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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揚傳統文化」徵文大賽參賽作品

【徵文】萬鈞:時窮節乃見——一個愛國反共的傳統知識分子( 二 )

(Bessi/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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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19年05月31日訊】(接上文

赤血丹忱報國無門

他待在香港祗是作為一個過渡階段,本心所願者,厥為赴台灣以身心獻國,致力反共大業。當時台灣戒備森嚴,根本去不了。

1951年2月1日,一個陰冷的冬日,他用刀片割開右手的小指,鮮紅的血泊泊的流出來。他在日記中寫道:「當我用刀鋒向指頭按下的時候,精神是變得很緊張的,我用力的用牙齒咬住下唇,手掌心濕漉漉的微微發顫,而整個手指都似乎已迅速失去了體溫,是那樣的涼意襲人。為了我們神聖的祖國,我決意將自己的血液,作為熱愛她的見證。血在靜靜地冒,在潔白的紙上寫上我的心聲。以一種悲壯激昂的情緒,我又寫了一封信給蔣主任,我寫下了『赤血丹忱、尚希垂察』八個大字。拭去額上的冷汗,撕了一條膠布,將創口裹住。我內心泛起一種光榮的喜悅。對國家對領袖,我將永遠保持我的熱愛與忠誠。我無限希望蔣主任這次能允准我入台的請求。我說:如果我的意願可以達成,請用航空通知或者是用電報。因為在此我實在是度日如年,恨不得生出雙翅,飛投祖國的懷抱。」

他寄望著台灣方面予以答覆,二月八日,他收到兩封信,「遠遠的看到有一個信封是很長大的,我以為是台灣方面給我寄來了入境證件,跳躍上前,接到手中一看,是由香港寄來的英文信,不禁大失所望,另外一封信是L先生寄來的。我首先拆閱那封英文信,原來是美國駐港總領事寫來的,他對我提出想參加美軍至韓國作戰的問題予以答覆。他說依照國際的法律,這是不可能的;而關於參加美軍的手續,是不可能公開在美國以外的其他地區的,不過可以告訴我一點:就是參加美軍的必須是美國公民,或雖不是美國的公民而聲明放棄原有國籍,加入美國國籍的人。照他這樣說,我當然是毫無希望的了。

某某來信,對我的出處關懷備至,使我頗為感動。他要我向某人去說,但我覺得這大可不必。僅祗是為了吃飯的問題,要我向人去低聲下氣的哀求,我是不屑為之的。要我走就走好了,以天地之大,我想大概還不至於無容身之地,祗要自己不計較艱難困苦,總不致面臨絕路。我們中國數千年傳統的思想觀念,首重骨氣和志節,這就是《禮記儒行篇》所說的:『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身危而志不可奪,此之謂大丈夫。』我雖然還不配稱大丈夫,但我很願意做一個有骨氣的硬漢。」

他仍繼續向政府申請。在此期間,曾有多個機構,如「中央改造委員會」、「青年救國團」、「中央黨部」等,派人前來連絡接觸,謂報國無分地區,在港安心工作,俟適當時機,當保送入台進「三軍官校」,「政治大學」受訓雲,然迄未能成為事實。他困居英殖民地,耳聞目見,皆使血性之士悲憤抑鬱。青春消失迅疾,當初自祖國大陸冒生命之危而逃亡,乃冀有所作為,而非以一己之衣食謀;而理想與事實間,相去之距離日益遙遠,衷心至感痛切!他認為:「我不能為祗是吃飯的問題,而有太多的顧慮,於是我寧可在生活的重壓下,咬緊牙關,苦苦的掙扎支持。」「我不想作一個平凡的人,隨時在刻意向上,而這一種進取心與立志自拔於流俗的想法,卻使我必得嘗受較常人為多的精神磨折。」他的願望是「回到自己親愛的祖國去,執掌政權,消滅邪惡的共黨,使自己的國家能夠變得富足強大。」

在1952年傳統中國新年,他在日記中說:「今天是過年,一般人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以我來說,又有什麼值得歡愉的呢?祖國在危急中,千萬同胞正在苦難中掙扎,家園已破碎[…],這一些,已足使我的心情覺得沉重的了,我默然地在思索和懷想。流亡者的心境是寂寞悲涼的,獨自一個人在香港,追求那些不可捉摸的崇高理念,家人離我是那麼的遙遠,他們今日的生死未卜,我無限的關切和懷念他們。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並不是構成我情感如潮的主要因素,有一種超越時間和空間之外的因素,那便是殘忍兇暴的共產黨徒,正暫時統治著祖國的大陸。牠們這批魔鬼一日不清除,則苦難便一日存在。

