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2月01日訊】時間是自在和連續的，而歷史則呈現為人類活動對時間的切割1。從所謂「新民主主義革命」，到文化大革命中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再到後來的改革，中國的當代史就是這樣一個充滿斷裂的過程。本文認為，這種斷裂同樣表現在改革作為一種歷史現象本身。換句話說，70年代末期開始的中國改革，並不是一個平滑的連續過程；相反，這個過程中曾經發生了巨大的斷裂。由於這個斷裂，本文判斷：在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中，中國進行了不是一場改革，而是兩次改革。第一次改革，起始於70年代末期，結束於1989年夏季，而第二次改革，則起始於1992年春天，大體展開並持續於90年代。簡要地說，本文提出一種「兩次改革論」，以解讀當代中國政治現實。
為甚麼說中國當代歷史上存在這樣兩次改革？兩次改革的區別何在？回答這個問題，將是本文的首要任務。進一步，我們要追問：為甚麼會出現兩次改革？兩次改革這種歷史發展的存在，對於解讀中國最近四分之一世紀的道路，具有甚麼意涵？對於展望中國的下一步發展，具有甚麼意義？回應這樣的問題，從而在論證並建構「兩次改革論」的基礎上進一步闡發它的歷史和現實啟示，是本文的另一個任務。為此，本文以下將首先對比改革與「二次改革」的不同，從而在這樣的歷史考察基礎上建構所謂的「兩次改革論」；繼而試圖闡發改革與「二次改革」的這種不同所具有的豐富政治經濟學涵義，解剖在「二次改革」中所發生的「專制資本」現象對今天中國的政治涵義。
整整兩年以前，筆者拜《二十一世紀》賜予篇幅，提出「改革終結論」2，試圖在官方營造甚至神化的「改革話語」和民間某種一廂情願的「改革幻想」所交織的思想混沌之中，清理出某種可能更為貼近中國現實發展狀態的概念，以判斷中華民族目前所處的歷史方位。毋庸諱言，本文是「改革終結論」的延伸。它試圖還原改革的歷史發展軌跡，重新思考「改革」這一在上個世紀末期中國最為重大的歷史現象，並從中尋求理解當今中國種種令人困惑的奇怪狀態的某種鎖鑰，為中國下一步出路尋找一個可能的思考出發點。從改革，到第二次改革，再到今天改革終結之後的「後改革」，後毛時代的中國究竟走過了一條怎樣的歷史道路？這樣的歷史道路對於這個民族的前景意味著甚麼？在很大程度上，本文就是對此做出反省的一種嘗試。
一、改革與「二次改革」：不同的起源和軌跡
一般認為，中國改革開始於1978年。這一年是農曆戊午年。為了方便起見，我們不妨將之簡稱為「戊午改革」。這次改革，在本文看來，到1989年的春夏之交就結束了。由於它大體上是在80年代進行，我們也可以稱之為「80年代改革」。1989年之後，在大約三年左右的時間裡，中國的改革進程完全停頓，甚至沒有進行任何起碼的經濟改革。直到1992年春天，改革浪潮再度湧起，一直延續到上個世紀末本世紀初。早在十年之前，我已經注意到這是「第二波改革」，是應該與第一波改革有所區分的3。經過進一步的考察，本文發現，1992年開始的改革，與70年代末發動並盛行於80年代的改革相比，具有多方面的重大不同。這些不同，足以讓我們認為這是「第二次改革」。
那麼，甚麼東西足以區分這樣兩次改革呢？至少，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觀察。
首先，兩次改革的肇源方式不同。儘管無人否認毛之後中國改革派領導層在發動中國改革中的巨大作用，但是，時至今日，也已經無人否認，中國70年代末期的改革，事實上肇源於底層和社會。作為中國改革啟動項目的農村改革，並不是開始於任何官方改革政策的出臺；相反，它首先是農民的自發動作，繼而得到改革派領導人的默許、呼應和支持，從而蔚為壯觀，形成了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大面積地改變中國的改革潮流4。甚至城市經濟改革（主要是企業改革），也不是在中央領導層的發動下開始，而是首先在地方層面得到當地富於改革意識的領導人支持，繼而席捲全國。同樣，70年代末的政治變革圖景，如果沒有突出「西單民主牆」，而僅僅談論十一屆三中全會和此前的中央工作會議，那也是對歷史的極大不尊重。即使是這樣的中央會議，即使是在中央改革派領導人直接主持下展開的「實踐檢驗真理標準」討論，我們看到，也不是完全由上層領導人計畫、發動和主導的。相反，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七嘴八舌」，日程超出了當時領導層的控制5；「實踐檢驗真理標準」討論的發軔文章，則來自一個此前名不見經傳的南京大學哲學教師的自發投稿。如此種種，在在說明，中國70年代末期改革的發源，並不是來自某個偉大領導人的英明決策，而是來自社會的自發動作，來自於在當時政治態勢下這些動作很快就得到了領導層的支持這樣一種歷史現實。
