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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8月13日訊】間數年前熟悉農業的國家領導人万里曾經到農村體察民情，當他問到農民缺甚麼的時候，一名農民說：「就缺陳胜、吳廣！」。數年過去了，雖然各地農民大小規模的騷亂持續不斷，但陳胜、吳廣沒有出現，倒是出現了一個耐人尋味的胡文海。
胡文海自行執法槍殺十四名貪官
胡文海，山西晉中榆次區烏金縝大峪口村的農民，掌握了以村支書為首的多人貪污五百万公款的證据後，徵得村中一百二十一名党員干部和農民的簽名，然後理直气壯地向上級部門層層舉報，但卻如石沉大海，在胡文海長達八個月向上舉報的過程中，沒有人理睬他的一再詢問。胡文海在對政府執法絕望後，於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六日晚，自備了一杆槍，連續三個小時，對他所舉報的干部執行了自己的槍決，從一家殺到另一家，總共有十四人倒在血泊中。他在法庭宣判他死刑前的最後陳訴中慷慨陳詞：「四年來，我和村民多次向有關部分檢舉都石沉大海，一些官老爺給盡了我們冷臉和白眼，我們到哪里去說理？誰又能為我們作主﹖我沒有辦法，只有以暴制暴了，我只能自己來維護老百姓的權益！」。他的這番話竟博得在場的百姓一陣熱烈的掌聲。在執行槍決之前，胡文海還同在場的每一個警察握手，并豪邁地說：「謝謝，兄弟先行一步了。」握得這些警察毛骨悚然。
胡文海以暴易暴、草菅人命的作法固然斷不可取，但從他的沖動做法中可以看出，在他所在地區，基層的政府官員同農民之間所產生的積怨是如此之深，而在強制計划生育以及催收苛捐雜稅過程中顯得十分有效的地方政府在處理腐敗問題時又是如此軟弱無力、官官相護。如果我們將胡文海案當成是極為特殊的個案，并相信胡文海他們那些農民的情緒代表不了大多數農民的情緒，那就大錯特錯了。其實胡文海案只是冰山一角，在廣大農村，一种中國傳統農民起義前的反抗官府情緒正在滋生并且廣泛蔓延。這种情緒通過集體抗稅、拒絕交付提留款、甚至毆打村鄉收稅干部、乃至圍攻縣鄉政府等形式不停地表達出來。
農民出外打工景況亦悲慘
「農民真窮，農民真苦，農民真危險」，此話絕非危言口聳听。筆者曾經了解過安徽的一個自然村，全村竟然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出外撿破爛，以換取微薄的收入，上繳他們打糧食收入不夠繳納的各种稅費，包括農業稅、三提五統等。
而在革命老區陝北，打糧食的收入每畝地僅有區區數百元人民幣，扣除化肥等收入，辛苦一年所剩無几，孩子上學，修繕房屋，偶爾看看病，各項支出將他們壓得喘不過气來，如果遇到災年，或者突然需要動個大手術，農民往往就會破產。
也許讀者會說，干嗎要把自己綁在土地上，為何不出外打工？不錯，許多農民都出來打工，可事實證明，打工也是异常艱辛和心酸的路，很多打工仔的辛苦勞作并不能徹底改變他們作為農民﹐社會底層賤民的不幸命運。
他們將老弱的父母，流淚的妻子孩子留在家中，踏上擁擠得如同沙丁魚罐頭的列車，在找工作過程中受盡白眼和輕視，好不容易找到一個工作，月薪也就數百元，他們為此要超時工作，甚至失去人身自由，而他們那點收入，在東部沿海開放城市，根本無法讓他們抬起頭來，除了向家中郵寄些錢回去，等待有一天在家鄉蓋一幢大的房屋聊以自慰外，他們很難在城市中扎根，更不用說歧視性的戶口政策也不允許他們長期扎根。
而外出的年輕打工妹，其命運也好不了多少，甚至更坏，他們或者在生產線上當一名血汗工厂的工人，或者淪落風塵，成為二奶或者低檔夜總會的小姐。當然，也有的農民奔向深山，在小煤窯中討生活，這條路更是充滿危險。近年來為甚麼各地煤礦瓦斯爆炸事件那麼多？輿論都將注意力放在煤礦管理不善，不注意工業安全等問題上，實際上，這些在生活逼迫下、給錢就干的農民礦工是礦山事故頻繁發生的重要原因。他們缺乏必要職業培訓，為了增加收入超時工作，而小煤窯的礦主因為有大量勞力，不顧安全和國家法規，在采礦帶隨便鑽個窟窿就是煤窯，根本不投錢在巷道以及其他安全設施上，瓦斯一爆炸，給死人家屬陪個一万到四万元人民幣了事，家屬得了這點用命換來的錢也就啞忍了﹐否則打起官司，曠日持久不說，打官司到最後可能連這點錢也拿不到。