所以,我們目前的任務,乃是在於如何去打擊共匪政權,使其潰敗滅亡。這是一個極其艱巨的工作,然而我們是熱血壯志的愛國青年,面對著中共匪幫這一個強大的敵人,我們絕對無稍畏懼,我們有決心,有勇氣,與之周旋。要不然,我們也就不會從匪區出奔。秉著正義和公理,我們勇往直前,一無所懼。共產黨現在正大肆虐政,自掘墳墓,我們就要發揮本身所具有的力量,驅迫牠們早日的進入死亡之穴;坐視靜待,這絕對不是辦法。每一個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要團結起來,自救救人,為復國建國的任務而堅強戰鬥!」

他在街邊見到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正用戰顫的雙手,將柴碎塞人小小的坭爐裡去,走廊邊,放置著一床破席和一些簡陋的用具,看樣子,是從大陸逃出來的難胞。一問得知他是湖南祁陽人,兩年前逃來香港,年近六十歲,有一個現年七歲的小兒子,還有一個親戚。他是曾在政界服過務的,姓王。一家二十五口,逃出來的就是他父子二人,其餘的都大半被共匪以各種罪名殺害。逃來香港之後,起初還可以勉強的過生活,慢慢的,所帶來的錢用完了,而可典當的衣服物件,也都已送進當押鋪,曾在調景嶺去住過一個時期,現又來九龍,寄居人家屋簷之下。起初頗受人家的冷遇和歧視,時間一長,由於本身表現的規矩,使居民漸漸的發生了好感,於是每天給他們三個人送一些飯菜來。每天,那個親戚到外面去做工,一天的辛勞,可以博取港幣一元餘的工資,老頭子因為鬍鬚這樣長了,就是能做工也沒有人請,祗好靜坐看守衣服和閱讀報紙。至於那個七歲的小兒子,則到附近去乞得一些飯菜和少許的錢。就是這樣,他們三人過著最起碼的生活。時間一晃就是幾年,真難為他們苦撐過這麼長的日子!「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親,他們在祖國大陸正承受深重的苦難,我禁不住滿腔的悲酸悽楚,而想號啕大哭。我身邊祗有三塊錢港幣,於是我全數取出交給這位慈祥溫厚的老者,說給小孩子去買麵包吃,老者感激的收受了。他早歲留學日本,是早蹈田大學畢業的。共產黨匪徒迫使他來此過這樣痛切而充滿恥辱的流浪生活,想到此處,對共匪我祗有切齒痛恨。我相信我們是一定要回去的,那時,我們要報仇雪恨,使那批畜牲明白牠們究竟造成如何深重的罪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心裡反覆的回味這句話;一面感到相當的沉痛,而對於今天所作的這一件事,也感到非常的心安,因為我做了一件該做的事。」

他一直期盼能早日赴台灣,可是音信渺茫。他必得在此工作以生存下來,經過培訓,在香港警務處總部任無線電報員。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英國人壓迫中國人,那裡貪污腐敗,沒有效能,他不願同流合污,六年後自動辭職。他說:「我的性格是正直的,嫉惡如仇,於是,處於這一無正義的社會中,便顯得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了。我在此頗服膺蔣百里先生的兩句話,他說:『個人可以犧牲,個性不能埋沒;現在可以犧牲,真理不可埋沒。』我覺得自己的正義感,剛勁倔強,就是自己特有的個性,它代表陳嘉遠其人,如果一個人失去了個性,那又與一方磚,一塊木頭何異?所以我之不甘隨和妥協者,正因為自己之個性尚在。問心能安,擇善固執,則雖處困頓之中,又何損於我之為人?」他辭職後,生活的威脅又緊緊相隨了,原來以為有幾個熟人可以相助,那些過去「稱兄道弟」的有錢朋友現在卻對他避而遠之,人性中的狡詐欺騙重利忘義,生活中的屈辱,重創他為人的純真信任,他本是一個溫情的人,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憤怒如火焰般灼烤著他,令其性格變得剛硬爆烈。「從前看《說唐演義》,秦叔寶落魄之際,受店小二的氣,『床頭金盡,壯士無顏』,這味道,在我於香港借居『朋友』店中時,算是親身的體會到了。」

新亞書院求學

陳嘉遠先生 (第三排,左,第五)

在香港的前六年,他為了生活而工作,「那是毫無價值和意義的,但其間我並沒有中止我為理想而奮鬥的工作和努力。」他在《殊方行》詩中抒發其胸懷:「為愛靜思,常去石澳的海傍,獨自坐在岩石上,聽怒潮澎湃,波浪沖擊著峭壁砰然發響,飛濺的水花,向人顯示不甘低伏而欲躍起的力量。迎風屹立遠眺大海,水與天相連,這時,我能復覓失落的雄豪與悲壯。」他在《自傳》中道:「『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聖潔之士,雖無文王猶新。』我必得亟宜進行自我為之的創造,乃毅然求拔脫,不顧來日生活之困厄,自修後進香港新亞書院求學。我覺得經濟學說,影響於社會制度者至巨,如馬克思主義,竟使天下蒼生受禍,遂選修經濟科。」