在很大程度上，1992年開始的「二次改革」，其起源方式與「戊午改革」的發動幾乎完全相反。「二次改革」僅僅是由於一個事實上仍然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殘年老人的所謂「南巡」而起始。當然，沒有人否認，鄧小平這樣登高一呼，馬上得到了社會和地方風起雲從的反應，第二次改革的浪潮因此才會迅速席捲中國。但是，儘管兩次改革的發動過程都具有上下結合的因素和背景，這種不同還是形成了強烈對比：第一次改革是自下而上肇始的，無數普通民眾在這裡扮演了創造歷史的角色；第二次改革是皇帝一般的人物所謂「出巡」所發動的，民眾不過是被動者。我們知道，在認識事物的性質時，對於其起源方式的認知，往往具有決定性的作用6。不同的母親，不同的分娩方式，不會誕生出同一個孩子。70年代末期和1992年以這樣不同的方式所產生的兩件事情，怎麼可能混為一談呢？即使它們都被稱之為「改革」，那又怎麼可能是同一場改革呢？
圍繞農民，我們還可以觀察到兩次改革的另一個重大區別，那就是農民地位和農村改革局面的不同。在80年代改革中，農民不僅扮演了改革發動者、創始者的角色，而且，他們也是改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短短幾年裡，農民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地位通過改革而迅速提高，構成了中國改革的一個基本景觀。通過制度變革，農民迸發出高漲的生產力，創造了大量物質財富，不僅改善了他們自己自農業合作化以來即基本陷入貧困的那種非人生存狀況，而且為整個社會積累了實行持續改革的物質基礎；農民也通過制度變革而大大擺脫了對於國家的政治依附狀態，從人民公社的重重捆綁中解放出來，開始成為獨立生產的「自由人」；農民還通過這種制度變革而提高了自己的社會地位，他們所取得的經濟成就，大大有助於改變1949年以來所建立的那種制度性歧視農民的社會架構和社會心理。另一方面，具有改革精神的國家領導層，在這期間也以極大的熱情和精力關注農村、農業和農民，樂於承認並支持農民在改革和發展中的首創精神，順應時勢地把農村改革和發展引導到了中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這一切，都是第一次改革的重大特點。
儘管農村變革在80年代中期之後開始遭遇整體制度瓶頸的嚴重制約而大大放緩，但是，在90年代之前，農村改革的局面並沒有逆轉。這種逆轉僅僅發生在1989年之後。在使用暴力手段鎮壓了城市居民的大規模政治抗議運動之後，當局隨後馬上開始了一次默默的重大施政調整，把在經濟上收買城市居民作為90年代施政的政策重點，以緩解城市中的社會矛盾，穩定國家統治的中心地帶。在這個背景下，我們看到，1992年開始的「二次改革」，與農民幾乎沒有甚麼關係；如果有，那只是負面的關係。就物質層面而言，曾經在全體社會成員中一度成為「先富起來」的群體的農民，在90年代再度進入相對貧困乃至絕對貧困的狀態；就政策層面而言，我們看到，「二次改革」的基本特點之一，就是剝奪農民以支撐城市經濟的市場化和國民經濟的全球化，等於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複毛時代剝奪農民以支撐工業化的國家經濟建設基本方針7。
很明顯，從改革到「二次改革」，國家與農民之間關係的變化方向，出現了幾乎恰恰相反的發展軌跡：改革是削弱國家（the state）8並解放農民，而「二次改革」是剝奪農民以支撐國家。中國仍然是一個農民的國家，雖然它正處於工業化的過程之中。在政治上，我們看到，農民問題尤其決定著中國的命運。何況，就中國人的生存狀況而言，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生存狀態決不可以忽視。因此，農民在兩次改革中的地位和處境的不同，並不是一個單純技術層面的問題，而是關係改革實質的根本問題之一。80年代的改革和90年代的改革既然在這個根本問題上背道而馳，它們怎麼能夠說是同一場改革呢？
二、「二次改革」的神聖三角同盟：官僚、資本和知識者
在普通民眾（特別是農民）的角色與命運在「二次改革」中變得黯淡的同時，另一方面，歷史的聚光燈開始打在另外一些集團和社會群體的身上，召喚新的角色在改革場景轉換之後粉墨登場。在「二次改革」中叱吒風雲的人們，首推官僚、資本和知識者這樣三個群體。現在讓我們看一看，他們如何用自己的不同行為，界定了改革與「二次改革」的鮮明分野。
其中，官僚對於改革態度的變化和他們行為的相應變化，可以說，從改革到「二次改革」，使他們成為中國最近二十多年來角色發生最大轉折的人群。這種戲劇性的轉換，無疑也是政治上最為耐人尋味的。誰都知道，「戊午改革」的主要阻力，來自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各級官員。在底層民眾與改革精英聯手推進80年代改革的時候，他們遭遇的最大困難，就是所謂「中梗阻」，也就是來自各級黨政官僚對於改革的不同形式的抵抗。一直到80年代後期，這種「中梗阻」的力量之大，以至參與經濟改革的知識精英提出甚麼「新權威主義」，主張中央主持改革的領導人以鐵腕對付各級反對改革的官僚9。同樣，在政治改革的提出、討論和貫徹過程中，也是各級黨政幹部，特別是黨的各級官員，成為最大的反對力量10。所謂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這種現象及其體制化所提出來的11。