農民走投無路挺而走險
「—部分走投無路的農民在看不到前途的情況下﹐挺而走險，加入黑社會，殺人越貨，或者從事犯罪活動。一名學者曾經到監獄中同一個農民出身的死囚交談，學者問他小小年紀就要沒了性命是否後悔，這個囚犯只有二十多歲，他笑笑說，我父母是農民，爛命一條，反正這輩子也過不上好日子，搶錢成功了，夠過一陣好日子 ，不成功，那
就早死了早好。
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之後農民吃飽了飯、又有了相對人身自由的黃金時代似乎已經過去，加入世貿之後，以中國農業的勞動生產率之低，很難同美國等西方國家競爭，很
多中國農村全村農民耕种的土地，在美國一戶農民就可以搞定，農產品价格自然很難競爭。再加上多年來村鄉縣級龐大官僚體制所需要的龐大開支，使得各种稅費有增無減，而財政困難的鄉政府縣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困難，在收費時候往往采取非常的手段，導致矛盾的激化。朱熔基的費改稅政策初衷雖好，但最後無疾而終。最主要原因是龐大的農村干部官僚體制會因為失去各种收費而財政難以為續。。
謀生的艱難、上級的苛捐雜稅、社會生活的不公正，加上社會地位的失落，農民的積怨在日益上升，他們往往將農村干部當成直接的發泄對象。農村的基層選舉有可能緩解部分矛盾，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筆者認為，正如胡适先生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所說的那樣，中國的主要問題是人口和資源的矛盾和教育的落後，這一根本問題并不是體制改變就能解決得了的。中國政府應該仿效當年羅斯福政府的新經濟政策，對社會的富有階層采取高稅收的政策，從而增加社會的福利和社會對農民的教育以及職業培訓，此外，要加強農村反腐敗和精簡机构的力度。否則，在入世之後，三農問題所蓄積的能量就會有爆發的危險，當然，冷兵器時代已經過去，陳胜、吳廣式的農民起義不會出現，出現了也無法成功，但零星的騷亂、社會的動蕩、治安的惡化都會是三農問題的直接後果。如果大家不信，請閱讀以下新聞標題，以及一條最新的動態新聞：
高中生為反對腐敗党官殺人綁架
2002年六月十三日凌晨，安徽省太和縣公安局長王子頒接到電話報案：一位鎮書記
的儿子李某被綁架！索要贖金一百万元，不准報案，否則撕票。六月十四日凌晨五時，太和警方偵破此案，主要犯罪嫌疑人郭強(化名)、李振強被抓獲。
經查，此二人為太和某中學高一、高二年級學生，郭強今年十七歲，是李某的同班同學。郭強在与李某交往中發現李經常駕車上學，花錢大手大腳，交友廣泛，後又得知李的父親是某鎮党委書記，便認為李家的錢來路不正，遂萌生勒索之心。六月十二日下午，郭強、李振強將李某殺害毀尸滅跡，然後多次持被害人手机与其家人聯系，索要贖金一百万元。
安徽省副省長田維謙要求辦案人員注意查明該案是否有复雜的背景。据郭強交代，在作此案前，他已預謀購槍綁架縣領導人。郭強說：「腐敗現象全國都存在，我是一個農民的小孩，很看不慣這种現象，我就是用這种手段報复他父母，他這樣死得不虧。我不敢保證將來我做了官是不是也腐敗，因為全國都這樣，所以我趁現在心里還是站在老百姓這邊，比較正，還沒被腐蝕時做這件事。」郭強的作案動机在當地引起強烈反響。(開放八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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