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輝:姚依林回憶「一二九運動」證實三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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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8年12月09日訊】姚依林是中國國家原副總理、現任國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岳父。他還是曾被中共評價甚高且視為「愛國民主運動」的「一二·九運動」的領導者之一。

關於「一二·九運動」姚依林曾在1979年接受過訪談,並刊登在《炎黃春秋》雜誌上。此外,《中共黨史資料》2007年第4期也曾刊發《姚依林關於一二·九運動的一次談話》,在2008年12月出版的《姚依林——百夕談》中也涉及到「一二·九運動」。根據姚依林的回憶,可證實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一二·九運動」不是學生自發的運動,而是中共策劃的。根據其回憶,彼時,姚依林在清華大學讀書,1935年11月加入中共。由於當時的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壞,北平團市委被中共北方局指定暫時代替市委的領導工作。北平團市委遂成立了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其成員還成立了民族武裝自衛會,姚依林即是其成員。同時,姚依林還是清華大學的學生領袖之一。

中共北平臨時工作委員會的成員為了便於公開活動,利用當時黃河發大水的機會,成立了黃河水災賑濟會,並在國民政府備案。他們除了公開在街上為救濟水災募捐外,還藉機整合各校學生組織,開展活動。通過募捐,他們共籌款兩千多塊大洋,其中500元被留下,成為「一二 ·九運動」的活動經費來源之一。

根據史料,當時的國內形勢是:1931年9月18日,日軍入侵東北後,中華民國政府軍與日軍已然處於敵對狀態。民國政府深感對日抗戰實已無可避免,於是全國建設以充實國力,進行軍事備戰為主。而此時中共卻不斷擴大,進行武裝叛變,處處牽制政府抗戰方針。為了集中精力抗日,蔣介石遂擬定了「攘外必先安內」的方針,並發動了對中共的五次圍剿。在第五次圍剿中,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擊,被迫逃亡,並最終逃到陝西一隅立足。

國民政府為了剿滅中共,特別任命蔣介石任西北剿匪總司令,東北軍的張學良、第十七路(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為副總司令,共同擔任剿共任務。而此時的蘇聯正面臨著德國入侵的危險。為了避免在東線同日本作戰,蘇聯要求中共與蔣介石政府建立反對法西斯的「民族統一戰線」,以在新的國際形勢下繼續「保衛蘇聯」和「武裝保衛蘇聯」。不過,蘇聯希冀的是通過建立統一戰線,來建立無產階級專政。

面臨著國民黨數倍於己軍力的包圍,中共為了求得生存空間並根據蘇聯的指示,中共授命由中共中央駐莫斯科代表團負責人王明撰寫了「八一宣言」,並於1935年8月1日發表,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稱願意與國民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來,衝破日寇蔣賊的萬重壓迫,勇敢地與蘇維埃政府和東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組織全中國統一的國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積極抗日和正在積極準備全面抗日的中華民國政府。

這是「九·一八」之後四年中共第一個抗日宣言。三個月後,即1935年11月中旬,毛澤東等率領的中央紅軍北上逃跑到了瓦窯堡,並在此召開了一次重要的會議。會議主要是學習和貫徹蘇共中央、共產國際給中共的新指示,那就是「聯蔣抗日」。據海外專家辛灝年先生的研究,毛在瓦窯堡會議上把斯大林的這個指示篡改成了「利用抗日進行反蔣」。

為此,中共制定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聯蔣抗日」旗號,但實質上卻是暗地裡反蔣不抗日;二是向駐守在陝西,負責剿共的東北軍和西北軍進行宣傳;三是在國統區利用民眾抗日情緒,策劃抗日救亡運動。

由於當時的通訊並不快捷,北平臨委其後才在北京飯店看到中共的《八一宣言》。此時,劉少奇被派回到國民黨統治區,在京津地區,恢復中共地下黨組織,並在12月建立了華北中共的地下最高指揮部:北京臨時市委。隨之在1935年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學生聯合會,準備發動學生運動。具體領導者除了姚依林,還有黃敬、彭濤、郭明秋等。為什麼運動確定在「一二·九」這一天?因為這一天是冀察政務委員會成立的日子,所以他們要表示抗議。

於是,在當年的12月9日至16日連續幾日,成千上萬知道或不知道真相的學生,都跟著「北京學生聯合會」這個共產黨組織走上街頭,高喊 「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反對華北自治!」「反對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反對華北特殊化!」「立即向日本宣戰!」「打倒賣國賊!」「反對防共自治運動!」等口號,實則在反對國民政府,為中共效命。

用楊沫的《青春之歌》中顛倒黑白的話說:「一二·九的青年學生們,他們迎著國民黨反動派的大刀、棍棒和水龍頭,勇敢地行走在北京的大道上,把他們抗日救國的呼聲喊徹了全中國。他們獲得了徹底的勝利,戰勝了國民黨反動派。他們成了中國共產黨的一支主幹力量,走上了與工農兵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後來成了我們新中國許許多多最重要的幹部的一部分。」

此後,姚依林等南下宣傳,類似的學生活動依然不斷,因此可以說「一二·九」運動不是一天的事,大概延續了一年多。1935年8月前從沒有提過抗日、也沒有發動過任何抗日救國或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共,就這樣打著「抗日」的旗號,打著「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口號,煽動民眾的熱情,以此為己謀「圖存」。

第二件事是一二·運動國民政府是如何鎮壓的。中共教科書的描述是:大批警察手執大刀、木棍、水龍頭,對付手無寸鐵的愛國學生。愛國學生不畏強暴,隊伍仍在繼續前進。這時,警察打開水龍頭,冰冷的水柱噴射在學生們身上,接著又揮舞皮鞭、槍柄、木棍毆打。學生們與軍警展開英勇的搏鬥,有百餘人受傷。

不過,在姚依林的回憶中卻說:12月9日當天沒有人受傷被捕,國民政府宋哲元方面的情況是「他沒有準備,就是水龍頭」。12月16日的遊行時,「他出動大刀隊,用刀背砍,沒死人,傷幾十個人」。

而當時奉宋哲元將軍命令驅散學生的馮治安,對於舉國責難回應道:「29軍未開一槍,未殺一人,怎麼說是殘害青年?學生手無寸鐵,咱要想殺,甭動槍炮,光大刀片也早就血流成河了!這算什麼鎮壓?不過是軍隊和學生打架罷了!」與中共1989年殘酷槍殺上萬學生相比,高下立分。

第三件事是中共策劃一二·的目的。中共教科書稱是為了抗日救國,但真正的目的是如中共在其它史料中所承認的那樣,是「配合了紅軍北上抗日」,「給國民政府帶來壓力,緩解了中共在陝北的困境」。除此而外,也是要「武裝保衛蘇聯」,避免蘇聯腹背受敵。

「一二·九」運動對中共的歷史作用是重大的。它挑起了民眾對國民政府的不滿,並成為西安軍事叛變的間接推手;它使得無數年輕人被利用,並相信了中共的謊言,從而走上了信仰馬克思主義的不歸之路;它亦破壞了國民政府的備戰計劃,使日本全面侵華戰爭提前;而中共亦由此獲得了喘息的空間。

至於領導了「一二·九」運動的姚依林,也被國民政府軍警盯上。在一次軍警包圍清華大學,搜查「一二·九」運動的學生骨幹時,姚依林被迫躲在馮友蘭教授家的廚房中一個晚上。其後,他離開了清華校園,被中共調到天津繼續從事地下工作。直至在中共建政後成為領導人之一。

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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