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12月17日訊】中共外交部發言人在記者會上沒有直接回答關於國際危機組織ICG東北亞高級顧問康明凱被抓的問題，但表示ICG在中國沒有備案。因此，康明凱在中國從事未經註冊的「相關活動」，「就已經違反了中國的境外NGO活動管理法」。
眾所周知，真正的非政府非盈利組織在中國註冊是非常困難的，公開單獨註冊的基本上就是中共自己的組織，如中國推向聯合國的NGO就有全國婦聯、殘聯、中國人權研究會、對外友好協會、科協、甚至關愛協會等，其中婦聯是中共三大周邊組織之一，另外兩個是工會和共青團；中國人權研究會的主要責任就是每年到人權理事會打壓參加會議的批評中共人權狀態的人權團體；對外友好協會是中共領導的以人民團體名義從事民間外交的政府機構；而科協則是中共統戰機構政協的成員。至於關愛協會，則有另一個中共不太願意直接對外使用的名稱「中國反邪教協會」（CACA），這是於2000年11月專為配合中共迫害法輪功而成立的，受祕密法外組織中共中央610辦公室領導。
2017年1月1日生效的《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要求境外NGO必須在公安部門註冊備案，使得他們在中國的活動更加困難。根據2017年的資料，在中國約有1,000個國際NGO在活動，如果加上短期項目合作的有7,000多個，但只有139個註冊在案。
這使得想繼續留在中國的境外NGO不得不在不註冊備案的情況下活動，也就是「違法」活動。平時中國政府並不管，但需要時就可以這個罪名懲罰。這次兩位加拿大人被拘事件讓世界看到了中共統治不太為外人所知的一種手段，即用嚴苛的法律迫使特定人群處於違法狀態，平時不一定過問，但必要時可以用選擇性執法進行打擊。
不過，這還不完全是ICG的情況。ICG表示，ICG是和中國外交部協商後2007年正式在中國設立辦事處的，由於未能完成註冊，而於《境外NGO管理法》生效前的2016年12月關閉北京業務。那時康明凱還沒有加入ICG。康明凱在中國的活動有兩部分，2014年到2016年是加拿大外交官，2017年2月開始加入ICG，因為那時北京業務已經關閉，康的工作地點是在香港，而ICG在香港是合法的。
一個類似的例子是中國民營企業的稅收。中國的企業稅是世界上最高的之一，正常繳稅企業幾無可能生存而多數選擇逃稅以維持運轉。在中國有個廣為流傳的故事，有人曾經問認識的稅務官員，既然知道大家都逃稅，為什麼政府不能把稅降低，得到的回答說這正是高稅收的目的，使大家都處於違法的狀態。儘管這個故事無法證實，但卻是中國的現狀。
另一個廣為誤解的事是，人們以為中共在1999年7月「取締」了法輪功，卻很少注意到所謂的取締只是民政部宣布法輪大法研究會未經註冊因而違法。而這個法輪大法研究會只是在北京的一個組織，而不是法輪功修煉本身，而且因為不被民政部允許單獨註冊而早在1996年就自行宣布解散了。法律「取締」只不過是中共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希望人們相信的故事而已。
ICG在中共高層並不被認為是敵對勢力。除了2007年進入中國得到外交部的認可外，在中國一直和各階層包括中共有關部門都有接觸。就是康明凱本人，也經常訪問北京，和中共官員會面，接受邀請在會議上發言。在中聯部的官網上，還曾有剛被刪掉的今年8月康明凱和中聯部副部長郭業洲會面的照片。中聯部是中共中央四個部之一，曾經專事和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繫。冷戰結束後，共產黨組織在全世界迅速萎縮，中聯部調整方向，擴大了聯繫範圍，但基本只限於在被認為「友好」或「同類」的外國政黨。也就是說，至少在四個月前，這個中共中央識別「敵友」最權威的部門還沒有認為ICG及康明凱在大陸有任何「違法」活動，更不要說「危害國家安全」了。而且「沒有備案」似乎也從來就不是問題，直到加拿大應美國要求拘捕了孟晚舟。
中共抓捕康明凱不會是和孟晚舟無關的獨立事件的另一個理由是，當今中國根本就沒有獨立的司法，自從1949年中共建政開始就沒有過。即使在文革結束後所謂建立法治後，在人們知道的被高度關注的案例中，幾乎都是政治因素驅動而不是法治。持續19年多的對法輪功的迫害，從一開始就是政治運動，至今找不到一條法律基礎。2015年開始對維權人士和維權律師的迫害，採用的手法包括強迫失蹤、電視認罪、藥物、酷刑、綁架家人等，就是沒有依據法律。英國人韓飛龍（Peter Humphrey）被電視認罪後判刑，並非他違反了中國法律，而是他受葛蘭素史克委託調查上海分公司腐敗案時觸動了相關中共權貴集團的利益。
中共組織機構的設立也保證了中國的司法不獨立。管理司法系統，包括公檢法司在內的，是中共中央政法委（PLAC），而中央政法委則受中共中央依法治國領導小組領導。司法系統所有的部分，甚至包括律師，都被黨統一領導了，哪裡會有獨立的司法？#
責任編輯：高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