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張燦輝:談政治講真話是社會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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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3月28日訊】(大紀元記者梁珍香港報導)日前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撤回《大流行緣起武漢》文章,引發譁然,香港日漸限縮的言論自由再次受關注,「政治」已成中共噤聲言論的慣用藉口。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張燦輝接受《珍言真語》節目專訪時表示,「不捲入政治的說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處,只有在極權之下,一個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價值的極權政府才會說出這種話。」

張燦輝說:「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關心的事。如果有人說我們作為教師,在學校裡教學不涉及政治,這說法根本令人難以想像。」

他引述西方哲人亞里士多德主張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一個自由的人、做一個好公民」,「他曾經說,有哪一個人說自己不參與政事、不參加討論城市裡發生的事,他就沒有資格做雅典人。」

而國父孫中山先生也主張「政治」,「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張燦輝說:「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孫中山先生說這叫『民權』。在西方國家也講人權以及政治自由問題,就是說所有人一定要參與政治。」

他還引述德國哲學家、海得堡大學首位校長雅思培所說,「大學是社會的良心」。「如果我們不參與政事、不去監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所以大學如果叫我們不關心政治,就完全脫離了現實。」

袁國勇撤文風波後,3月26日凌晨中西區區議會主席、民主黨區議員鄭麗琼遭警方拘捕。張燦輝十分感慨地說:「這是一場很長時間都打不完的仗,白色恐怖一浪接一浪來。」據悉,鄭被捕與她轉載一則起底防暴警員的貼文有關。外界批評港警公報私仇、濫捕濫告。

儘管白色恐怖籠罩香港,張燦輝拒絕默聲,「我一輩子都在大學裡讀書、研究、教導人,我知道大學教授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我們廣大民眾的責任。」

他提及一段歷史。德國納粹黨時代,學者們關在大學的象牙塔裡禁若寒蟬不發聲,眼睜睜看著政權慢慢的被獨裁者、納粹所掌控。而恩師、教育家勞思光的教誨也深烙張燦輝心中,「他說,要和良心對話,在面對不公、不公義的時候,我們要發聲。」

「現在中共鋪天蓋地的造謠宣傳,控制住了大多數的輿論,大家都不敢吱聲。當一個謊言說一千次、一萬次,大家便相信了。」他希望自己站出來講真話能帶動更多人勇於出聲,揭穿謊言。

「當一個人說皇帝沒穿衣服,大家覺得他可笑;但當二個、三個,很多人都說出來時,更多人會知道不只是我眼中的皇帝沒穿衣服;而我和更多的人都願意說出來,最後大家便會知道真相。」張燦輝說。

「自由像空氣,我們沒有空氣會慢慢窒息,如同我們在瘟疫中慢慢覺得危險,(只有失去了)才覺得自由可貴。」他鼓勵港人齊心努力爭取自由,改變香港現況,「我相信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

以下是訪談內容整理。

政治是眾人管理之事 史上中西哲人同見解

記者:袁國勇教授寫了文章後撤回,他說「我不想捲入政治中」,香港很多事情都已經被政治化了嗎?

張燦輝:這是一件又可笑又難過的事。有人說我們作為教師,在學校裡教學不涉及政治,這說法根本令人難以想像。道理很簡單,中西方的哲人,比如亞里士多德說過,一切的教育都有目的。目的一,教我們做一個自由的人;目的二,教我們做一個好公民,即是任何人都參與城邦裡的事。他曾經說過一句話,有哪一個人說自己不參與政事、不參加討論城市裡發生的事,他就沒有資格做雅典人。

100年前,1920年孫中山先生在一個演講中開宗明義的說民權大。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民生、民主、民權」,在民權裡頭他說了很多的民主,開宗明義的說「政治」,「政」是眾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關心的事。如果有人說自己不談政治,第一他可能不理解100年前國父孫中山所說的東西,更加不知道學術界中,怎樣去理解一個人的價值。

亞里士多德說過,人一方面是一個理性的動物,也是一個社會政治動物。正如剛剛所提到的,我們一定涉及到政治的事,只有所有人都去關心城市裡發生的事,才可以正確的理解(管治者)應怎樣去統治或管治人民。還有一點很重要就是,一直以來在政治中,我們的權力如何分配?我為什麼要給人管治?以前是皇帝說了算,我就是法國,法國就是我;我就是朕,即是天下。天下即是朕的話,所有事都是皇帝說了算。

