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黃國才:政治化促發創作 記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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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3月29日訊】(大紀元記者梁珍香港報導)藝術是生活的反思,近年中共不斷插手香港,從雨傘運動到去年香港反送中運動,層出不窮的負消息,促發藝術家黃國才(Kacey Wong)靈感大爆炸,反送中期間已催生了十餘件行為藝術作品,其中,以黑色幽默諷刺元朗「官鄉黑警」問題的《財哥》,鮮活的記錄了721黑暗一幕。疫情肆虐下,病毒造成人際信任崩潰,黃國才接受《珍言真語》節目專訪時,分享其新作的意涵:反求諸己,保護他人。

值此多事之秋,黃國才認為藝術家有靈感還要有行動力,為這個時代做出一些事。

以下是訪談內容整理。

記者: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大紀元珍言真語的節目,今年我們請來視覺藝術家——黃國才先生

記者:在反送中期間已經很多人認識你,你創作了很多相關題材;現在全球疫情大爆發,有否觸發到你,給你一些靈感?

黃國才:有的,過去幾個月我也沒有懶惰,繼續在創作一些和社會有關的作品。這兩個月做了一些關於口罩的作品,之前新年的時候,香港就出現了搶購潮。我當時意識到應該購備一些口罩,我上去亞馬遜看這個黑色口罩,用來襯衣服蠻漂亮的,我訂購了,收到發現是湖北仙桃市做的,應該是疫情爆發之前的產品。然後我就做了一個水晶膠,將這個口罩放在裡面凝固了,好像口罩在裡面飛一樣的作品。

記者:你想表達些什麼呢?

黃國才:這個作品其實是想表達這個病毒是隱形的,在這個雕塑裡面就有很多氣泡,而這些氣泡在裡面凝固,你看上去就在想:這些氣泡會不會就是那些病毒呢?但這些氣泡其實是在口罩的後面,反映好像我們現在的狀態,其實病毒可能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們每個人身上。先假設自己有病毒,讓身邊的人可以受到保護。這個概念是比較新穎的。

新作「隔離者」 人走向荒蕪 死亡近逼

記者:另外一個作品是什麼呢?

黃國才:另外一個作品叫作「隔離者」,是一套電影。將會在下個星期開拍,是我的獨角戲。我會去海邊的一個石灘,穿得如同野人一樣,有很多的求生裝備,然後嘗試在那裡生存和生活。其實是嘗試帶出像我們現在的文明大倒退,大家不可以外出,外出也不可以見人,吃的、呼吸一口氣也會有問題。這個疫情導致我們現在的文明好像變成了一個蠻荒世紀的狀態。政府也不可靠了,要靠自己,食物的來源,要自己去抓魚。

每一口氣都好像在提示你死亡,在此情況下,像一個活死人的狀態,你如何面對生活?怎樣去面對這種恐懼呢?你害怕別人,別人也怕你的,這部電影是關於這個隔離所帶出來的一個抽象的表達。

記者:是否以華人為主角?你知道有出現一些排華現象。

黃國才:在我的作品裡面,我是化了妝,長頭髮,戴著眼鏡,你不會看到他是哪一個族裔的人。這個病毒它恐怖的地方就是,不只是華人會有,任何一個人,任何會呼吸的生物都可能感染這個病毒,所以它是一種死亡的象徵。

病毒造成信任崩潰 生活模式完全改變

記者:其實這個病毒現在也從中共肆虐全球,導致很多人改變了他們的生活。疫情之下,你認為有沒有表現出人性的變化?

黃國才:我覺得最大的變化就是那個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完全的崩潰。香港在2003年薩斯的時候已經經歷過一次,大家都因為恐懼對方有病毒,有可能傳染給自己。所以就學會一個社會的行為,就是戴口罩去保護自己。那麼現在發生這個疫情比起2003年更加可怕。因為2003年薩斯是有病徵的,而這次的病毒,它在沒有病徵的情況下就可以傳染,就是因為如此恐怖,導致人與人之間的互信、距離,還有生活模式完全會被改變。

中共滲透全球化 每個人發聲捍衛信念和價值

記者:那你覺得人應該作出什麼反思?你希望你的作品帶出什麼訊息?

