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19年05月31日訊】（接上文）
赤血丹忱報國無門
他待在香港祗是作為一個過渡階段，本心所願者，厥為赴台灣以身心獻國，致力反共大業。當時台灣戒備森嚴，根本去不了。
1951年2月1日，一個陰冷的冬日，他用刀片割開右手的小指，鮮紅的血泊泊的流出來。他在日記中寫道：「當我用刀鋒向指頭按下的時候，精神是變得很緊張的，我用力的用牙齒咬住下唇，手掌心濕漉漉的微微發顫，而整個手指都似乎已迅速失去了體溫，是那樣的涼意襲人。為了我們神聖的祖國，我決意將自己的血液，作為熱愛她的見證。血在靜靜地冒，在潔白的紙上寫上我的心聲。以一種悲壯激昂的情緒，我又寫了一封信給蔣主任，我寫下了『赤血丹忱、尚希垂察』八個大字。拭去額上的冷汗，撕了一條膠布，將創口裹住。我內心泛起一種光榮的喜悅。對國家對領袖，我將永遠保持我的熱愛與忠誠。我無限希望蔣主任這次能允准我入台的請求。我說：如果我的意願可以達成，請用航空通知或者是用電報。因為在此我實在是度日如年，恨不得生出雙翅，飛投祖國的懷抱。」
他寄望著台灣方面予以答覆，二月八日，他收到兩封信，「遠遠的看到有一個信封是很長大的，我以為是台灣方面給我寄來了入境證件，跳躍上前，接到手中一看，是由香港寄來的英文信，不禁大失所望，另外一封信是L先生寄來的。我首先拆閱那封英文信，原來是美國駐港總領事寫來的，他對我提出想參加美軍至韓國作戰的問題予以答覆。他說依照國際的法律，這是不可能的；而關於參加美軍的手續，是不可能公開在美國以外的其他地區的，不過可以告訴我一點：就是參加美軍的必須是美國公民，或雖不是美國的公民而聲明放棄原有國籍，加入美國國籍的人。照他這樣說，我當然是毫無希望的了。
某某來信，對我的出處關懷備至，使我頗為感動。他要我向某人去說，但我覺得這大可不必。僅祗是為了吃飯的問題，要我向人去低聲下氣的哀求，我是不屑為之的。要我走就走好了，以天地之大，我想大概還不至於無容身之地，祗要自己不計較艱難困苦，總不致面臨絕路。我們中國數千年傳統的思想觀念，首重骨氣和志節，這就是《禮記儒行篇》所說的：『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身危而志不可奪，此之謂大丈夫。』我雖然還不配稱大丈夫，但我很願意做一個有骨氣的硬漢。」
他仍繼續向政府申請。在此期間，曾有多個機構，如「中央改造委員會」、「青年救國團」、「中央黨部」等，派人前來連絡接觸，謂報國無分地區，在港安心工作，俟適當時機，當保送入台進「三軍官校」，「政治大學」受訓雲，然迄未能成為事實。他困居英殖民地，耳聞目見，皆使血性之士悲憤抑鬱。青春消失迅疾，當初自祖國大陸冒生命之危而逃亡，乃冀有所作為，而非以一己之衣食謀；而理想與事實間，相去之距離日益遙遠，衷心至感痛切！他認為：「我不能為祗是吃飯的問題，而有太多的顧慮，於是我寧可在生活的重壓下，咬緊牙關，苦苦的掙扎支持。」「我不想作一個平凡的人，隨時在刻意向上，而這一種進取心與立志自拔於流俗的想法，卻使我必得嘗受較常人為多的精神磨折。」他的願望是「回到自己親愛的祖國去，執掌政權，消滅邪惡的共黨，使自己的國家能夠變得富足強大。」
在1952年傳統中國新年，他在日記中說：「今天是過年，一般人都是興高采烈的，但是，以我來說，又有什麼值得歡愉的呢？祖國在危急中，千萬同胞正在苦難中掙扎，家園已破碎[…]，這一些，已足使我的心情覺得沉重的了，我默然地在思索和懷想。流亡者的心境是寂寞悲涼的，獨自一個人在香港，追求那些不可捉摸的崇高理念，家人離我是那麼的遙遠，他們今日的生死未卜，我無限的關切和懷念他們。時間與空間的距離，並不是構成我情感如潮的主要因素，有一種超越時間和空間之外的因素，那便是殘忍兇暴的共產黨徒，正暫時統治著祖國的大陸。牠們這批魔鬼一日不清除，則苦難便一日存在。
所以，我們目前的任務，乃是在於如何去打擊共匪政權，使其潰敗滅亡。這是一個極其艱巨的工作，然而我們是熱血壯志的愛國青年，面對著中共匪幫這一個強大的敵人，我們絕對無稍畏懼，我們有決心，有勇氣，與之周旋。要不然，我們也就不會從匪區出奔。秉著正義和公理，我們勇往直前，一無所懼。共產黨現在正大肆虐政，自掘墳墓，我們就要發揮本身所具有的力量，驅迫牠們早日的進入死亡之穴；坐視靜待，這絕對不是辦法。每一個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要團結起來，自救救人，為復國建國的任務而堅強戰鬥！」
