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8年06月09日訊】中共前領導人劉少奇、周恩來等曾經在「文革」中被指控犯有「投敵」的「歷史問題」，近年來，毛澤東兩次被捕、出賣同黨的真相，也逐漸大白於天下。
在中共的有關檔案及美國記者斯諾著的《西行漫記》中，都有毛澤東在1927年被捕的經歷，但中共當局把毛澤東本次被抓、然後被釋放說成是「機智脫逃」。
毛澤東出賣同黨後被釋放
然而旅居美國的何晴蓀女士和她的先生多年前先後到大陸、香港、美國等地深入調查了解，查閱原始資料，反覆研究論證，寫出《關於毛澤東被捕及「機智脫逃」等歷史疑案的考訂》一文，揭開了毛澤東不是自己脫逃的，而是「靠出賣同黨」而被釋放。
文章說，1948年秋天，一個金姓的小學教師讀了斯諾寫的《西行漫記》，就地調查1927年毛澤東被捕的情況。經朋友介紹，得知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人，曾在當時的民團團部做過文書，於是他和朋友尋訪到了這個老人。
這位老文書回憶說，不能肯定抓到的是誰，但記得那年（1927年）8月中秋節前，有個瘦長的男人在鎮上經過，因為背的包袱沉重，又東張西望鬼頭鬼腦，被民團懷疑背的是槍枝，把他抓住，背的原來是100多塊銀元和一些衣服信件，說是做生意的，當即被解到民團團部審問，經過拷打灌水，才知道是共產黨一個頭頭。
他供出好幾個同黨，有一個同黨並且是做縣長的，在鎮上小鋪裡等他，也一同被捕獲。
老文書聽說，當天民團總部就把那幾個被捕的人解到邊防司令部去。以後的事，就不知道了。
金老師再次請老文書回憶，提供線索，老文書說當年的團總已死，可去找團總的兒子問問。
團總的兒子當時也老了，又有病，對當年毛澤東被捕的事也有興趣。他肯定當年父親抓的是毛澤東，但抓的具體情節不大明了，只聽說毛澤東能說會道，願意和政府合作，他的父親見毛澤東為國軍立了一些功，又是同鄉關係，幫他討情，保他回鄉教書，誰知後來他卻逃到井岡山去了。
中共軍隊渡過長江以後，老文書下落不明，中共「土改」期間，團總的兒子被槍斃了。後來，金老師被中共打成「右派」。他同他的一些好友多次祕密談論過他調查的經過。
多個佐證資料
何晴蓀在她文章中說，多年前，她的丈夫張時中先生在香港，聽到關於毛澤東被捕的一些細節，但他們覺得太簡略，說明不了問題，又沒有書面文字可證，所以沒有把這些寫出來，因為這很容易被中共指為「造謠」或「誣衊」。
2000年左右，何晴蓀夫婦到北京探親訪友，在圖書館發現有幾本記述毛澤東被捕的書籍，足以證實老文書的所述「實而不虛」，於是，他們把這些資料複印下來，回美國後反覆加以研究。
第一本書是楊慶旺著的《毛澤東指點江山》上卷第15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這樣寫道：「1927年有一支以二十軍獨立團為旗號的隊伍也是在瀏陽活動的瀏陽工農義勇隊。9月6日，毛澤東在中共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陪同下，離開安源前往銅鼓改編獨立團，9月10日，在瀏陽張家坊遇險逃脫之後，終於抵達銅鼓。」
何晴蓀在文章說，這一資料明言潘心源是縣委書記，這和老文書所講同黨有做縣長的，可以相互印證。
何晴蓀說，張家坊在瀏陽和銅鼓之間，毛澤東在張家坊被捕後，自己說是到農民武裝部隊去，怎麼又會走往戒備森嚴的銅鼓縣城？這只能理解為沒有逃脫而是被押解去銅鼓縣城裡去的。
另一本書是李新、陳鐵健主編的《中國新民主革命通史》第一章第三節第71頁稱：「9月11日，毛澤東領導第三團在銅鼓起義。安源張家灣軍事會議後，毛澤東與潘心源赴銅鼓指揮第三團，路經瀏陽張家坊遇險，毛澤東脫險，潘心源被捕入獄，因此只剩了毛澤東一人赴銅鼓。10日，毛澤東來銅鼓。」
何晴蓀在文章說，該書說「毛澤東脫險，潘心源被捕入獄」，但沒有詳細敘述毛怎樣脫險，潘又怎樣入獄，在讀者看來兩者有因果關係，即毛的脫險是「因」，而潘的被捕入獄是「果」，這就印證團總兒子所說的毛澤東「立功」之說。
還有一本趙大義、高永芬著的《險難中的毛澤東》一書中，提到除潘心源被捕之外，還有一個人名叫易學鐵，另一個人名叫易子義也被捕。
何晴蓀在文章中說，這與老文書所說毛澤東「供出了好幾個同黨」相佐證，並非虛構，而是鐵的事實。
毛澤東第二次被捕
一般認為，1927年毛澤東被民團抓捕是其一生中唯一一次被捕，不過，在陳鴻年、吳越合著的長篇紀實回憶錄《九死還魂草》、吳越著《我的爸爸是冤鬼》裡卻記載，在國軍第五次圍剿共黨「蘇區」時，國軍軍長樊崧甫的手下曾經將毛澤東抓獲。
樊崧甫是國軍高級將領之一，愛騎白馬，故稱「白馬將軍」。1933年國民政府對共黨盤踞的閩贛「蘇區」發動第五次圍剿，他是主力部隊的軍長。這一次，共黨全線潰敗，無奈只好長途逃竄。1934年，樊崧甫的部下抓獲了毛。
然而，樊崧甫還是江湖幫派「洪幫」中人。據悉，當時洪幫「五聖山」二當家人的高振霄與中共地下黨員有關聯，而高振霄與樊崧甫都參加過辛亥革命。不知是否基於這樣的關聯，亦或是毛的乞求，樊崧甫在確認了毛的身分後，偷偷放走了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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