黃國才:我覺得要多說一些這些恐懼,而不是逃避、閉口不言、和諧、可防可控,現在這個病毒全球化就是因為這樣的一種謊言,導致它全球化。如果看報導,其實去年11月就發現這個病毒,可能更早10月也有。來到12月,那些第一前線的醫生已經吹哨子警告會人傳人,中共的警方把這些醫生都抓了,禁止散播「謠言」,消息被封鎖,不透明。這種不透明的狀態,維穩的狀態就是導致這個病毒全球化的原因。

記者:你創作這些題材時會否有一些擔心,因為它們現在是在控制輿論。它現在假扮成救世主,全世界都應該感恩中國共產黨。你現在戳穿它的謊言,在香港做這些創作有壓力嗎?

黃國才:我覺得現在這個壓力不只是香港,就算你身處於美國、澳洲也會感受到這樣的一種壓力,中共勢力早就已經全球化,在各地各個國家的外交部、各領域都在施壓,給你打個電話,然後給你留言(警告)。每天都在發生,所以,我不會把注意力放在恐懼那裡。我覺得應該是想以每一個人自身的力量,如何去捍衛信念和價值。

所有事都與政治相關 想抽離不可能

記者:我們可能有很多觀眾是在海外,不太熟悉你,你可否自我介紹一下。你從事藝術創作已經二、三十年了?

黃國才:是的,我的藝術創作接近三十年了。剛開始的時候沒有這麼社會政治性的,初期也是建築或者是雕塑,比較美學、抽象、傳統美學的美術。我的藝術創作與社會有關,不想太抽象生活。因為鄰近這個中共,香港社會慢慢的越來越政治化,我們的生活就被政治化,所以很自然,漸漸的,作品就與社會政治有關。

記者:現在林鄭說醫護人員不可以表達政治,袁國勇撤銷自己的論文也說不想捲入政治,而你偏偏觸碰一些政治題材。你覺得做藝術是否可以避開政治呢?

黃國才:我也是被逼,被逼政治化,我可以這麼說,表面上看我們以為是可以切割的。例如我是做飯的,我可以不政治化,或者我做藝術的,我可以很抽離不政治化,但其實是自欺欺人,如果你細心回想,其實所有事都與政治有關。例如你過馬路都跟政治有關,紅燈就站著,綠燈才過,如果你紅燈過馬路,你就犯法。你說做飯,買食物的原材料去到超級市場也買不到,為什麼呢?因為政治,因為它沒有繳付進口費,諸如此類。藝術創作更加是,現在可能有某些作品題材,國家政治覺得敏感,那就不讓(發表)。

「政治無知」不再 白色恐怖隱現

記者:你有沒有受到一些被人噤聲,或者有些作品不能發表、展覽的例子。

黃國才:過去香港沒有的。我說是過去香港,是指整個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是一個很開放的社會,基本上你「飲茶」(上茶樓吃點心)的時候説什麼都可以,你(譏)笑英女王也可以,取笑毛澤東也行。大家家常便飯,笑笑就算。所以你看到香港文化,八九十年代「無厘頭」的電影是很精彩的,什麼都說。不會像中共國內地裡面這麼多禁忌,因為我們當時可以說是「政治無知」吧!但是過去十多年就完全改變了,就是因為中港融合以後,慢慢地受政治壓力而導致,就算是文化方面也慢慢地開始有禁區,或者是有一種無形的防線。舉個例子,過去創作一個作品,擔心的是作品「不夠爆」(沒有亮點),沒有爭議性,想要更「爆」。

但現在很擔心「太爆」,很擔心會不會踩到紅線,那在這個極權的國家之下,那個紅線是不固定的。譬如「雨傘運動」的時候,你穿一件黃衣服外出,可能也踩線了。那個(準則)不斷地在浮動,不斷在浮動也沒有明文規定。那現在就變成每個人都在亂猜,很多東西都不讓說,很多東西都是紅線,變成一種隱形的白色恐怖。

反送中相關作品 記錄歷史

記者:你也相當高產,你總共有多少作品?例如反送中你做了多少?

