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語】張燦輝:做人最終是良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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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0年03月24日訊】(大紀元記者梁珍香港報導)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袁國勇及龍振邦3月18日發表文章《大流行緣起武漢,十七年教訓盡忘》,並於同日傍晚撤回該文,稱不希望捲入政治。前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張燦輝接受《珍言真語》主持人專訪時說,「對於知識分子的打壓,我覺得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學術自由對於老師而言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龍振邦及袁國勇撰文指,網傳中共毒源(俗稱武漢病毒)自美國之說,毫無實證,自欺欺人,勿再亂傳,以免貽笑大方。外界認為,袁國勇與龍振邦雖以學術專業發表文章,卻觸動中共敏感神經,被迫撤回該文。

「我這兩天聽到這些消息,老實講是很悲哀。這兩晚睡不好的原因,就在想為什麼會這樣呢?」同為知識分子、一生追求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張燦輝十分感慨。

去年6月反送中抗爭以來,香港的自由與法治狀況日漸惡劣,中共與港府的專制殘暴與武力鎮壓,觸發港人大規模遊行與抗爭,「大家都看到一個很簡單的事情:憤怒和良知的問題。」張燦輝說。

「我們每個人都面對不同方向的打壓。問題就在最後,知識分子也好、做人也好,最後就是良知的問題。」他說,港人面對強權挺身抗爭,會面臨不同的困境與打壓,也許失去生意、影片被「黃標」喪失廣告費……有人仍舊挺身而出,有人不出聲自稱中立,但最終人人都得面對良心問題做出抉擇,「這就真真正正的看到每個人的人格,和每個人對於自由怎樣去理解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每個人需面對的事情。」

張燦輝還提起一段親身經歷。2018年五年一度的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舉行,張燦輝受邀與會,不過他回絕了,「當一個地方沒有真正學術自由、沒有思想自由、沒有任何言論自由,一個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什麼資格去舉辦一個世界哲學大會?」

張燦輝說,他若出席就贊同中共是所謂哲學的一個領頭、領導的單位,「我不參與是一種『態度』,一個讀書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是有態度的。」

記者:袁國勇師徒寫了一篇文章,後來撤回。作為知識分子,一生追求學術自由和思想自由,想聽你的高見。

張燦輝:我這兩天聽到這些消息,看到的文章,老實講是很悲哀。這兩晚都睡得不好的原因,就是在想為什麼會這樣的呢?在我這一代人中,有一份天真,比如我總是以為打壓、不自由、勞役、強權等這些,是過去了的東西。我們很幸運的是,從1949年到最近的年份,我都在一個很自由的地方生活,(香港)除了沒有民主之外,自由、法治都是我們擁有的東西。

從小到大,我看什麼書,寫什麼東西,到我讀完書回來在大學教書,這麼多年裡,沒任何人告訴我,什麼東西,不允許教;什麼東西,可以教;什麼東西,是一定要教的。我覺得只有一個立場,我們教書不能隨便亂說,要有根據,有學術根據。因為在人類的歷史、在學術歷史裡,過去的科學家,他們思想不斷的聚積在一起,讓我們分享。我作為老師,看過很多文章、很多書,消化之後教給同學。所以我們覺得學術自由是一個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看見不公 沉默或中立也有問題

記者:這次袁國勇的事件,大家覺得講真話是被打壓的,過去香港9個多月反送中運動,很多人從沉默到現在夠膽出來講,在這一過程的改變中,你覺得有什麼意義?

張燦輝:在過去一年裡,其實已經有很多人夠膽講出事實。從去年6月,慢慢開始出現的問題和現在不同。到有問題的時候,很明顯我們整個(政府)會用強權,所謂反送中條例等等。上次我們說為什麼香港演變到會有91%的市民反對我們特首呢?反對特首的不只是一眾「勇武者」,是有很多的所謂「和理非」,知識分子也好、普通的市民也好,都看到一些很簡單的事情:憤怒和良知的問題。

除此之外,很多人是因為看不過眼而出聲,甚至出聲的時候,都會有後果的,你出聲的時候,你可能生意有問題。比如近來YouTube有「黃標事件」,或者不給你生意做,或者不給你廣告(費)。我們每個人在這個問題上都面對不同方向的打壓。問題就在最後,知識分子也好、做人也好,最後就是良知的問題。如果你肯去出聲,可以說是很正面的事情;但是不肯出聲,說自己是很中立的,或者根本沒有意見,這樣一樣是有問題的。

中共辦國際哲學會議 不參與是種態度

記者:上一次講到如果面對共產黨的極權,不出聲就等於做了幫凶。

張燦輝:是啊,是啊。我講一個幫凶的故事。

2018年在北京有個很重要的國際會議,就是每五年一屆的世界哲學大會。世界哲學大會每五年在雅典和很多地方舉行過,上次是在雅典,每次都有六七千人去,很大型的。當北京在2013年拿到哲學大會主辦權的時候,很多人都很雀躍,「啊,等於我們中國人拿了奧運(主辦權)一樣,會是一個盛事。」我做過中文大學的系主任,和他們有很多交往。2018年早期的時候,我當然也有被人邀請出席當年夏天在北京舉辦的世界哲學大會。當有人邀請我的時候,我就很酷的回答他,我問他一句話,「你會不會1936年去柏林參加奧林匹克運動會?」為什麼1936年?

