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文】萬鈞：時窮節乃見——一個愛國反共的傳統知識分子（ 三 )

【大紀元2019年05月27日訊】（接上文）

三、流亡德國

1959年10月15日他飛抵德國漢堡，第二天再乘火車到法蘭克福。他在火車上認識了一個德國年輕人彼得，家住梅恩慈，小伙子邀請他去他家做客，他欣然前往。這是一個非常親切友善的家庭，其父母待他一如家人，漂泊香港九年他嘗盡了世態炎涼，人情冷暖，現在終於感受到家的溫馨，令他想到了自己的父母。他在那裡住了三天，一大早，他的皮鞋已被女主人馬克華特太太擦得鋥亮放在他床下，浴室掛著新的毛巾，飯桌上擺滿了豐盛的早餐。[…]他說：「這位太太慈祥溫柔，待人好極，其表現出來的精神價值，遠在其物質價值之上，為此我內心頗覺溫暖。」「能結識這樣好的人家，亦是天意安排。」之後，馬克華特太太經常給他寄糕餅和巧克力、肉腸、罐頭等食物，還要他將髒的衣服寄來，她幫忙洗滌熨燙，省下洗衣店的錢。以後每年的聖誕節、復活節他大多在馬克華特家度過，每次聖誕節前、他的黃曆生日時都要給他寄包裹。德國婦女非常能幹又肯吃苦，從早忙到晚一刻不得閒的奉獻精神與他母親那代傳統中國女性相媲美。

他穿著厚重的冬大衣，踏著遍地的黃葉來到法蘭克福，住進了學生宿舍，這是天主教會管理的一棟男生宿舍。他首先得學好德文，通過考試後才能入大學，他付不起歌德學院每個月一百美金的學費，他在郊外一個德國老太太家學德文，老太太曾是教師，她不收學費，每次來還招待他吃新烤的蛋糕。德文不好學，他焦慮不堪，時而懈怠，他以古人求學有「頭懸樑，錐刺骨的故事」來勉勵自己振作起來。

其實，真正令他煩躁不安的是對前途的無望。他在日記裡寫道：「生在這一個亂世，我們青年確屬太不幸，他們失去對前途的希望，被迫的在生活的重壓下掙扎，這是指從大陸出來，流落在海外的那批青年而言的，至於身陷大陸共區的則更為淒慘，無數被犧牲了，無數正承受著迫害。」「自然，欲求發展，還是回到自己的國家去，當然絕不是在共黨控制下的中國！一般人都懷疑共黨政權被推翻的可能性，他們是為共黨表面的強大所懼，但是，我卻存有這樣的信心，就是共黨政權一定是會被推翻的，祗是時間的問題而已[…]。我秉著這樣的精神從中國大陸出亡，達成意願而到達香港；這次我到德國來，同樣的也是秉持著無所怯懼的無畏勇敢精神，所以一般人認為不可能的事，而我卻將之完成。誠然，其間是經歷無數艱苦的，祗有意志永不動搖的人，才可以獲取最後的勝利[…]。目前，我雖然是已經來到德國，但是，生活有如在雲霧之中，一切都沒有保障，即使將來學成之後，又去向何方？有時候，我真有想號淘大哭一場的感覺。家是已經為共產黨毀掉了，親人不知尚否生存，獨自一人在外飄泊流落，我是沒有什麼歡欣和愉快的……我們生活在一個苦難的時代，磨折重重，迫害屢至，有良知血性的人，是不能心安理得的苟活在這樣的局面之下。」

