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18年12月09日讯】姚依林是中国国家原副总理、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的岳父。他还是曾被中共评价甚高且视为“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二·九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关于“一二·九运动”，姚依林曾在1979年接受过访谈，并刊登在《炎黄春秋》杂志上。此外，《中共党史资料》2007年第4期也曾刊发《姚依林关于一二·九运动的一次谈话》，在2008年12月出版的《姚依林——百夕谈》中也涉及到“一二·九运动”。根据姚依林的回忆，可证实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一二·九运动”不是学生自发的运动，而是中共策划的。根据其回忆，彼时，姚依林在清华大学读书，1935年11月加入中共。由于当时的中共北平市委被破坏，北平团市委被中共北方局指定暂时代替市委的领导工作。北平团市委遂成立了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其成员还成立了民族武装自卫会，姚依林即是其成员。同时，姚依林还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之一。
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成员为了便于公开活动，利用当时黄河发大水的机会，成立了黄河水灾赈济会，并在国民政府备案。他们除了公开在街上为救济水灾募捐外，还借机整合各校学生组织，开展活动。通过募捐，他们共筹款两千多块大洋，其中500元被留下，成为“一二 ·九运动”的活动经费来源之一。
根据史料，当时的国内形势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东北后，中华民国政府军与日军已然处于敌对状态。民国政府深感对日抗战实已无可避免，于是全国建设以充实国力，进行军事备战为主。而此时中共却不断扩大，进行武装叛变，处处牵制政府抗战方针。为了集中精力抗日，蒋介石遂拟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并发动了对中共的五次围剿。在第五次围剿中，中共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被迫逃亡，并最终逃到陕西一隅立足。
国民政府为了剿灭中共，特别任命蒋介石任西北剿匪总司令，东北军的张学良、第十七路(西北军)总指挥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共同担任剿共任务。而此时的苏联正面临着德国入侵的危险。为了避免在东线同日本作战，苏联要求中共与蒋介石政府建立反对法西斯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继续“保卫苏联”和“武装保卫苏联”。不过，苏联希冀的是通过建立统一战线，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面临着国民党数倍于己军力的包围，中共为了求得生存空间并根据苏联的指示，中共授命由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负责人王明撰写了“八一宣言”，并于1935年8月1日发表，宣言一方面慷慨激昂地宣称愿意与国民政府合作，另一方面又要“大家起来，冲破日寇蒋贼的万重压迫，勇敢地与苏维埃政府和东北各地抗日政府一起，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以取代正在积极抗日和正在积极准备全面抗日的中华民国政府。
这是“九·一八”之后四年中共第一个抗日宣言。三个月后，即1935年11月中旬，毛泽东等率领的中央红军北上逃跑到了瓦窑堡，并在此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会议主要是学习和贯彻苏共中央、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新指示，那就是“联蒋抗日”。据海外专家辛灏年先生的研究，毛在瓦窑堡会议上把斯大林的这个指示篡改成了“利用抗日进行反蒋”。
为此，中共制定了如下策略：一是在政治上打起“联蒋抗日”旗号，但实质上却是暗地里反蒋不抗日；二是向驻守在陕西，负责剿共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进行宣传；三是在国统区利用民众抗日情绪，策划抗日救亡运动。
由于当时的通讯并不快捷，北平临委其后才在北京饭店看到中共的《八一宣言》。此时，刘少奇被派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在京津地区，恢复中共地下党组织，并在12月建立了华北中共的地下最高指挥部：北京临时市委。随之在1935年11月18日成立了北平学生联合会，准备发动学生运动。具体领导者除了姚依林，还有黄敬、彭涛、郭明秋等。为什么运动确定在“一二·九”这一天？因为这一天是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日子，所以他们要表示抗议。
于是，在当年的12月9日至16日连续几日，成千上万知道或不知道真相的学生，都跟着“北京学生联合会”这个共产党组织走上街头，高喊 “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特殊化!”“立即向日本宣战！”“打倒卖国贼！”“反对防共自治运动！”等口号，实则在反对国民政府，为中共效命。
用杨沫的《青春之歌》中颠倒黑白的话说：“一二·九的青年学生们，他们迎着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刀、棍棒和水龙头，勇敢地行走在北京的大道上，把他们抗日救国的呼声喊彻了全中国。他们获得了彻底的胜利，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支主干力量，走上了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后来成了我们新中国许许多多最重要的干部的一部分。”
此后，姚依林等南下宣传，类似的学生活动依然不断，因此可以说“一二·九”运动不是一天的事，大概延续了一年多。1935年8月前从没有提过抗日、也没有发动过任何抗日救国或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共，就这样打着“抗日”的旗号，打着“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煽动民众的热情，以此为己谋“图存”。
第二件事是“一二·九”运动国民政府是如何镇压的。中共教科书的描述是：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头，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头，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
不过，在姚依林的回忆中却说：12月9日当天没有人受伤被捕，国民政府宋哲元方面的情况是“他没有准备，就是水龙头”。12月16日的游行时，“他出动大刀队，用刀背砍，没死人，伤几十个人”。
而当时奉宋哲元将军命令驱散学生的冯治安，对于举国责难回应道：“29军未开一枪，未杀一人，怎么说是残害青年？学生手无寸铁，咱要想杀，甭动枪炮，光大刀片也早就血流成河了！这算什么镇压？不过是军队和学生打架罢了！”与中共1989年残酷枪杀上万学生相比，高下立分。
第三件事是中共策划“一二·九”的目的。中共教科书称是为了抗日救国，但真正的目的是如中共在其它史料中所承认的那样，是“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给国民政府带来压力，缓解了中共在陕北的困境”。除此而外，也是要“武装保卫苏联”，避免苏联腹背受敌。
“一二·九”运动对中共的历史作用是重大的。它挑起了民众对国民政府的不满，并成为西安军事叛变的间接推手；它使得无数年轻人被利用，并相信了中共的谎言，从而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不归之路；它亦破坏了国民政府的备战计划，使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提前；而中共亦由此获得了喘息的空间。
至于领导了“一二·九”运动的姚依林，也被国民政府军警盯上。在一次军警包围清华大学，搜查“一二·九”运动的学生骨干时，姚依林被迫躲在冯友兰教授家的厨房中一个晚上。其后，他离开了清华校园，被中共调到天津继续从事地下工作。直至在中共建政后成为领导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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