黃國才:哇!只是反送中期間我都有差不多十多件,有行為藝術。有一些在前線抗爭做的即場作品,有些是示威道具牌,或者是電影,甚至乎最開始的時候做了一個流動的監獄,扮演公安。

記者:是的,我也記得那個(作品),它也「很爆」。

黃國才:那些作品是和那個時代地方有直接關係,有些作品只能在那個時候做,往後再做未必能「做得返」(做回當初的模樣),亦不允許做。譬如雨傘運動的時候,我看到警察的威權和警察的暴力越來越氾濫。當時我做了一個作品是扮演警察的,叫作「香港人警告部隊」,五個人拿著警告牌到處走。但現在肯定不能做,你如果做肯定會被警察打得殘廢了。所以必定要有一點點前瞻性,又要有勇氣。

記者:你有沒有一個最滿意或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黃國才:每個作品我都覺得是OK的。我比較喜歡一些作品具有幽默的狀態。最近我覺得比較好笑的作品就是做了一件的作品叫「財哥」。有錢的財。我自己那個沒有錢。那是扮演一個過氣的黑幫老大。穿得像七十年代的西裝(獵裝),腋下有一個包這樣,長頭髮戴著一副黑眼鏡。

那個作品在元朗721警暴七日之後做的,然後在現場拍攝的。

記者:是在721之後立刻想到的?

黃國才:是的,721之後立刻想到的。我覺得做這些社會藝術政治的作品,反應必須要超快,行動力也要超快,為什麼呢?因為這個事件就是不斷地在醞釀,在出現,你根本無法有一個星期的時間給你去作準備。

記者:你有沒有遇到過最危險的時候,覺得身處險境?

黃國才:有,有一次我製作了一個作品,就是扮演一個老人家,那個作品就叫做何伯,扮演一個70多歲的老人家,拿著拐杖,行走了足足三個小時,像演戲一樣拐著腿走了三、四個小時,拿著一個牌子寫著萬「萬惡林為首」,林鄭的林,參加銀髮族的抗議,完了之後去政總(政府總部),只剩我自己和助手,我的助手是個小女孩,天橋兩邊都是防暴警察,離我很近,約4尺左右,站滿了兩邊像黑社會一樣拿著棍子像要打人的樣子,雖然蒙著臉但從他們的裝束和身體語言看得出是一種威嚇的情況,那一刻我非常害怕,因為從來沒有這麼近兩旁的距離被夾道送行。

記者:能讓你害怕本來是很困難的,因為你已經身經百戰。

黃國才:但你看到我整個身體偽裝。你可以想像他們是怎麼對待年輕人的,非常令人擔心。

香港多事之秋 有靈感還要有行動力

記者:透過藝術家看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從反送中到現在疫情,你怎麼看社會的發展?

黃國才:我覺得現在香港越來越大陸化,絕對是一種倒退,這種倒退是這一代香港人沒有經歷過的,比如公安的暴力,各個社會商業階層都政治化。2019年經歷這些狀態也做出很大的反抗,很多市民上街抗議,我覺得未來也是這樣,不會突然間回到80、90年代那樣,所以才會有一個對那個時代的嚮往,所以口號叫光復(光復香港),假設香港淪陷了,光復去哪呢?我會去思考,那段天真無邪、非政治化,未來政府會更好,都是一種烏托邦的思想,現實當然是非常複雜,我短時間內不會看到真正能光復,但我有時在想,光復這個行動本身就有意義,有時候在一些事情上,我不關注終點,而是關注在那個過程,所以繼續去抗爭是必然的狀態。

記者:是什麼動力讓你不斷有新的作品或向前推進?

黃國才:我覺得是一種自然的反應,作為藝術家這個行業本身對生活的一種反思,香港最好了,每天都有新聞在刺激你,過去我說靈感,其實靈感對我從來都不是問題,特別是這五年可以說是靈感大爆炸,香港很多事發生,你想不接收都不行,每天有很多負面新聞出來讓我覺得不只是靈感,還要有行動力,要做些事出來,做什麼才適合這個時代、適合自己呢?這是一個挑戰。

藝術如同牛頓的蘋果 打到頭即刻恍然大悟

記者:你是否覺得自己的努力、行動改變了部分人或香港社會?