六十年代初共產陣營以謊言和表面的強大橫行世界，自由資本主義國家對之採行綏靖政策，在這種紛亂的世局面前他不為所動，抱持克盡一己之力堅定反共到底的信念。他認為：「今日世界的公敵是共產黨匪徒，如果不將之剷除，乃是成為世界人民之大害。由於幾個政治家當初的錯誤決斷，累得無數的人今日承受共黨的災禍，真是言之令人嘆息不已。」「說來說去，這似乎皆是天意。」1960年5月29日，他參加了「世界難民年」有上千來自立陶宛、波蘭、匈牙利、東德等國的人，主持者請他演講，他說：「祗有我一個中國人，代表著我的祖國。」他以德語致詞，因才學了幾個月德文，他聲明，他還不能將自己祖國的情況報告給大家聽，「但是，我相信，雖然我們所來自的國家不同，但是，我們國家今日的政治情形，以及人民所遭受者是相同的，所以，事實上無須我說，大家都能了解體會。我希望我們共同一起工作努力，不僅是現在，亦且是將來，為自由！為真理！[…]我們必得記住自己國內無數的人民，他們今天正承受著苦難。」他的發言獲得暴風雨般的掌聲。然後他又用中文唱了一首歌：「左邊有一座山，右邊有一座山，一道川流在兩座山中轉，川水喊著要到黃河去。啊，啊，這裡碰壁轉一轉，那裡碰壁彎一彎；這裡碰壁轉一轉，那裡碰壁彎一彎，我們的方向永不改，不到黃河心不甘，不到黃河心不甘！」掌聲春雷般的轟鳴，他鞠躬致意，觀眾紛紛向他揮手，主持人一再致謝。歌聲表達了他認準目標絕不屈服的決心。他用紅鉛筆在紙上寫了：「男兒事業一步也不能放鬆」，「集中全力奮鬥不息」的警句貼在書桌牆上以惕勵自己。

有新亞同學來信說，經濟系主任張丕介教授和師母常在同學前稱讚他的志向和勇氣：「你們看陳同學，他真能幹，你們要學他一樣的向外衝出去！」其實旁的人是體會不到他內心的焦迫和痛苦的，他兩手空空來到德國，想不到又得為考德文的事擔心，如果不能順利入學，那麼前途何在？如果命運註定了他必得遭受這許多的磨難阻折，他說：「我只有祈禱，祈天佑我，為了我善良的動機和意願。我自己不能操縱掌握，祗有將自己的命運委之於天意了！任何的掙扎都是徒勞無功的，在過去的十年中，我的生活交織著血淚，總是在奮力的與命運相抗，然而磨折卻是更加增而已。當我懇切祈禱之際，卻能湧現奇蹟，救我於苦難之中。」「天助自助者」，「唯有於克盡人事之後，委諸天意。」

現在最令他惶惑不安的是經濟窘迫，來德國時，身邊僅有借來的一百美金和一百馬克，生活費無著落，而申請獎學金又困難重重。再面對難學的德文，他必得通過德文考試才能正式人學，由於沒有錢，沒去上正規系統的語言班，德文進步不大。前路又渺茫，「因為我真正的事業，乃是必得與自己的祖國相結合者，在外國，所能獲得者祗是職業而決非事業。」「不過，急也沒有用處，這一切，祗有聽諸天意了，人事已盡，而如事終不成，又有何怨尤之有？心情仍處於煩惱與紛亂之中，我想，這是靈性上的修養尚有欠功夫之故。自己當前所應努力的，厥為如何達到『不忮不求』的境界，如此則心靈自會安泰，看歷史的推進演變，個人的問題實渺不足道，又何必為之擔憂？這似乎也是人性的缺點，也是對人生觀未能具有透徹的認識的原故。」

美好的愛情

陳嘉遠先生與芭芭拉女士（作者提供）

1960年7月22日，這是他人生中永遠忘不了的一天。星期五的晚上，學生宿舍舉辦學期結束的舞會，他認識了一個女孩子，是哲學系的一年級新生。很活潑健美談鋒饒健，從康德、黑格爾談到跳舞的技巧。他十二時半送她回去，她住得很遠，在一時半才到，他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交談，直至三時。他和她一見鍾情，情感在飛速地躍進，這個還不到20歲的女孩子真心地愛上他了，她說：「啊，永堅，你是一個不平凡的人，一見到你，我就察覺到你有一股高貴的氣質。」她問他：「你父母如果知道你和一個德國女孩子好，會不會反對？」他告訴她：「我的家在中國大陸，已經長期斷隔音訊了，即使他們知道，我以為他們一定很高興，不會反對的。」她說：「從此以後，我們就是好朋友了，你是我的男朋友，我是你的女朋友。」在德國，「朋友」與「熟人」這兩個名詞是有嚴格的區分的，談到「朋友」乃是含有情人的意思。他問：「你的父母不會反對嗎？」她說：「絕對沒有問題的。」她的父親是一家著名大公司的工程師，母親有法國血統，還有兩個妹妹。她說她將首先盡力的幫助他學習德文[…]「等我畢業之後，我可以幫助你，不要心急，我們必得忍耐。這女孩子在熱情奔放之中，又保持著高度的理智。」他們依依不捨地分手，他回到宿舍已是四時，天已開始亮了。「我躺在床上，回想巴巴拉（Barbara）對我熾熱的友情，興奮得很，因為一個女孩子擁我而親吻，這還是第一次。」