事實上過去二三百年裡,西方(國家)的變化,以及後來我們看到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裡,其實不是「皇帝說了算」,最重要的是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孫中山先生說這叫「民權」。在西方(國家)也講人權問題以及政治自由問題,就是說(所有人)一定要參與政治。如果有人說不參與政治的話,我根本想像不到這是怎麼可能會發生的。

再說另一例子,在一個學術被嚴重打壓的時代,明末清初,有一個很重要的儒家黃宗羲,在他(所著的)一本很重要的書《明夷待訪錄》裡說,皇帝應該怎樣做、臣子應該怎樣做。接著他也說到學校,學校裡的知識分子是需要參與政事的,要給皇帝一些意見,他說不可能不參與。所以看到現在我們的大學不理會政治的話,其實是一件多麼可笑的事。

德國哲學家雅思培 主張大學是社會良心

記者:我們現在面對(中共病毒)疫情,或者早前在反送中運動中很多人和很多學者都選擇沉默,不想捲入政治中,他們的理由是什麼?

張燦輝:這個不捲入政治的說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處。其實上兩次(訪問)我也有提及過,德國納粹黨時代,18至19世紀,他們不管在哪一方面的學問都是一流的,但是他們卻有一種態度,是什麼呢?在大學裡,他們有一個象牙塔,在象牙塔裡,他們可以討論什麼都可以,但外面的事卻不關他們的事。我們看到納粹黨1933年掘起時,在大學裡的學者很多都禁若寒蟬不會發聲,因為不發聲,他們就慢慢的看著政權、人民政府慢慢的被獨裁者所掌握,他們當然是後悔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海德堡大學的第一個校長雅思培,他是一個很厲害的德國哲學家,他說過大學的目的不單單只是傳授知識,不單單要創造知識,還有一個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參與、討論及批評社會的事,他說大學應該是社會的良心。什麼是良心?如果我們不參與政事、不去監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所以大學如果叫我們不關心政治,就完全脫離了現實。只有什麼情況才會這樣呢?只有在極權之下,我們不敢把話出來,就是一個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的價值(的極權政府)才會說出這種話。

全世界正受著這次瘟疫影響,可以看到有一些世界領袖所說的話,令人感覺很「禪」。先不說我們那個只有9%人民支持的、770票選出來的特首(林鄭月娥)所說的話,我們來說另一個1700萬票選出來的德國總理默克爾,她的那一篇演講為什麼會(令人)感動呢?因為她用一個很誠懇的態度在說,德國是一個公開的民主(國家),民主是什麼?德國政府一切的政策都是公開及開放的、大家明白的。她說,最重要的是當我們知道很多的市民住進醫院的時候,我們要記住這些不是statistics不是一個統計數字,有多少人死亡了。他們是你的爸爸、你的祖父母、你們的妻子、你們的丈夫、是你們的朋友。她說得很清楚每一個人都很重要。一個民主社會會關心每一個人,而不是只關心什麼面子問題、什麼經濟問題。她說在民主政治裡要去關心每一個人。

一個民主(國家)關心每一個人,是德國經過很多悲慘的經驗和歷史總結得來的結果。當看到納粹黨,人不是人,猶太人、其他人,都不是人,所以他們(納粹黨員)可以殺掉他們。當一個政府理解到每一個人都是人的話,是會完全不同的。因為每一個人都擁有人權,我們不單單要有生命,我們更加要有自由。

像美國獨立宣言一樣,我們有追求幸福的權利,這權利是不可推翻、不可剝削的權利。在現代政治中,什麼是憲法?就是被統治者為什麼要給統治者統治呢?以前我爸爸是皇帝,天下江山是我打回來的;我革命成功了,當然由我來做皇帝,由我來指揮一切。這些(封建皇朝)已成過去,我們知道了一個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關係不同了),當然這是經過很多人思考出來的。

18世紀(哲學家)盧梭,他提出Social Contract「社會契約」,君臣之間有一個協議,這個(社會契約)已被落實了。在美國,華盛頓趕走了英國人後,他沒有做皇帝,他知道這一個憲法的原則,就是政府與人民之間有一個合約,在憲法裡要保障人民的權利,同時讓人民監察政府。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也說保障人民自由等等,但只講是不行的,要做出來才行。香港基本法也應該要保護人民,要管治政府,要控制政府,不然的話有什麼意思呢?