記者:納粹黨的時候。

張燦輝:納粹在1936年舉辦奧林匹克運動會,是想在那個地方以壯他們的聲威,以及向全世界宣示他們納粹的威力。如果2018年我去的話,當然不是幫凶的問題,就會是endorse(贊同)中共是所謂哲學的一個領頭、領導的單位。我和他說,當一個地方沒有真正學術自由、沒有思想自由、沒有任何言論自由,而哲學和我們中國也好、西方也好,最核心的價值就是自由,一個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什麼資格去舉辦一個世界哲學大會?

回過頭來說,正是我們人類歷史裡所講:一個讀書人在面對這些問題時是有態度的。當然你受邀前去的時候,飛機票、酒店都有人招待的,但是這種事情是否值得我們去肯定、參與的呢?我不參與其實是一種態度,當然這個事件不會因為我不參與而不出現,但是,是一個態度問題。

白色恐怖滲入大學 為前途要考量言論

記者:中共非常重視香港的學術界。香港大學的法律系,或者中文大學的公共行政系,都是中共重點監察的對象。你在中大有沒有遇到這些情況?受到他們的監視?

張燦輝:我在中文大學很多年了,做過中文大學哲學系系主任,及負責中文大學通識教育的領導,做了主任14年。至少在那段時間裡,我一輩子在中文大學,基本上沒有受到監視,就算有的話也是很間接的,或者是很隱晦的。但是至少直到我離開,退休的時候,我還大膽的說,我們中文大學還是一個真正有學術自由、尊重言論自由的地方,沒有任何我們的老師,他們想的事,他們教的東西需要審查、需要禁止的,沒有的。但是我知道,慢慢的怎麼將我們大學教授的意見慢慢的收縮,很簡單的制度就可以了,他們的升職、他們的實任,很多方法使很多的老師們不敢講這麼多大陸的事情,他們做事的時候,想著如何去升職等等問題,可能就會有危險,不敢講出想講的,這個是自動的self-censorship(自我審查)。

記者:在中國大陸的大學有「舉報文化」,學生舉報老師講了些什麼,很多老師就變得不敢講,這種舉報文化來到香港的話,你們會怎樣去……

張燦輝:我想這種舉報文化暫時沒有,有的話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剛剛讀完博士之後,有一年去台灣教書,那時仍然是蔣經國未取消戒嚴令的時候,我教書的時候的確有學生、有人在聽我講什麼,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戒嚴令取消之後,台灣有民主的發展。但是以香港來說,我不知道有沒有。我不相信沒有,但問題是,如果這種懼怕,每個老師、教授都怕的話,我們就會很淒涼了。

現在最主要的自由,學術自由之外,比如所謂公民自由裡,最重要的是我們免於恐懼的自由,這些白色恐怖使我們覺得,這些自由慢慢在收縮,慢慢被人壓著的。如果這樣說的話,會有什麼後果呢;如果那樣說的話,會有什麼問題呢,這些是一個很悲哀的事情。我現在不知道有沒有,但是我相信無所不入的維穩組織裡,用這麼多的錢來維穩,怎樣不會知道我們說過什麼?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一言一語,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不過就會視乎它是否夠影響力,是否有危險性。

當然我現在覺得,我們仍然還擁有言論、思想自由,我就夠膽講一些話。有一天發覺,共產黨對於所謂的自由怎麼做法,可能不需要對付你,有很多事情的,這麼說的話有什麼ABCD後果的,這些可能已經發生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現在我的同事在中大裡有沒有遇到什麼事情,但肯定的如果你夠大膽敢說話的話,你的學術前途,可能會有麻煩。我暫時未聽過真的有人這樣出現問題。

面對良心問題說「不」 體現真正人格

記者:作為一個老師,為人師表是非常之重要的,要怎樣面對這些挑戰?應該走一條怎樣的路?

張燦輝:我想這個當然是很難說的。每個人如何去面對強權,怎麼去抗爭,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困境。比如,如果我不需要養妻活兒,我一個人,又沒有家庭負擔的,不用供房子的,當然可以說(做)很多不同的事。但我們不要說風涼話,就是有個人在你面前(不出聲)你就馬上和那人割席,(出聲)這是不容易的事情。比如現在發生的事件裡,我理解到每個人的背後有很多因素,但是到最後,每個人、知識分子就真的會面對良心的問題,當你「say no」(說不)的時候,你承受的後果是多大,但問題是你不「say no」的時候,你不「說不」的時候,這就會真真正正地看到每個人的人格,和每個人對於自由怎樣去理解了,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每個人面對的事情。 #

責任編輯:王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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