黃國才:我覺得藝術作品本身是有一個功能的,但藝術的功能不是解決政治問題,藝術最好的功能是把一些看不到的東西帶出來,將一些隱形的東西呈現出來。不是有一個故事說牛頓坐在一棵樹下,有個蘋果從樹上掉下來打到他的頭?我想藝術作品就像那個蘋果,那個蘋果就是一個雕塑,一見到雕塑就會打你的頭,你就頓然大悟,突然看到、發現一些東西了,突然覺得這個世界有地心吸力了,或一打到你的頭,你突然發現這個世界有壞的政治的,過去你看不到,所以這其中是一個很重要的藝術功能。

記者:藝術家與做人也有很大關係,事實上藝術都有真假、優劣之分,你覺得我們這個社會,我們說是個亂局,你覺得藝術家應該扮演一個什麼角色呢?特別在香港你看見有很多形形色色包括娛樂界,你有什麼想說?

黃國才:對我自己來說真、善、美很重要,聽上去好老土,但藝術是有真的狀態,想探求真理、展現真理,善就是做好事,希望作品能讓社會、自己、周邊更好,有這些隱藏的動機在背後。美肯定人人都喜歡看的,漂亮嘛,漂亮可以消除隔閡,觀賞會有心理的滿足,這些不只是香港,全世界的藝術家都是在追求這些東西。

記者:我記得你用了法輪功的題材。

黃國才:是,有一次用了法輪功的題材,因為法輪功進入香港是一個現象來的,過去香港很少有宗教的團體在街頭進行政治社會抗爭(揭露中共迫害),這對我來說是個奇觀,尤其是法輪功初期時採取的策略,比如受打壓,他們擺放很多學員被虐待(遭受酷刑)的圖片,當時很多香港市民像奇觀那樣看,很多都不相信,只是覺得那些相片不忍看,不看了,只是這樣。過了很多年後才開始明白,原來可能是真的,這些被虐待(受迫害)的是真的,後來法輪功的策略就變成了像街頭藝術行為那樣,也是很吸引我的。

新疆問題 與法輪功學員所講完全吻合

黃國才:我記得在銅鑼灣最吸引我的其中一幕是法輪功學員在SOGO外擺放一個假的病人(真人演示),旁邊有一個醫生在採摘活人器官,這樣的新聞也很震驚,從來沒聽過,很形象做出來,很吸引人,也讓人害怕,因為他屬於一種行為藝術。但如果現在看一下新聞,新疆發生了什麼事,新疆集中營旁邊就有一間醫院,而新疆的情況完全與法輪功早前所講的情況是吻合的,囚犯成了商業、醫學掙錢的來源,現在甚至變成囚犯的工廠工業,做球鞋、掃街等,是一個很恐怖的事情。我當時很留意這個情況,所以,有一次抗議的時候,我做了一個與法輪功有關的作品。

這個政治打壓會發生在任何組織身上,不一定是宗教,被打壓的狀態只因為他人數眾多,最後是出走,在海外廣傳。

記者:說回來,最近你們藝術界也開了記者會,簡單的說一下你們藝術界面臨受打壓的情況。

黃國才:很多藝術界的人希望可以投票,可以選代表自己業界的人進去立法會。香港是一個很變態的制度,什麼意思呢,因為他有功能組別,找一個人就可以代表幾個業界,比如體育、出版、文化藝術界,一個人可以代表幾個業界,是非常粗疏,加上個人是沒有票的,比如我在藝術界做了二、三十年,我沒有選票可以選自己心儀的人進立法會代表我的界別,必須由公司或一個團體的狀態,最近發生了申請團體的狀態受到打壓。上次的記者招待會就是希望公眾能關注自己的權利,和怎麼透過政治,拿回自己應有的權利。

責任編輯:連書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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