然而，這些在1988年看來還頑冥不化、似乎準備用他們的花崗岩腦袋築起新的血肉長城以抵擋市場化衝擊的中國各級官僚們，到了1992年，卻幾乎一夜之間就「咸與維新」了。不錯，鄧小平「南巡」的時候，也面臨某種來自內部的抵抗或至少是冷淡，但是，這不是來自各級官僚機構的抵抗或冷淡，而僅僅是最高層幾個領導人的一時轉不過彎子。甚麼「彎子」？從不改革、反和平演變，到再次改革。這一玄機本身已經說明，1992年開始的是「二次改革」。而1992年的改革一旦開始，我們看到，它恰恰是以各級黨政官僚為基本動力。在90年代，還有任何人抱怨甚麼黨政官僚對於改革的反抗嗎？恰恰相反，我們能夠聽到和看到的，是黨政官僚對於改革的巨大熱情和積極性。他們的這種熱情和積極性，可能超過了社會上任何其它階層，甚至超過了私營企業家階層。不管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是甚麼（腐敗也好，甚麼其它東西也好），也不管其可能的政治後果是甚麼（經濟過熱也好，社會經濟發展不均衡也好），反正，我們可以說，僅僅官僚與改革的關係的不同，已經構成了80年代和90年代這樣兩次改革的第三個重大差別。
第四個差別表現在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係上面。這裡同樣出現了一種耐人尋味的變化，而變化的實質可以用兩句話來概括：80年代改革中，知識份子一面與國家在政治上具有張力，一面卻在改革進程中實行著與國家領導人的政治合作12。90年代，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群體與國家之間的那種既緊張又合作的關係，往兩個極端的方向演變而消失：在合作的一端，對大多數知識份子來說，蛻變成為對於國家的政治依附；在緊張的一端，也就是對於另外一小部分知識份子來說，則遭遇與國家在政治上相互對立與排斥的狀態13。這種分化，大大削弱了知識份子對於社會公共事務的影響力，因為政治依附意味著知識份子不再發出獨立的聲音，而處於被排斥狀態的知識份子，則既無可能借助國家權力影響社會，也因處在權威主義的高壓下而無能訴諸社會運動以尋求政治理想。
對比之下，80年代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那種關係，一方面為知識份子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提供了中國歷史上此前少見的政治通道，從而強化了知識份子的社會作用；另一方面，它也為權威主義國家內部出現不同意見形成了難得的政治和智識氛圍，從而強化了改革派領導人與社會的關聯。那個時候，國家和知識份子有共同的政治訴求，即否定文革，開放中國，改造制度，追求現代化。那是一種基於共同理想的結合。90年代以來以激進市場化與政治權威主義化相結合為特點的改革，則大大壓縮了知識份子之作為知識份子的生存空間，迫使他們或者自我改造成為市場與強權雙重結構的附庸，或者同時為市場與政治所排斥而邊緣化。前者與國家確實有利益的「共謀」，而後者則成為利益追逐場之外的犧牲。
這種「共謀」，又豈止發生在國家與知識者之間？從改革到「二次改革」，第五個巨大的不同，在於一個嶄新的社會階層的誕生和它迅速取得經濟、政治乃至話語權力這一令人矚目的現實。毫無疑問，這個階層就是資本，或者說是資本的人格代表14。當然，80年代改革的基本內容之一，也是實行市場化，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化。在這個意義上，90年代的「二次改革」，不過是在80年代改革的急速「掘進」之後的平穩「回採」。但是，改革與「二次改革」之間，就引進市場化和實行資本主義而言，所呈現的重大區別，絕不僅僅在於播種與收穫、快速推進與平穩轉型之間的差別。毋寧說，改革與「二次改革」在市場化與資本主義化的問題上，存在三個根本不同。第一是歷史現實的不同。80年代，中國面對的是國家壟斷的計劃經濟制度和國家「包下來」的社會福利制度（當然僅僅是對占全體人口極少數的城市人口而言），引進市場並採用資本主義措施因此具有無可爭辯的積極意義；90年代則面對市場壓倒一切、資本主義鋪天蓋地的現實，這就是另外一幅歷史圖景了。第二是政治經濟關係的不同。我們看到，在80年代的改革中，儘管遭遇多種抵抗，以民主為承諾的政治改革始終具有強大動能。我們知道，民主與資本主義具有複雜的政治關係，它既可以說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政治保障，也可以被認為是對於資本主義的政治制約。因此，80年代改革的走向，是在實行資本主義經濟制度的同時，建構一種適應並制衡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從而努力促使「好」的資本主義在中國出現。90年代的「二次改革」，則一味放縱資本主義經濟上弱肉強食的因素，強力壓制資本主義所要求的法治、信用等政治、文化因素，根本放棄實行政治改革以建設民主這個對「好」的資本主義而言所必備的政治因素，導致中國資本主義畸形發展。第三是國家的意圖和政策不同。80年代改革的官方頂峰事件，是1987年的中國十三大，主題是實行政治體制改革以建設民主政治；90年代改革的官方政策成果，體現在2002年的中國十六大，最為引人矚目的宣示，是資本家可以加入中國共產黨。一句話，80年代改革試圖建設「好」的資本主義，但是失敗了；90年代「二次改革」，則成功地建設了目前我們在中國所看到的這樣一種資本主義。
