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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11月19日訊】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1933年生於英國殖民地的印度，童年耳聞目睹了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尖銳的衝突。與絕大多數英國孩子不同，他的同情傾向悲慘的印度人民一邊。少年時代，奧威爾受教育於著名的伊頓中學。後來被派到緬甸任警察，他卻站在了苦役犯的一邊。30年代，他參加西班牙內戰，因屬托派而遭排擠，回國後卻又被劃入左派，不得不流亡法國。二戰中，他在英國廣播公司從事反法西斯宣傳工作。1950車，死於纏綿數年的肺病，年僅47歲。
奧威爾短暫的一生，顛沛流離，疾病纏身，鬱鬱不得志，一直被視為危險的異端。在他為數不多的作品中，《動物莊園》與《一九八四》影響巨大，他以先知般冷峻的筆調勾畫出入類陰暗的未來，令讀者心驚肉跳。他將悲喜劇融為一體，使作品具有極大的張力。英國人生性拘謹，但英國的諷刺文學卻一枝獨秀，自喬叟以下，斯威夫特、狄更斯、查米亞丁，代有才人，各領風騷。奧威爾的卓異之處就在於，並非僅僅用小說來影射個別的人與事，而是直接揭露語言的墮落。在奧威爾眼裡，語言是掩蓋真實的幕布，粉飾現實的工具，蠱惑民心的藝術。他堅信在一個語言墮落的時代，作家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抵抗暴力和承擔苦難的意義上做一個永遠的抗議者。
夏志清教授認為：“西方文學自伊索寓言以來，歷代都有以動物為主的童話和寓言，但對20世紀後期的讀者來說，此類作品中沒有一種比《動物莊園》更中肯地道出當今人類的處境了。”《動物莊園）的故事發生在曼納莊園。從前，被人豢養的禽畜行屍走肉地生活著。一天夜裡，動物們在穀倉中聽了雄豬老麥哲所講的夢，仿佛聽了一堂福音傳道成啟蒙教育課，任人宰割的動物從此認清了受人剝削、被人奴役的處境。不久他們群起暴動，趕走主人瓊斯，自己當家作主，推行“動物主義”。動物莊園建立伊始，全體動物享有平等權利，開始嶄新的生活。然而，正當莊園籠罩在大家庭式的溫暖之中的時候，正當動物們任勞任怨，忍受委屈，遷就現實的時候，當權者卻開始用新制度為自己撈取特權。豬群佔據了領導地位，他們的兩大領袖拿破侖與斯諾鮑展開殊死搏鬥。多次較量後，前者終於獲勝。
“革命”何以墮落？動物莊園裡，連幾個字母也學不會的雞鴨牛羊根本不知道如何爭取管理莊園的權力，把一切拱手讓給“有非凡學識”的拿破侖。正如黑格爾所說：“麻木和冷漠的民眾是專制政體最穩定的群眾基礎”。奧威爾在作品中塑造了一匹叫鮑克瑟的老馬，他忠心耿耿地為拿破侖工作，一生中有兩句名言：“我要更努力地工作”、“拿破侖同志永遠正確”。他從不思考，沒有疑惑，活得充實，活得愉快。他不相信自己的判斷力，只相信被告知的結論。鮑克瑟年邁力竭而亡，死後卻被主人賣給屠夫，以一張皮，一副骨頭換取威士忌喝。拿破侖在鮑克瑟隆重的追悼會上，一邊喝著威士忌，一邊鼓勵家畜家禽都向死者看齊，做動物莊園“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模範成員。