中共政治宣傳 謊言千次還是謊言

記者:關於(中共)病毒的源頭現在有很多的爭議,中共說這病毒是美國傳給它的,又說全世界都欠中國一個道歉,甚至說它現正援助很多深受疫情影響的國家,變成一個救世主的形象,為什麼它會有這種定位呢?

張燦輝:只有這個年代才會這樣,在一百年前是不會這樣的。因為現在有不同的媒體,極權國家最要緊的是對媒體的控制。其實不用多說,Propaganda,在媒體的宣傳上,像納粹黨所謂「當一個謊言說一千次,一萬次,大家便相信了。」當年納粹黨已懂得利用電影和傳媒作宣傳,現在中共鋪天蓋地的宣傳,控制住了大多數的輿論,所以大家都認同皇帝是穿了「新衣」,大家都不敢吱聲。當然我們知道亦理解當中的理由,大家都害怕白色恐怖,敢出聲就會有後果,如果講錯了,出現問題的話會影響工作等,如果講對了,可能戕害整個國家。但是作為讀書人,會懂得如何分辨。

就算官媒說什麼也好,你知道什麼是真,什麼是假。我覺得儘管在一個很封閉的社會裡,很多人民都會知道(真相)。比如過去幾個月裡,我在國內的朋友知道很多事情,他也翻牆看很多不同的東西,不是官方說什麼都相信的。我們看為什麼那麼多人相信(官媒)呢?因為那些人不敢說自己不相信,就算知道它們撒謊,也不敢站出來說它們在撒謊。

我覺得這個年代,一方面悲哀,一方面難過。為什麼我們(香港人)在一個尚有自由的地方(生活),也不願意站出來,指出中共其實是在撒謊,不是講真話。

不忘勞思光教授教導 知識分子要發聲

記者:你為什麼這個時候選擇出來講真話呢?

張燦輝:我經常說在過去幾十年,我們(回歸前的香港人)真是在一個很幸福、很自由的地方裡長大,英國殖民地給了我們法治和自由,但沒有給我們民主。我發覺過去那麼多年裡,很多東西我們沒有爭取過,這其實是可以爭取的。同時最重要的是受到我老師勞思光教授的教導,他說「我們要和良心對話,在面對不公、不公義的時候,我們要發聲」,他是一個典範,他反過共產黨,他反過國民黨,他對香港97的問題發過聲。所以我覺得知識分子就是要出聲,知識分子不是在大學裡,在象牙塔裡只顧研究學術,享受著(自身)安全便算了,知識分子要拿出一個社會責任。而我在這麼多年裡,因為看不過眼,(心裡)不舒服,所以我不吐不快,而且不只是我,我希望其他受過勞思光老師教導的同學,都可以來發聲。我知道,一個人說皇帝沒穿衣服,當然覺得他可笑,但當二個、三個,很多人都說出來時,很多人便會知道不只是我眼中看到皇帝沒穿衣服,而我(和更多的人)都願意說出來,最後大家便會知道(真相)。

記者:現在是很關鍵的時刻,對於人類來說,面對著從來沒有見過的公共衞生的危機(中共病毒威脅),在這一種情況下,是不是可以表現出人性的光輝或醜惡,醜陋?

張燦輝:當然可以。我想最起碼我看到全世界,西方國家,德國、法國、比利時,我的很多同學都告訴我,他們如何去做。另一方面,默克爾(德國總理)說,「現在這個關鍵時刻裡,每個人真真正正要關心彼此」,當然不要親密的見面。在各種(防疫)政策裡,我們要buy time(爭取時間),令醫學人員、大學裡的研發人員有時間多做一些研究,我相信這個疫情一定會過去的。人類經過那麼多次,比如鼠疫、大瘟疫等等,都一定會過去的,但最重要的是,在這個時刻裡要反省人與人的關係,反省人與自然的關係,反省每個人與社會的關係,這些很重要,是我們要去學習的。

孫中山民權理念在台灣實現

記者:自從你接受訪問後,大家對你有什麼反饋,可以和我們分享一下嗎?