但是，面對現實，他很清醒：「我現在祗是一個流亡苦學的窮學生而已，我在目前一無經濟基礎，是毫無能力可以成立家庭的。所以，我認為現在我既不能勇敢的去愛人家，復不能接受他人的愛，這也是使我感覺得悲哀的。」「我是一個感情深厚的人，但是在過去的這一段時間，我卻力自將自己的情感壓抑禁錮著。先前，我是傾心的熱愛著祖國，後來，我在全力的為自己前途事業的開展而奮鬥，無暇顧及私人的情愛了，這也是大時代中一個小人物的波折悲哀和苦痛。」因此，如今他二十八歲，還從沒有嘗過愛情的滋味。對這一份友情的獲得，他認為「似有天意存焉」。

五天後，他和巴貝爾（Barbara）坐在公園長椅上，從下午六時到夜晚十二時，她說：「呵，你真是一個不平凡的中國人，你是這樣的神奇美妙，太好了，同你在一起，我有著從未有過的快樂[…]，告訴你，這幾天我每日都在想念著你，永堅，我們以後不要分離好麽？[…]我的雙親結婚，彼此互相等了九年，我們必得等待到畢業之後；我不是一個庸俗得只顧金錢的人，精神遠比物質的生活為重要，我們不必很多的錢，一樣可以過活。「巴貝爾說，她已將他倆的事告訴了她父母，「一個中國人？！」他們感到很驚奇。她緊握著他的手說：「中國人，中國人！我真從沒有想到自己會結識到一個中國人！」

認識她以後，他的德文有了顯著的進步，而且在精神上也得到她不少的鼓勵，她說：「永，你以後無論有什麼困難都可以對我說，我會想辦法來幫助你，我父親是一個很好的人，他一定也會樂意幫助你的。」她希望「不要沉迷於愛情，因為這會使我們向下的。她又說我不必擔心一切，萬一她不能完成學業，而去工作的話，每月作祕書的收入，至少有七八百元。不過，她仍希望能完成學業，取得一個博士學位。」「她現在決定每天抽出一小時半的時間來教我的德文，在下午，我必得去上學，而她則到一家商行去工作，打算賺取一些錢來作零用[…]。是的，我以後必得盡量的克制情慾上的衝動，讓我們保持純正的愛。」

她早上八點就到大學正門來與他見面，在附近空地長椅坐下開始教他德文，九時三刻，趕去上班，為了教他德文，她特地少工作兩小時。分手時，她給他一個白鋼的指環，上有十字架表徽，她說是在法國買的，放在口袋中已經有好幾天了，可是一直就沒有勇氣給他，她說它是有意義的。「記住，我整個的心都已交給你了！」她的愛是如此的純真無瑕：「她說愛我是由於我高貴的氣質，是的，她對物質方面，是從我這一方面一無取求的，正由於這一點，使我格外的為之感念。」

「她說希望在將來不僅是作為我的妻子而已，同時也是我奮鬥過程中的戰伴，是的，她也是一個不平凡的女性，能慧眼識英雄，[…]她對我有很深刻的了解，也許她是學哲學的原故吧，她對事物的看法是十分的透徹而周詳的，我對她也是有著衷心的愛情，她正直真誠坦率，同時又剛勁堅強，有著強烈的進取向上之心。在氣質上，有許多地方，我們是相同的，這也是使我們在短期內情感能有這樣迅速發展的最大原因。」