他在街邊見到一個鬚髮皆白的老者，正用戰顫的雙手，將柴碎塞人小小的坭爐裡去，走廊邊，放置著一床破席和一些簡陋的用具，看樣子，是從大陸逃出來的難胞。一問得知他是湖南祁陽人，兩年前逃來香港，年近六十歲，有一個現年七歲的小兒子，還有一個親戚。他是曾在政界服過務的，姓王。一家二十五口，逃出來的就是他父子二人，其餘的都大半被共匪以各種罪名殺害。逃來香港之後，起初還可以勉強的過生活，慢慢的，所帶來的錢用完了，而可典當的衣服物件，也都已送進當押鋪，曾在調景嶺去住過一個時期，現又來九龍，寄居人家屋簷之下。起初頗受人家的冷遇和歧視，時間一長，由於本身表現的規矩，使居民漸漸的發生了好感，於是每天給他們三個人送一些飯菜來。每天，那個親戚到外面去做工，一天的辛勞，可以博取港幣一元餘的工資，老頭子因為鬍鬚這樣長了，就是能做工也沒有人請，祗好靜坐看守衣服和閱讀報紙。至於那個七歲的小兒子，則到附近去乞得一些飯菜和少許的錢。就是這樣，他們三人過著最起碼的生活。時間一晃就是幾年，真難為他們苦撐過這麼長的日子！「我想起了自己的父母親，他們在祖國大陸正承受深重的苦難，我禁不住滿腔的悲酸悽楚，而想號啕大哭。我身邊祗有三塊錢港幣，於是我全數取出交給這位慈祥溫厚的老者，說給小孩子去買麵包吃，老者感激的收受了。他早歲留學日本，是早蹈田大學畢業的。共產黨匪徒迫使他來此過這樣痛切而充滿恥辱的流浪生活，想到此處，對共匪我祗有切齒痛恨。我相信我們是一定要回去的，那時，我們要報仇雪恨，使那批畜牲明白牠們究竟造成如何深重的罪孽。『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心裡反覆的回味這句話；一面感到相當的沉痛，而對於今天所作的這一件事，也感到非常的心安，因為我做了一件該做的事。」
他一直期盼能早日赴台灣，可是音信渺茫。他必得在此工作以生存下來，經過培訓，在香港警務處總部任無線電報員。殖民地時期的香港，英國人壓迫中國人，那裡貪污腐敗，沒有效能，他不願同流合污，六年後自動辭職。他說：「我的性格是正直的，嫉惡如仇，於是，處於這一無正義的社會中，便顯得落落寡合，格格不入了。我在此頗服膺蔣百里先生的兩句話，他說：『個人可以犧牲，個性不能埋沒;現在可以犧牲，真理不可埋沒。』我覺得自己的正義感，剛勁倔強，就是自己特有的個性，它代表陳嘉遠其人，如果一個人失去了個性，那又與一方磚，一塊木頭何異？所以我之不甘隨和妥協者，正因為自己之個性尚在。問心能安，擇善固執，則雖處困頓之中，又何損於我之為人？」他辭職後，生活的威脅又緊緊相隨了，原來以為有幾個熟人可以相助，那些過去「稱兄道弟」的有錢朋友現在卻對他避而遠之，人性中的狡詐欺騙重利忘義，生活中的屈辱，重創他為人的純真信任，他本是一個溫情的人，在殘酷的現實面前，憤怒如火焰般灼烤著他，令其性格變得剛硬爆烈。「從前看《說唐演義》，秦叔寶落魄之際，受店小二的氣，『床頭金盡，壯士無顏』，這味道，在我於香港借居『朋友』店中時，算是親身的體會到了。」
新亞書院求學
陳嘉遠先生 （第三排，左，第五）
在香港的前六年，他為了生活而工作，「那是毫無價值和意義的，但其間我並沒有中止我為理想而奮鬥的工作和努力。」他在《殊方行》詩中抒發其胸懷：「為愛靜思，常去石澳的海傍，獨自坐在岩石上，聽怒潮澎湃，波浪沖擊著峭壁砰然發響，飛濺的水花，向人顯示不甘低伏而欲躍起的力量。迎風屹立遠眺大海，水與天相連，這時，我能復覓失落的雄豪與悲壯。」他在《自傳》中道：「『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聖潔之士，雖無文王猶新。』我必得亟宜進行自我為之的創造，乃毅然求拔脫，不顧來日生活之困厄，自修後進香港新亞書院求學。我覺得經濟學說，影響於社會制度者至巨，如馬克思主義，竟使天下蒼生受禍，遂選修經濟科。」
新亞書院是1949年由錢穆、唐君毅、張丕介等從大陸出亡的學者創辦，辦學宗旨是「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采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世界中西文化，為人類和平社會幸福謀前途」。其在中國傳統文化發展中具有舉足輕重的歷史意義，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學者所組成的新儒家學派，以新亞書院為基地，為當時花果飄零的中國文化保留了血脈。教學理念是「求學與做人，貴齊頭並進」，校訓為「誠明」，語出《中庸》。
