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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8日訊】
11月8日週五晚﹐哈佛中國文化工作坊暨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紐英倫分會在燕京圖書館聚會廳舉辦書展及座談會﹐邀請到來自中國大陸的作家夫婦李銳先生﹑蔣韻女士﹐以及加拿大溫哥華華人作家協會劉慧琴女士﹐與波城文學愛好者進行交流。哈佛大學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唯一的文學院士﹑文學評論家李歐凡先生及北美華文作家協會紐英倫分會負責人張鳳女士擔任主持。
李歐凡教授為大家介紹作家李銳時說﹐李銳創作了很多以山西呂梁山為背景的農民題材小說﹐文筆清新動人﹐諾貝爾文學獎的評審之一的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就特別喜愛李銳的作品。李銳的夫人蔣韻女士也是一位作家﹐有多部散文集及小說出版。李銳和蔣韻的演講題目分別是「網絡時代的方言」和「被製的趣味」﹐李歐凡教授評論說題目起得很有「後現代」的味道﹐引人遐思。
李銳介紹說﹐由於電腦網絡的發明﹑普及以及影響力無所不在﹐很多人把二十一世紀稱為「網絡時代」。而英語在網絡時代是「官方語言」﹐處於中心地位﹐而中文只相當於「方言」﹐位居邊緣。如果中文文學只是模仿西方文學的內容及思想﹐那就沒有什麼價值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後﹐很多中文作家靠模仿西方文學的某一流派而在中文世界成名﹐獨領風騷﹐而「模仿」成了中文作家的集體無意識行為。文革以後大陸先後出現傷痕文學﹑反思文學以及尋根文學﹐接續了五四新文化以來的白話文運動。以尋根文學為標誌﹐中國當代文學第一次有了文化意義上的自覺﹐開始與本土有了活生生的相連﹐不但超越了政治上的限定﹐也超越了對歐美文學的模仿。但是與其他方面的「崇洋媚外」類似﹐現在文學界也是以「進口」為先進的標誌﹐文學評論家也以作家是否符合某一西方流派為評判標準﹐好像不模仿西方就不是「文學」了。李銳認為中文必須要提供其他語言所沒有提供的東西﹐這是最基本的。當年在山西呂梁山下鄉插隊的李銳把自己的根扎在中國的土地上﹐寫出了農民的喜怒哀樂﹐而人的情感是共通的﹐農夫走卒的快樂﹑哀愁並不比帝王官紳的平淡。呂梁山在李銳看來具有其獨特的文化意義。李銳認為﹐各種語言﹑文化都有其存在的理由﹐而平等共生的多樣文化才應該是「全球化」的真正含義﹐中國作家不應該在語言上「自我殖民」。
蔣韻女士對當今的流行文化進行了一番觀察與思考﹐以「被製造的趣味」精譬作評。中國當代作家現在非常強調「個人化」﹐並以此驕傲地把自己這一代與前人區分開來。但是蔣韻女士閱讀了他們的作品後﹐卻感覺這些作品非常的「類型化」。故事情節﹑場景﹑生存狀態﹑喜怒哀樂都很雷同。這看似矛盾的現象實際上反映出作家在追求形式上標新立異的同時﹐卻喪失了獨特的內涵。就如同年輕人追求獨特的穿著﹐結果滿大街都是雷同的時髦青年一樣。蔣女士說﹐文革過去才20多年﹐但是中國社會仿彿突然就進入了狂歡的廣場﹐中國文學中已經沒有了一絲一毫的苦難記錄﹐在中國年輕人身上已經看不到歷史的記憶。這與德國人對二戰不斷回顧﹑反思形成鮮明對比。中央電視臺一個綜藝節目有一個著名的開篇口號﹐「生產快樂」﹐這簡直就是中國流行文化的最形象的注腳。在這個流行文化的社會裡﹐連「個性」的選擇也是被控制的﹑被類型化了。大眾文化如此﹐「小眾」文化如行為藝術﹑地下電影﹐無不是「被製造的趣味」。蔣韻女士把這稱為「時代病」﹐而這不只在中國﹐在美國和世界很多國家都存在。難道“被製造的趣味”是世界性的通病﹖難道人類的想像力在退化﹖蔣女士的疑問也引起在場聽眾的深深思考。
加拿大溫哥華華人作家協會劉慧琴女士到紐約探親﹐受到張鳳女士的邀請﹐來和波士頓的文學愛好者見面。劉女士畢業於北大外文系﹐移民加拿大前做過《世界文學》刊物的編輯工作。出於對文學的熱愛﹐劉女士和幾位文友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一邊工作﹐一邊進行文學活動﹐包括文學創作﹑成立作家協會﹐邀請﹑接待兩岸三地的華人作家到加拿大進行交流﹐自己集資出文集﹑在報紙上開闢文學副刊等﹐為了鼓勵第二代移民學習中文﹐他們儘量多刊載年輕人的作品。
演講過後﹐嘉賓與聽眾朋友們進行了熱烈的討論。◆(http://www.dajiyuan.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