巴蓓爾說他像一尊塑像，情感毫不顯現，使人難以猜度他內心的感覺。他說他是一座火山，外形冷凝，而其中卻蘊蓄著熾熱的岩漿。十年的流亡生活，在憂患中長成，為國家，也為自己的前途，憂心如焚，以悲痛憤怒的心情展開搏鬥，養成他冷靜抑鬱的外型。巴蓓爾問他在為什麼憂傷？因為從他的眼睛和神色中，都透露出一股憂傷的意味。「是的，我在幼年時即在戰爭的動亂中，在焦急惶恐的氣氛中長成，以後便一直沒有過過幸福快樂的生活，十年的流亡，長期在急慮中，一直到現在，對整個的前途，但覺越來越渺茫。我不知為何覺得快樂，因為沒有快樂的理由。」他來德國時借的路費還未還，也是使他心中為之不安的一個大原因。巴蓓爾說不必為這件小事放在心上，我們有了工作後，可以很快歸還的。她勸他應該愉快地工作奮鬥，不要為這些事而心煩。

巴蓓爾常常鼓勵他不要放棄自己的理想：「你必得要為中國努力！」他讚歎她是一個了不起的女性，她不獨有著豐富的情感，而且有著敏銳的思想和觀察力。她的工作能力是非常之強的，而個性堅毅又具有高度的進取心，他很欣賞她這一特性。她說：「希望你不只是願將我作為一個妻子而已，更將我當作為你的戰友。」他很感激她對他的真情，人生知己難得，而異性友人，能具慧眼如此者，更為使他心折。她曾和一個教授談到，說她將來願到中國去幫助他實現他的理想。教授說：「那必得有巨大的勇氣。」而她是具有這種勇氣的，她說絕不計較困難，她將之作為人生的戰鬥，從而獲得精神上的快樂。

幾天後一大早，巴蓓爾的電話來了，說以後不能再相見了，她說她母親禁止她以後外出。在宿舍的小聖堂中，舉行結婚的彌撒，[…]他嚴肅的站立，注視著聖壇，心中有著一股懺悔和自責：「我應和巴蓓爾保持著嚴肅的感情的，任何超出普通情誼的舉動都是不當[…]，我愛她堅強奮鬥的個性，那是典型的日爾曼人氣質[…]。晚上在燈下翻閱1955年在香港時的日記，我覺得字裡行間，透露出一股剛勁倔強的氣質，而現在則是文字散漫，一無特性可言。那時在文字的寫作技術上，實比現實為高，何以致之？則與生活環境有關也。中國有一句成語說是「文窮而後工」，大凡一個有才氣志節之士，在淪落潦倒之際，愈益能觸動其真情，從而傾瀉其才華，至安逸之時，則流於懶散了。如杜甫、李白，都是在困頓時作出擲地作金石鳴的詩篇的。『殷憂啟聖』，古來哲人，未有不經特別的磨難者，我今日的情況，與那些在牢獄中度過漫長歲月的革命家們，實在已可稱之為安頓享福，所以我不應為些許的挫敗而灰心沮喪，我應該好好的寧靜澹泊起來，從事於本身人格學養之修養粹煉，以便他日能擔當大任。」

巴蓓爾生日這天上午，她約他在公園見面，她說那天的電話是在她母親的壓力下打的，他應該對她有信心，她的堅強忍耐，全寄託在他對她的信心上，她心中祗有他存在，他比其他什麼都重要。她說在四年後我們的學業完成就可以結婚了，目前最重要的，乃是對於彼此信心的維繫，我們不要因形式上的阻隔而生變化。她由於家庭的阻力，不能每天出來見面了，「她說在她心目中已當我作為她未來的丈夫，假如我對她無信心的話，那麼她也就失去奮鬥的勇氣了。她說不要擔心以後的問題，她相信在畢業之後，一定可以找到一個良好的職業的，她對前途非常的樂觀。我覺得這就是我和她主要的不同之點，我今日的情況是無國復又無家，祗是一個人在外漂泊流浪，我業已是孤軍苦戰了十年，嘗受過不少的艱辛苦楚，而對於將來，則是一點把握也沒有，祗能是盡其在我的去向前摸索行進[…]。她在今天才是二十歲，我比她要大八歲，[…]當我從中國出來的時候，她祗不過是十歲而已，可是我已經在為了政治的理想而在異域從事於創造奮鬥了。我需要她的剛強聰敏，來輔佐我的事業，但是，呈現在前的，仍有一段迢遠的路程呢！」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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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古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