這種資本主義的最大特點，就是官商一體。準確地說，就是公共權力與私有資本一體。所以，「共謀」不止發生在國家與知識者之間，而更重要的是發生在國家與資本之間，知識者充其量不過是後兩者共同支使的一個小小聽差。這樣的國家與資本的共謀，甚至伸展到了國際範圍。事實上，我們也可以說，這是區分兩次改革的第六個重要指標：即在對外關係上，從改革年代的擁抱西方文明，發展到「二次改革」的擁抱國際資本。在80年代的改革過程中，我們看到，一方面是保守力量不斷發動「清除精神污染」或「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以抵禦國際文化與規範進入中國；另一方面，同時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整個民族那種亟于擁抱人類文明的熱情與嚮往。在對外關係上，改革逐步消解了毛時代閉關自守、與周邊國家在安全事務上為敵和與西方國家在意識形態上為敵的鎖國狀態，這種消解在1989年5月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訪問北京中得到一個鮮明的體現。然而，80年代改革過程的血腥休止，為近代以來中國少有的這種對外關係蜜月畫上了句號。緊接著，就是要全力反對西方「亡我之心不死」的和平演變戰略了。然而，這畢竟是一個共產主義孤兒的世界了，除了向資本主義乞討，哪裡還能尋找奶水養活馬列孽種？鄧小平的九二改革，說到底，不過就是要借助西方資本來支撐共產主義政權的一種「過繼」戰略。所以，「二次改革」成了不惜一切代價吸引外國資本（而不一定是國際文明）的改革。共產黨和資本之間，甚至別的甚麼黨和資本之間，歷史上從來也沒有過這樣赤裸相擁的熱烈場面。
不過，同床不妨異夢。西方資本主義的資本雖好，它的民主、自由卻是要不得的。這樣一來，在「二次改革」中，中國與國際社會的關係就形成了一種大體可以稱之為「兩張皮」的關係：一張皮，要喝奶續命，在經濟、技術、外交、社會等各個層面努力吸收西方資源；另一張皮，也要續命，但是那是續靈魂之命，要在政治與國家的層面保持自我。否則，喝奶把自己喝成了人家的兒子，續了命又有何用？在這樣一個試圖借助經濟、技術、外交上的對外友好，以達成政治與國家層面壓倒國際社會和西方國家的戰略目標的考量下，中國的國家就越發要進一步拉近它與國際資本的關係了。
三、為甚麼有「二次改革」？──政治經濟學的解讀
以上就起源、農民、官僚、知識者、資本，以及國際等六個方面的對比，已經可以證明：在70年代之後的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時間裡，中國出現了兩次改革。就改革的起始年頭而言，它們分別是「戊午改革」和「九二改革」；就改革行進的年代而言，則不妨分別稱之為「80年代改革」和「90年代改革」；如果要借助某個具有歷史代表性的事件作為分水嶺，那就可以說是「八九前的改革」和「八九後的改革」；如果借用某些政治人物的名字作為象徵，則分別是「鄧胡趙改革」和「鄧江朱改革」。或者，最簡單地說，就是改革與「二次改革」。
這些不同的名稱，當然只是非常表面的描述。那麼，究竟這樣兩次改革具有甚麼樣的深層歷史意涵？為甚麼會出現兩次這樣不同的改革？它們對於今天中國的發展具有甚麼樣的意義？
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首先要關注兩次改革之間的歷史斷裂。兩次改革都是改革，甚至人們經常習焉不察地認為這是一場中間沒有發生斷裂、也並不具備本質不同的改革。這當然是因為，它們在上述不同之外，還具有重要的相同點。對本文來說，這種相同點，可以簡約為兩項：第一，兩次改革都是以引進市場化、改造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為基本改革內容；第二，這種改造是在一黨專制的框架內進行的。正是這樣兩個「基本點」的相互衝突，導致了1989年的抗議運動，也導致了80年代改革的失敗。1989年天安門鎮壓，形成了兩次改革之間的斷裂。那是一黨專制壓倒一切的時刻。在這之後，改革停頓數年之久。
接下來的問題是：為甚麼在這數年的停頓之後，改革以那樣的方式和那樣的特點第二次興起？這個答案，同樣要從這種歷史斷裂中尋找，要從中國改革的固有特點當中來尋找。我們看到，改革的兩個基本特點雖然同樣貫穿在這樣兩次改革之中，但是，兩個特點之間的相互關係，卻在兩次改革中呈現出非常不同的狀態。簡單地說，80年代改革是試圖衝擊一黨專制框架的市場化改革，而「二次改革」則是在一黨專制框架內馴化了的改革。當然，這並不是說，90年代以來改革的社會、經濟、文化進程，最終不會衝擊一黨專制。我們僅僅是說，80年代的改革，由於它所具有的獨特起源等一系列特點，儘管不斷遭遇政治強制力量的控制，但是總是也在不斷試圖反抗這種控制，改革本身就具備強大的意圖和力量，力圖超越一黨專制的政治框架；90年代的改革卻在主觀上喪失了這種意圖。換句話說，就改革的兩個基本特點而言，在80年代，它們相互之間的關係是緊張、矛盾與衝突；在90年代，這種關係則轉變成為比較協調的、具有所謂「共謀」色彩的關係。
