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0年02月15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Gary L. Gregg撰寫／原泉編譯）總統唐納德‧川普（特朗普）的支持者激烈抨擊眾議院，稱彈劾川普是黨爭，自作聰明弄出來的一個彈劾案，旨在推翻一場選舉。
民主黨人也同樣極為不滿，稱參議院在「掩蓋」，因為參議院決定不增加證人聽取眾議院的案子。川普將被宣判無罪，儘管（有人）憤怒，但這一過程似乎達到了我們開國先父們的預期。
今天，我們主要考慮的是行政權力過分集中的危險，這是對的。從希特勒到斯大林再到世界各地的小獨裁者們，我們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集權恐怖。
在美國，過去一個世紀以來，我們看到了不可思議的權力集中。中央集權始於20世紀初期，當時人們逐漸嘗試將民意與總統權力結合起來，以催生更強勢的中央政府，這些人物中有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1856年12月28日—1924年2月3日，美國第28任總統）、泰迪‧羅斯福（Teddy Roosevelt，1858年10月27日—1919年1月6日，又譯西奧多·羅斯福，第26任美國總統）和隨後的富蘭克林‧羅斯福（FDR，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第32任美國總統）。
但是，我們的國父們對暴政可能產生的地方有截然不同的理解。他們認為立法機構是最危險的部門。例如，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1751年3月16日—1836年6月28日，第四任總統）警告「立法漩渦」現象，即：人民的代表們將所有權力吸收到自己的部門。
因此，「制憲會議」將立法機構分成參眾兩院，他們的選民成分不同：眾議院席位的分配以各州人口數作基礎，議員由當地居民直選產生，參議院則各州均有兩位議員，與人口無關。
由於建立在如此不同的基礎上，這兩個立法機構不會輕易達成很多共識。確實，當涉及如彈劾這樣的重大事情時，一邊是被彈劾者的權力，而另一邊是公共利益，參議院和眾議院將採取截然不同的方法。例如，在《聯邦黨人文集》第66篇中，亞歷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或1757年1月11日—1804年7月12日，美國憲法起草人之一與第一任美國財政部長）談到了指控總統與最終決定總統命運的人不能是同一群人的重要性。
縱觀整個彈劾過程，可以看到國父們設計的框架得以全面展示。正如他們所期望的那樣，眾議院被證明是政治激情和黨派之爭的主體。民主黨人舉行政治聽證會，眾議員亞當‧希夫（Adam Schiff）（美國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人）和其他人成為明星，他們在媒體上以及議會廳中審問總統。而參議院則以一定的尊嚴並按照既定規則進行了彈劾審判。這兩個機構就應該在外觀、思維和行為上都彼此不同，他們做到了。
參議院拒絕眾議院監察人要求其他證人聽證的要求，實際上是將指控者與審判者分開。陪審團不召集證人，也不會參與審判的管理。法官和陪審團聽取雙方可以蒐集到的最佳證據，然後做出最佳決定。參議院決定聽取指控方的最佳案例和總統律師的最佳辯護，並就提出的指控做出決定。
總統因拒絕合作調查而被指控的第二項罪名是「妨礙國會」，我們從中看出美國憲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在衝突而非合作之上。三權分立的思想需要摩擦和衝突，要求分支機構間關係緊張並互鬥，這種衝突通常不太好看。總統抵制眾議院，眾議院決定不在法庭上與總統開戰。相反，眾議院多數黨人選擇提出指控，並希望參議院與他們結盟以迫使總統就範。
當然，國父們的意願與我們最近的經歷之間最大差異之一是黨爭在參眾兩院中所扮演的角色。在眾議院，沒有共和黨人投票贊成彈劾，而民主黨人幾乎一致投贊成票。在參議院，結果肯定差不多。漢密爾頓在《聯邦黨人文集》第65篇中預言，即使像彈劾這樣的重大事情，「派系的惡魔」有時也會在所有眾多機構中「伸出它的權杖」。
漢密爾頓不希望黨爭干涉訴訟過程，但他明白這可能會發生。
透過挫敗和憤怒，我們可以看出川普的彈劾情況幾乎與國父們的意圖和預期一樣。眾議院有投票權，可以舉行聽證會，如果他們認為總統在任上做了不當的事情，對憲法秩序構成危險，可以控告總統。
可以預見，總統會抵制。參議院對彈劾案進行聽證，就眾議院提出的指控進行投票。決定總統最終命運的人會聽到證據，並在幾個月後舉行的全國大選時決定由誰擔任總統。
這就是三權分立，這就是制衡。這個系統很複雜也很難做出重大決定。彈劾程序奏效了，也許我們都可以從中找到一些安慰。
作者簡介：
加里‧格雷格（Gary L. Gregg）是麥康奈爾中心（McConnell Center）的負責人，也是著名播客Pod Vital Remnants的主持人。
原文Impeachment worked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只反映作者的觀點﹐並不代表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責任編輯：林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