張燦輝:我看到一些反應,對我的留言,有學生說希望我再講下去,因為我講出了他們的心聲。但我也提及過,我只是說出了一部分,我的朋友之中,應該有人比我說得更好。

我一輩子都在大學裡讀書、研究、教導人,我知道大學教授的責任、對社會的責任、對我們廣大民眾的責任,所以說到要關心中國,關心中國文化(的發展)方面,不是一種對歷史的關心,而是當下就要去發聲。

我最近再看孫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說的事情,其實現在有沒有真真正正做到呢?兩年前我去南京中山陵去拜會孫中山,很多人去了,但我發現很多人只是圍著看孫中山的像,忘記了他背後寫的字的含意。就像美國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傑佛遜紀念堂),他把重要的信念寫在那裡。它(中山陵)全用繁體字寫了孫中山相信的自由、民權、選舉的事,沒人看的。

我的一個台灣的好朋友和我說,是的,孫中山是老廣,在廣州廣東省香山縣(出生),他去了香港讀書,到全世界搞革命,死的時後安葬於南京,但是遺澤在台灣。他告訴我,孫中山的確創造了中國,可並不是在大陸,而是在台灣。這句話裡說的,台灣的政治是不是最好的?但很明顯孫中山說的民權,例如選舉,的確暫時來說在台灣盛行。台灣每個人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她(台灣)尊重人權。而且在這幾十年裡,哪有人會相信有個華人地區可以一人一票選總統,而且還選了一個女總統,不可能相信的,但是台灣做到了。

台灣做到的事,為什麼我們(香港)做不到呢?很明顯是權力問題。我們的當權者,沒有真真正正的理解到做當權者、做特首的權力來源,責任在哪裡。(林鄭月娥)777張票就可以成為最高權威,所以沒有人記得她。我再這樣理解,蔡英文得到817萬票,德國總統得到1700多萬票,他們是人民選出來的政府,我們?沒有。是(中共把)權力給我們這個(香港)政府,兩者當然很不同。

但無論如何,當有人說學校、大學任何的地方不參與政治,這絕對是一個無知的說法。當大家都參與政事、參與討論,那才行。

香港去年的區議會選舉,顯示出香港也有幾百萬人參與政事。我們參與管理,儘管是一個地區的事,也是重要的。多討論,多參與,民主裡不一定每個人都對,不是擁有權力的人就可以為所欲為。我們要去討論,透過我們的理解分析,才慢慢會知道什麼是真理,最終我們最關心的是每個人的生活,不單單是我和你。我們要關心整個社區、整個社會、整個香港,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香港白色恐怖一浪浪 珍惜當下僅存之民主自由

記者:區議會選舉泛民大勝,不過香港警察最近拘捕了不少區議員,包括中西區區議會主席鄭麗琼被捕,他們(港府)想做什麼?

張燦輝:這是一場很長時間都打不完的仗,白色恐怖一浪接一浪來。例如我現在可以接受你的訪問,可能有一天也會有人不讓我接受訪問,因為覺得這個影響(到很多)人,他(香港警察)(可能)會做的(採取拘捕行動)。

我想現在香港仍然有言論自由,可以聊天;(香港仍然有)學術自由,如果我寫東西沒人會禁止我,當然要出版是困難的,有很多地方不肯幫我登報,也不肯給我出書,但有人肯的話,是可以做的。

自由像空氣,我們沒有空氣會慢慢窒息,如同我們在瘟疫中慢慢覺得危險,(只有失去了)才覺得自由可貴。因此我覺得,我們在當下如何去爭取,如何去運用,如何真真正正地去享受自由的權利。如果一個人是這樣,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時候,我想這個要慢慢(改變)。香港人從去年的反送中之後,在區議會(選舉)之後(已經改變了),希望今年的立法會(選舉),在建制派裡都可以做一些事情,這個會改變的。我在第一輯(珍言真語)說過,我相信歷史仍然是人創造的,我們沒有一個必然的歷史規律是必定如此的,因為歷史是人造出來的,這是很重要的。

責任編輯:王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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