這種轉變不是偶然的，而是具有其深刻的歷史、政治和國際根源。第一次改革興起於全球社會主義改革的浪潮之中，它是現實社會主義在遭遇經濟社會發展的失敗之後出現政治反思的產物。在中國，它是對於毛主義專制權力肆虐及其所產生的社會經濟災難性後果的批判與超越。第二次改革則興起於一黨專制遭遇致命危機之後。在中國，這首先表現為社會反抗力量對於政治專制的抗議，繼而由於專制政治的暴力回答而導致國家產生了空前的政治合法性危機。這其實也是一場世界性危機的一部分。在蘇聯東歐，社會主義改革已經走到了極限，共產主義制度隨即土崩瓦解，曾經在史達林主義專制下的那片廣袤土地，剎那間捲入了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漩渦。鄧小平的九二南巡，也就是中國第二次改革的緣起，基本上就是在這樣一種內外交困的狀態中尋求經濟發展的資源來支撐政治合法性的嘗試。這個嘗試，應該說，到目前為止尚算成功。在國際政治意識形態色彩減退、全球化浪潮高漲的背景下，中國在第二次改革中出現的資本主義長足發展，不僅為專制政權提供了支撐政治統治的物質基礎和國內社會基礎，而且迎合了所謂「歷史終結」之後國際資本主義在全球化趨勢下再一次經濟擴張的勢頭。
在這個背景下來觀察，我們不妨說，在第一次改革之中，是市場經濟借助中國的國家的政治軀殼而試圖達成其政治意圖；在第二次改革中，則是中國的國家在借助市場經濟的資源以達成自己的政治目標。因此，問題的要害在於政治。我們看到，70年代末，幾乎與經濟改革發源於農村的同時，要求政治改革的呼聲也響亮地在城市居民中出現，並且明確地把改革的方向和內容界定為「第五個現代化」，也就是政治民主化15。改革事業的領導人也同樣具有相當明確的政治改革意識，甚至配套的政治改革方案，儘管這些領導人的意識經常並不能得到官僚階層甚至領導階層本身的認同和支援16。換句話說，儘管第一次改革其內容也主要是經濟改革，但是政治改革在這期間從來都沒有喪失其動力，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之間的巨大張力事實上構成了第一次改革的基本特點，也種下了第一次改革失敗的基本原因。當這種動力終於超越了國家的容忍而與壟斷暴力的國家相碰撞時，悲劇幾乎必然發生，問題只在於流血與否和流血多少了。
第二次改革正是發生在這樣一場鎮壓之後。它不僅孕育于政治權威的新的高度集中，而且本身就是在一黨專制的政治框架壓倒了市場化的「負面」政治效應這一基本背景下興起的。在這裡，市場化改革恰恰是作為對於政治改革的替代和抵制措施而推出的。質言之，第二次改革的興起，就是中國專制政權為了避免走上蘇聯東歐道路而採取的根本對策。
四、中國在專制資本下：後改革的困境
正像老黑格爾和馬克思所喜歡說的那樣，大凡重要的思想和事件，在歷史上總會出現兩次：第一次作為悲劇，第二次作為鬧劇。中國的兩次改革也是這樣：市場化在中國的引進及其政治效果，在80年代末作為悲劇出現，那就是1989年天安門廣場的血腥鎮壓；到了90年代，市場化本身成為一場鬧劇，它與政治的關係更是讓人哭笑不得。所謂鬧劇，無非是說這裡充滿了滑稽和荒謬，而不再是悲劇時代的莊嚴和沉重。第一次改革是建設，是在艱難困苦之中的建設，其中既有開闢草萊的「破壞」，也有破土興工的混亂，更有新舊交替的失落；第二次改革全部是解構：解構體制，解構道德，解構文化，解構環境，解構一切，除了不挑戰政治體制。說到底，即使是這樣一個不被挑戰的政治體制，也同樣處在解構之中，失去其曾經刻意為之的莊嚴寶相，露出來一面猙獰兇惡、一面嬉皮笑臉的雙重鬧劇嘴臉。
猙獰兇惡的並不僅僅是專制政治，而是包括與專制政治血肉相聯的資本；同樣，嬉皮笑臉的也不僅僅是那種除了金錢一切都可以不在話下的純粹市場邏輯，同樣包括兒戲民脂民膏、民意民生並時時展開流氓邏輯的專制政權。正是這種專制與資本、猙獰與嬉皮的近乎完美的結合，才是中國今日的獨特的政治經濟之底蘊。這已經不是70年代末期的貧窮而偽善的專制，也不再是80年代末期的騷動而蓬勃的解凍。這是一個已經擁有了金錢的專制，也有一眾已經學會了享受專制的資本。套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那就是：資本來到中國，從頭到腳流著專制的血脈；而專制在中國苟活，則更是從裡到外借助資本的生命。一句話，如果說，第一次改革所孕育的中國，是一個市場與專制相互矛盾的中國，那麼，第二次改革所催生的中國，就是一個專制資本的中國。
必須強調的是，這是專制資本，而並非資本的專制。專制資本以專制為骨胳，以資本為血肉。儘管資本可以侵蝕專制，而專制也一定扭曲資本，但是，在「發展是硬道理」的制約下，也就是在通過經濟增長獲得政治合法性這一根本的盤算下，它們形成了共同維護專制的底盤交易。我們看到，那些僅僅批評資本的人，可以幫助專制在國際上改善名聲；那些主張放任資本的人，則可以幫助專制增加厚實的物質儲備。在左右逢源之中，還有甚麼東西可能挑戰現狀呢？
