncan Lewis)表示,恐襲威脅依舊嚴峻,而同時外國干預和間諜活動的威脅程度前所未有地高,這讓他們變得加倍繁忙。

劉易斯也在今年發表過公共演講,談論外國干預澳洲的嚴重性,當時外交貿易部頭面人物孫芳安(Frances Adamson)和他一起向大公司的董事們做簡報,解釋澳洲存在的安全擔憂,以及企業可能面臨的威脅。

當時的情況是,很多商界人士抱怨澳洲的外交政策會影響他們在中國的業務,但那次簡報向商界表明,即便未來商界的業務有可能進一步受阻擾,但聯邦政府不會軟化立場。

由於網絡犯罪日趨嚴重,澳洲信號局局長伯吉斯也向企業提供了建議。自2010年以來,被認為是來自中國的黑客已經竊得了國會大廈,氣象局,澳洲貿易委員會和澳洲國立大學的信息技術系統的訪問路徑。

提升公眾對外國干預和間諜活動的認知

與以往隱身的做法不同,像伯吉斯這樣的情報機構官員屢屢面向公眾,澳洲政策戰略研究所國際網絡政策中心的高級分析師卡夫(Danielle Cave)認為,這是因為絕大部分的民眾對外國干預和間諜的認知非常有限。

他在評論中寫道,「公眾有限的參與度不僅僅是忽視了對此問題的公共討論,或表現出漠不關心,而是當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處於緊張狀態時,卻給澳洲帶來了問題。例如,這意味著當用『國家安全擔憂』來解釋最新的國際立場或政策立場時,人們持懷疑態度。」他說,一個典型例子就是澳洲的高等學府。

伯吉斯最新的警告正好和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ASPI)新發布的一份報告時間點相吻合。該報告揭露了澳洲高校正與中共軍方科學家以前所未有的緊密程度合作。因為一些中共軍方背景的中國科學家們掩蓋了他們的軍方身分,他們躲在研究機構裡學習軍事技術並建立合作網絡,以促進中共軍隊的能力。不減少這種合作就可能令國家的安全風險增高。分享情報的「五眼」聯盟國是中共派遣科學家的主要目標,其中按人均計算,澳洲的中共軍方科學家人數最多。

然而,澳洲高校目前對於外界擔憂北京祕密干預高校部門——通過對中國留學生施以政治上的控制,或因為戰略目的讓他們獲得研究成果的現象,一直不屑一顧或為自己辯護。

麥考瑞大學中國研究講師卡瑞克(Kevin Carrico)表示,「雖然每個人都喜歡經濟利益、經濟增長和貿易,但這些都不能以改變我們的基本價值觀為代價。」如果中共用我們的軍事技術去「幫助受到制裁的國家、去對付台灣,甚至是打壓自己國土內的無辜公民」,那麼高校和科研人員就應該注意保護我們的技術,同時「政府需要確保這種技術的轉移不會發生」。

獨立議員威爾基(Andrew Wilkie)曾是國家評估辦公室(ONA)的分析師,他說近來一些高級情報部門負責人的公開舉動是一個積極的發展, 「長期以來,情報機構一直在暗中運作,」但現在「任何提高公眾意識和透明度的事情都是好事」。#

責任編輯:宗敏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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