剛去新亞時，舉行國文和英文的編班考試，他的英文程度達到大二水平，國文程度則編入由系主任黃華表先生所親自教授的甲組。他在日記中說：「學中文，就像是小學生一樣，必得背記古文和抄正楷字，作文簿照規定是必得用毛筆正楷書寫。中文系主任黃華表先生，將我編入他親自上課的甲組，課程特別的繁重吃力，這些甲組的學生都是被認為成績較好的，為夫子所看重的。他最仰佩曾文正公的道德文章，聽到我是湘鄉人，便問離文正公的家有多遠？在一次作文中，我引用了文正公的幾句話：吾鄉先賢曾文正公曰：『……』，夫子便高興得不得了，點句加圈，給了八十五分，這已是了不起的分數了。[…]在香港後期的刻苦力學，是一個苦痛的經驗，也是一個愉快的回憶。」
新亞校歌中的：「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艱險我奮進，困苦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他在《自傳》中說：「此適足以作為我精神之寫照。於極力掙扎奮鬥中，『有志者事竟成』，奇蹟終於出現！全憑堅毅不拔之精神，創造出新的境界，實現了到德國去求深造的願望。」
赴德留學
1959年，他得到了德國法蘭克福歌德大學國民經濟系的入學許可。「我一向對德國深具好感，認為彼邦今日處境，有似我國，亦蒙共禍；彼民族性剛強勇毅，有足資借鏡者，乃立意赴德國留學。」困守香港，報國無門，為了理想的實現，現在他需要「充實自己的學識能力，以待機會來到，能夠加以切實的掌握。」他回顧香港九年歲月：「這是我生命中至足珍貴的青春時期，然而就在流亡的困頓中消失了，所幸我始終保有那種奮鬥的決心和勇氣，所以在經過一個時期的磨鍊之後，能夠脫穎而出，初步的達成理想，離開香港而到德國來。」
為了籌措來德國的費用，困難重重，急迫中他在《南華早報》上刊登一則啟事，「一中國學生，赴德尚欠旅費美金兩百元。假若有人能借給他的話，當於以後歸還。」這實在是一無辦法可想而逼出來的一個辦法。」幾天之後，報社轉來一封英文回覆信，要他打電話去聯絡，約期見面。這是一個叫柯特尼的中年澳洲人，任香港海事處官員，柯特尼先生說他年幼時，欲升學而受經濟環境的限制。現在，他手頭已經有了一些錢，於是願意幫助那些有志向上而又無力的人。他問需要多少錢？「我說一千元港幣就夠了，他毫無吝色的馬上簽一千元支票給我，我非常感激他這一仁俠的相助。」當時借錢時，他們之間是毫無任何簽字和文件的。兩年後，他在課餘工作有了一點錢，即匯去兩百美金歸還。「我很感激他對我的信任和支持，因為前此我根本不認識他，所以我立刻的寄了兩百美金給他，比一千元港幣大概要多出兩百港幣。這表示我一點意思，就是他的幫助乃是能得到好的回報的。」
他將不便帶去的衣物，全部送給王老先生。他曾是交警總隊少將總隊長，逃難到香港，現已六十歲了，收入全無，不可能添置衣物，「我特地前往向老人道別，他聽到我終於成行，為之非常的歡喜，還相送了我一程。我手邊祗有二十多元港幣了，還必得打賞工人及明晨乘的士之用，所以我送十元給老人作煙錢。我這次走也是很窘迫，否則，應該給老人一些生活費用才是。」
明天，10月12日，就要離開香港了，這真是一個奇蹟，他感謝上蒼，終不負他的苦心掙扎奮鬥。他躺在床上，萬感交集，久久未能入眠。「回想九年來的遭遇，說不出是悲傷呢抑或是悵撼；坐起望海對面香港的燈光，我將於次晨起飛到德國去，那兒我沒有一個熟人，我也從沒有去過這一個國度，加之並沒有經濟的支援，我不知道在將來所遇到的情況究是如何，我所憑藉的祗是決心和勇氣。」「行前的一晚，我為之興奮感慨，竟是失眠。人生的悲痛、絕望、艱苦奮戰的滋味，在我出走時及流亡在香港的那一階段，是全部嘗受到了。我前此所經歷的生活，波濤洶湧，奇突多變，祗有自己的決心和毅力在支持。除此以外即別無所有，這是一個不平凡的故事。」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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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古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