我們說這是一個近乎完美的結合，原因在於：一個是政治上的巨大力量所在，而另一個則是經濟上的巨大力量所在。這樣兩個巨大力量的結合，果然俘虜了無數曾經夢想自由或者公平的左派或右派們，為一切豔羨和讚美它的人們增加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以至大家可以高聲詠歎「盛世」的呈現。然而，「大有大的難處」，困境也正在於這種兩個巨大力量的結合之中。這是一個捨棄了弱者的社會，而弱者的優勢在於人數；這是一個沒有制約的機制，永遠的正回饋可以使這樣一個機制自行進入瘋狂狀態；這是一個如此的「盛世」，它的崇拜者已經不復夢想任何未來，甚至於懼怕未來。而一個沒有未來的民族，難道不是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困境之中嗎？
注釋
1 參閱David S. Landes, Revolution in Time: Clocks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2 吳國光：〈改革的終結與歷史的接續〉，《二十一世紀》，2002年6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頁4-13。
3 吳國光：〈中國在第二波改革中〉，載吳國光編：《國家、市場與社會》（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頁1-16。
4 淩志軍：《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國的興起和失敗》（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Kate Xiao Zhou, How the Farmers Changed China: Power of the Peopl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6);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Lynn T. White, III, Unstately Power: Local Causes of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8); Lynn T. White, III, Unstately Power: Local Causes of China\’s Intellectual, Legal and Governmental Reforms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9).
5 鮑彤：〈一次七嘴八舌失去控制的會議〉，載《中國的憂思》（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2000），頁34-39。
6 不必引征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物種起源》（The Origins of Species），僅僅看一下近代社會科學的一些名著，就可以知道研究事件起源對於瞭解事物性質的重要性了。例見：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San Dieg HBJ Books, 1948/1973); Bernard Bailyn,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Politic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67); Bernard Bailyn, The Ideological Origin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1992);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Lord and Peasant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Boston: Beacon Press, 1966). 在當代中國政治研究文獻中，例見：Lucien Bianco,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5-1949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Roderick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3 vol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1983,1997).
7 陳桂棣、春桃：《中國農民調查報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