斯奎拉是群豬中指鹿為馬的宣傳家。他的拿手好戲就是把莊園的今昔作對比，他常說的“你們沒有誰希望看到瓊斯捲土重來吧”這句話，成為一切異議和不滿的成員頭上的緊箍咒。愈是把過去的處境描述得可怕可怖，很成問題的現狀逾是顯得美不勝收。於是，缺乏理解能力的動物們欣然接受了實際上更加殘暴的奴役。作為領導階級的豬群把牛奶和蘋果留給自己享用、而其他動物卻忍受飢餓，斯奎技的解釋是振振有詞、理直氣壯的：“你們不會把我們豬這樣做看成是出自自私和特權吧？實際上我們豬根本不喜歡牛奶和蘋果，我自己就厭惡它們。我們食用這些東西的唯一目的是保護我們的健康。我們是腦力勞動者，莊園的全部管理工作稱組織工作都要依靠我們。我們夜以繼日地努力工作。為大家的幸福費盡心機。因此，正是為了你們，我們才喝牛奶吃蘋果。”動物們呆頭呆腦地認可了斯奎技的合理化解釋，反而對豬群感激涕零。斯奎拉玩弄語如同玩弄魔方與七巧板，用語言篡改過去，粉飾現在，許諾未來，把殘暴和無恥置換為崇高和無私。
一個新建的強權社會，必然需要一個“公共污水溝”，即傾瀉仇恨與怨毒的場所。在權力鬥爭中失敗。逃之夭夭的斯諾鮑恰恰充當了一個虛擬的靶子。拿破侖將斯諾鮑作為“革命最危險的敵人”，讓所有成員都時刻警惕斯諾鮑的復辟。這樣，動物們的視線就被轉移了，革命的質變也就得以悄悄完成。凡是與斯諾鮑相關的跡象在某處出現，施暴者便抓住借口，從蛛絲馬跡中順籐摸瓜，搞出驚世駭俗的大案要案來。凡是自己的統治露出破綻時，便把斯諾鮑作為替罪羊，所有的過錯一主腦地推到他的身上，這個假設的敵人永遠也無法反駁。黑白對照．黑者愈黑、白者愈白，合理永遠合理，不合理永遠不合理。
當語言的作用運用到極限時，猙獰的面目便暴露出來。九條惡犬為拿破侖開道，順者昌逆者亡，當年制定的七戒被刷掉。
“四條腿好，兩條腿壞”變成“四條腿好，兩條腿更好。”最終把“動物莊園”又改為“曼納莊園”。不存在真話，也不允許講一句真話。一切都在不斷被修改，目的就是為了磨滅動物們的記憶，讓倖存者不再對暴政、非正義和公開的醜劇產生絲毫的驚奇。豬群豎起兩條腿走路，在大廳裡與其他莊園主舉杯聯歡。此時此刻，其他動物默默待在窗外，“從豬看到人，又從人看到豬，再從豬看到人；但他們已經分不出誰是豬誰是人了。”這個結尾是意味深長的。
莊園建立之初的教條“全體獸類生而平等”下面增添了一行“但某些獸類比其他獸類更加平等”。這一行修正輕易地取締了平等的實質，使極權主義的秘密昭然若揭。康正果先生的書評譯摘了奧威爾《文學的受阻》中的一段話：“極權主義認為，歷史是被創造出來的，而非有待認識的東西。一個極權主義的政府實際上就是一種理論專政，為了鞏固這個專政，其統治階級必須被說成是絕對正確的。但事實上世間並無不犯錯誤的人，所以，為了讓人們看到這個或那個錯誤似乎並不存在，或者這個或那個勝利確已取得，重新編造過去的事件就在所難免了，這樣一來，每一次在政策上發生重大變化，就得相應地改變理論教條，乃至重新評價主要的歷史人物。這類事情當然隨處可見，但在那些任何時候都只允許有一種觀點的社會中，它顯然容易導致公開的弄虛作假。極權主義其實就是要求不斷更改過去。既然不可能達到絕對的真實，彌天大謊與撒點小謊同樣都無關痛痒。在極權主義看來，整個歷史記載都是偏頗不確切的，或者從另一個方面說，現代物理學已證實我們視為真實的世界乃是世界的虛象，因而相信感覺便是低下庸俗。一個固步自封的極權主義社會往往要建立一種早發性痴呆症的思想體系，很多常規雖在日常生活和某些特定的科學中行之有效，但政治家。歷史家卻可以對其漠然視之廣《動物莊園》的寓意正在於此。
這部作品是在奧威爾供職於BBC時利用4個月的業餘時間創作的。剛開始，由於小說題材敏感、主題尖銳，竟有12家英美出版社拒印。而一旦出版，立即引起巨大的轟動，在英美讀書界獲得經久不衰的好評。英國書商協會列出的二戰以來最佳英文小說的名單上，《動物莊園》與《麥田的守望者》、《蠅王》等巨著並列而毫不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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