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誠與深情：那些塑造托馬斯‧傑斐遜的友誼
縱觀托馬斯‧傑斐遜（湯瑪斯‧傑弗遜，Thomas Jefferson，1743—1826年）漫長的一生，你會發現他的朋友和社交圈，宛如美國獨立革命（1775—1783年）及其後半個世紀的一部「名人錄」：他與喬治‧華盛頓這樣的人物十分熟識，與亞歷山大‧漢密爾頓及其它聯邦黨人針鋒相對，稱自己的導師本傑明‧富蘭克林為「偉大且親愛的摯友」，與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之妻）保持著充滿智識的書信往來，並將三位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和詹姆斯‧門羅（James Monroe）視為至交。
通過審視他與亞當斯、麥迪遜以及兒時伙伴達布尼‧卡爾（Dabney Carr）的關係，我們可以窺見傑斐遜對友誼的珍視。他在寫給另一位好友、《獨立宣言》簽署人本傑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信中這樣寫道：「我發現友誼好似美酒：新釀時雖顯生澀，卻隨著歲月而日漸醇熟。」
若將那句古老諺語——「觀其友，知其人」用在傑斐遜身上，我們便亦能深刻洞察這位偉人的內心世界。
友誼與忠誠
達布尼‧卡爾（1743—1773年）出生於弗吉尼亞一個顯赫之家，早年曾在詹姆斯‧莫里（James Maury）的寄宿學校接受教育，並在那裡與傑斐遜結為摯友。據說，兩人有時會在後來成為蒙蒂塞洛（Monticello）莊園的一棵高大橡樹下學習或讀書，並立下誓言：無論誰先去世，另一方都要將其安葬在這棵橡樹下。
此後，他與傑斐遜一同就讀於威廉斯堡的威廉瑪麗學院。在此期間，卡爾經常造訪傑斐遜家位於蒙蒂塞洛附近的沙德韋爾（Shadwell）種植園。在那裡，他與傑斐遜的妹妹瑪莎（Martha）相識並墜入愛河，二人爾後於1765年步入婚姻殿堂。卡爾在弗吉尼亞市民院（House of Burgesses）中表現活躍，並成為反對英國統治的著名領袖。在他29歲英年早逝後，傑斐遜履行諾言將其安葬在那棵橡樹下，他也成為蒙蒂塞洛墓地的首位安息者。
然而，傑斐遜對好友的忠誠並不僅限於墓前的哀思。他承擔起了照顧瑪莎和其六個孩子的責任，並對外甥彼得‧卡爾（Peter Carr）傾注了格外的關注。在給這位年輕人的信件中，我們可看到傑斐遜對其教育和品德培養的高度重視。他敦促卡爾要珍惜時間，專心學業（傑斐遜有時會親自為其規劃課程），並寫道：「寧可放棄金錢、名譽、科學，甚至放棄這個世界的一切，也不要做出任何違背道德的行為。」
友誼的決裂與修復
尼國家肖像館。（公有領域）
約翰‧亞當斯（1735—1826年）與傑斐遜1775年在費城召開的第一次大陸會議上初次相識。儘管亞當斯在新英格蘭的成長背景與傑斐遜的莊園生活截然不同——亞當斯夫婦親自經營著農場，而非管理種植園，但對書籍、思想的熱愛以及彼此間的相互尊重，令兩人迅速結為摯友。二人後來同時出任駐法國和英國的外交官，期間還一同參觀了莎士比亞故居和英式園林。傑斐遜曾在寫給詹姆斯‧麥迪遜的信中稱讚道：「（亞當斯）如此和藹可親，我斷言，你一旦與他相識，便會深深喜愛他。」
然而在1801年，當身為聯邦黨人的亞當斯在連任競選中敗給傑斐遜時，兩人在政治觀點和對美國願景上日益加深的分歧，徹底擊碎了這段情誼。二人斷絕了書信往來，而亞當斯曾將這種通信描述為「親密無間」，且是「生命中最叫我欣喜的事情之一」。
直到傑斐遜離開白宮回到蒙蒂塞洛後，這段裂痕在本傑明‧拉什的調解下才得以修復。從1811年直到他們去世，長達15年的通信往來是他們思想的見證。蒙蒂塞洛官網（Monticello.org）的一位匿名作者表示：「兩人的和解開啟了豐富的書信往來，其中的話題無所不包，從追憶他們在這個年輕國家歷史中的角色，到對當時政治問題的看法，再到哲學、宗教以及衰老等話題。他們的信件亦不乏輕鬆幽默，且字裡行間充滿了深情。」
亞當斯彌留之際，正值美國獨立50周年，也是兩人共同參與起草的《獨立宣言》簽署50周年。亞當斯留下的最後一句話是：「托馬斯‧傑斐遜還活著。」但他錯了，因為就在幾小時前，傑斐遜已經去世。從另一個意義上來說他也錯了：由於他們的功績、著作以及這段友誼，他與傑斐遜都將永存於美利堅民族的記憶中。
美利堅奇蹟