8 鑒於中文概念中「國家」涵義的含混，這裡特意標明「國家」是英文概念的the state，即中文一般所說的構成統治機器的所謂國家機構，而不是指中國作為一個國家（country）或民族（nation）。本文中，凡是把「國家」單獨作為一個名詞使用的時候，都是這種涵義，不另注明。
9 參見劉軍、李林編：《新權威主義》（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10 參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香港：太平洋世紀出版社，1997）。另見Gordon White, Riding the Tiger: The Politics of Economic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11 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增訂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另參見Harry Harding, China\’s Second Revolution: Reform after Mao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7).
12 關於8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與國家之間的這種既緊張又合作的關係，以及知識份子參與改革決策的情況，英文文獻中有一些系統的研究。例見：Merle Goldman, Sowing the Seeds of Democracy in China: Political Reform in the Deng Xiaoping Er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oseph Fewsmith, Dilemmas of Reform in China: Political Conflict and Economic Debate (Armonk, N.Y.: M. E. Sharpe, 1994); Chen Fong-ching and Jin Guantao, From Youthful Manuscripts to River Elegy: The Chinese Popular Cultural Movement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1979-198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Catherine H. Keyser, Professionalizing Research in Post-Mao China: The System Reform Institute and Policy Making (Armonk, N.Y.: M. E. Sharpe, 2003).
13 關於90年代中國知識份子與國家的關係，可參見Joseph Fewsmith, China Since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Transi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4 關於資本家在中國的興起及其政治意涵，參見Margaret M. Pearson, China\’s New Business Elit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conomic Refor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Bruce J. Dickson, Red Capitalists in China: The Party, Private Entrepreneurs, and Prospects for Political Chan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5 例見：Tom Hart and Torbjorn Loden, eds., Wei Jingsheng and 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China (Stockholm: Center for Pacific Area Studies, Stockholm University, 1995).
16 例見：吳國光：《趙紫陽與政治改革》。
－－原載《二十一世紀》網路版 二○○四年七月號 總第 28 期 2004年7月31日
責任編輯：趙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