新亞書院是1949年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從大陸出亡的學者創辦,辦學宗旨是「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其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意義,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學者所組成的新儒家學派,以新亞書院為基地,為當時花果飄零的中國文化保留了血脈。教學理念是「求學與做人,貴齊頭並進」,校訓為「誠明」,語出《中庸》。

剛去新亞時,舉行國文和英文的編班考試,他的英文程度達到大二水平,國文程度則編入由系主任黃華表先生所親自教授的甲組。他在日記中說:「學中文,就像是小學生一樣,必得背記古文和抄正楷字,作文簿照規定是必得用毛筆正楷書寫。中文系主任黃華表先生,將我編入他親自上課的甲組,課程特別的繁重吃力,這些甲組的學生都是被認為成績較好的,為夫子所看重的。他最仰佩曾文正公的道德文章,聽到我是湘鄉人,便問離文正公的家有多遠?在一次作文中,我引用了文正公的幾句話:吾鄉先賢曾文正公曰:『……』,夫子便高興得不得了,點句加圈,給了八十五分,這已是了不起的分數了。[…]在香港後期的刻苦力學,是一個苦痛的經驗,也是一個愉快的回憶。」

新亞校歌中的:「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艱險我奮進,困苦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他在《自傳》中說:「此適足以作為我精神之寫照。於極力掙扎奮鬥中,『有志者事竟成』,奇蹟終於出現!全憑堅毅不拔之精神,創造出新的境界,實現了到德國去求深造的願望。」

赴德留學

1959年,他得到了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國民經濟系的入學許可。「我一向對德國深具好感,認為彼邦今日處境,有似我國,亦蒙共禍彼民族性剛強勇毅,有足資借鏡者,乃立意赴德國留學。」困守香港,報國無門,為了理想的實現,現在他需要「充實自己的學識能力,以待機會來到,能夠加以切實的掌握。」他回顧香港九年歲月:「這是我生命中至足珍貴的青春時期,然而就在流亡的困頓中消失了,所幸我始終保有那種奮鬥的決心和勇氣,所以在經過一個時期的磨鍊之後,能夠脫穎而出,初步的達成理想,離開香港而到德國來。」

為了籌措來德國的費用,困難重重,急迫中他在《南華早報》上刊登一則啟事,「一中國學生,赴德尚欠旅費美金兩百元。假若有人能借給他的話,當於以後歸還。」這實在是一無辦法可想而逼出來的一個辦法。」幾天之後,報社轉來一封英文回覆信,要他打電話去聯絡,約期見面。這是一個叫柯特尼的中年澳洲人,任香港海事處官員,柯特尼先生說他年幼時,欲升學而受經濟環境的限制。現在,他手頭已經有了一些錢,於是願意幫助那些有志向上而又無力的人。他問需要多少錢?「我說一千元港幣就夠了,他毫無吝色的馬上簽一千元支票給我,我非常感激他這一仁俠的相助。」當時借錢時,他們之間是毫無任何簽字和文件的。兩年後,他在課餘工作有了一點錢,即匯去兩百美金歸還。「我很感激他對我的信任和支持,因為前此我根本不認識他,所以我立刻的寄了兩百美金給他,比一千元港幣大概要多出兩百港幣。這表示我一點意思,就是他的幫助乃是能得到好的回報的。」

他將不便帶去的衣物,全部送給王老先生。他曾是交警總隊少將總隊長,逃難到香港,現已六十歲了,收入全無,不可能添置衣物,「我特地前往向老人道別,他聽到我終於成行,為之非常的歡喜,還相送了我一程。我手邊祗有二十多元港幣了,還必得打賞工人及明晨乘的士之用,所以我送十元給老人作煙錢。我這次走也是很窘迫,否則,應該給老人一些生活費用才是。」

明天,10月12日,就要離開香港了,這真是一個奇蹟,他感謝上蒼,終不負他的苦心掙扎奮鬥。他躺在床上,萬感交集,久久未能入眠。「回想九年來的遭遇,說不出是悲傷呢抑或是悵撼坐起望海對面香港的燈光,我將於次晨起飛到德國去,那兒我沒有一個熟人,我也從沒有去過這一個國度,加之並沒有經濟的支援,我不知道在將來所遇到的情況究是如何,我所憑藉的祗是決心和勇氣。」「行前的一晚,我為之興奮感慨,竟是失眠。人生的悲痛、絕望、艱苦奮戰的滋味,在我出走時及流亡在香港的那一階段,是全部嘗受到了。我前此所經歷的生活,波濤洶湧,奇突多變,祗有自己的決心和毅力在支持。除此以外即別無所有,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故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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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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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31 1:21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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