在近期出版的新書《北行記：傑斐遜、麥迪遜和一份友誼的鍛造》（A Journey North: Jefferson, Madison, and the Forging of a Friendship）的序言中，作者路易斯‧P‧馬索（Louis P. Masur）寫道：「在美國歷史上，從未有像他們這樣的友誼，在政治史上尤其如此。」
二人的功績並駕齊驅。後世視傑斐遜為《獨立宣言》之父，而將詹姆斯‧麥迪遜（1751—1836年）譽為《憲法》之父。傑斐遜曾擔任美國第三任總統，為期八年（1801—1809年）；作為繼任者的麥迪遜任期相同（1809—1817年）。傑斐遜起草的《弗吉尼亞宗教自由法案》最終獲得通過，麥迪遜亦在其中起到了關鍵作用。兩人還在後來共同創立了弗吉尼亞大學。
然而在許多方面，二人又有著天壤之別。傑斐遜身高6英尺2英寸（約188厘米），足以俯視身高5英尺4英寸（約163厘米）的麥迪遜。傑斐遜在威廉瑪麗學院完成了大學教育，而麥迪遜則選擇北上就讀普林斯頓大學，部分原因是為避開當時在弗吉尼亞教育中盛行的聖公會影響。傑斐遜才思敏捷，腦海中總是靈光閃現，且長於社交，在晚宴等私密場合表現得格外遊刃有餘。相比之下，麥迪遜的思維更為縝密嚴謹，而他那靦腆的性格，則全靠他的夫人多莉（Dolley）——彼時著名的社交名媛，才得以互補和化解。
即便如此，二人仍彼此協作，並有著長達半個世紀的深厚友誼。
1776至1782年間的州政治事務，讓傑斐遜和麥迪遜在威廉斯堡有了朝夕相處的機會。1783年1月，傑斐遜在費城等待啟程赴法執行外交任務，期間他與麥迪遜住在同一家寄宿住房。在那兒，傑斐遜還努力在麥迪遜和紐約國會議員之女凱蒂‧弗洛伊德（Kitty Floyd）之間牽線搭橋——儘管最終未能成功。傑斐遜從法國歸來後的25年裡，政治訴求與共同興趣讓兩人的關係愈加密切。
書籍和閱讀最初拉近了這對「奇特組合」，並始終是他們談話的核心。此外，對自由與政府體制、自然科學以及農業的共同興趣進一步鞏固了這段關係。弗吉尼亞大學的創立，也讓他們得以將創造力從政治的喧囂中轉向科教事業。
在1826年2月寫給麥迪遜的一封信中，傑斐遜感言：「你我之間已維持半個世紀的友誼，還有政治理念和追求上的協調一致，在漫長的歲月中始終是我恆久的幸福源泉。」在同封信的結尾，傑斐遜寫道：「你一直是我生命中的支柱，待我離世後，請照看我（的一切），並請放心，我將把最後的眷戀留予你。」
傑斐遜去世後，麥迪遜履行了好友的囑託：他不僅密切關注著大學的事務，還致力於維護傑斐遜的名譽、協助史學家和傳記作者，並鼓勵出版由傑斐遜孫輩編纂的傑斐遜著作集。
一些啟示
傑斐遜的一生揭示了維繫友誼的真諦。在上述每個故事中，我們都可以看到，對書籍、閱讀和思想的共同熱愛，搭起了傑斐遜與他人友誼的橋基。他對達布尼‧卡爾的赤誠，以及麥迪遜對他展現出的情誼，並非是對逝去友人虛偽或浮誇的致敬，而是諧和與友愛的真摯體現。
亞當斯與傑斐遜友誼的破裂及爾後的修復告訴我們：那些我們認為已無法挽回的情誼，或許仍涌動著生命的氣息。雖隔著如山般深重的分歧，二人依然珍視著那段在彼此看來遠比政治更寶貴的友誼。
在1820年5月的一封信中，傑斐遜曾感慨道：「無論身在何處，我總能有幸獲得那些赤誠且深厚的友誼。」這些友誼同時塑造並惠及了美利堅的初創歲月，因此我們每一個人在某種意義上，也都分享了傑斐遜的這份幸運。
原文：「Ardent and Affectionate』: The Friendships That Shaped Thomas Jeffers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傑夫‧米尼克（Jeff Minick）育有四個孩子，孫輩成群。20年來，他在北卡羅來納州阿什維爾市（Asheville）為「在家上學」（Homeschooling）的學生研討會教授歷史、文學和拉丁語等課程。他著有兩部小說《阿曼達‧貝爾》（Amanda Bell, 2013年）和《翅膀上的塵埃》（Dust on Their Wings, 2015年），以及兩部非小說類作品《邊走邊學》（Learning as I Go, 2013年）和《電影塑造人格》（Movies Make the Man, 2016年）。他目前在弗吉尼亞州弗蘭特羅亞爾市（Front Royal）生活和寫作。
責任編輯：嘉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