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张灿辉:做人最终是良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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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3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梁珍香港报导)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袁国勇及龙振邦3月18日发表文章《大流行缘起武汉,十七年教训尽忘》,并于同日傍晚撤回该文,称不希望卷入政治。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张灿辉接受《珍言真语》主持人专访时说,“对于知识分子的打压,我觉得是一件很悲哀的事。学术自由对于老师而言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龙振邦及袁国勇撰文指,网传中共毒源(俗称武汉病毒)自美国之说,毫无实证,自欺欺人,勿再乱传,以免贻笑大方。外界认为,袁国勇与龙振邦虽以学术专业发表文章,却触动中共敏感神经,被迫撤回该文。

“我这两天听到这些消息,老实讲是很悲哀。这两晚睡不好的原因,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呢?”同为知识分子、一生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张灿辉十分感慨。

去年6月反送中抗争以来,香港的自由与法治状况日渐恶劣,中共与港府的专制残暴与武力镇压,触发港人大规模游行与抗争,“大家都看到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愤怒和良知的问题。”张灿辉说。

“我们每个人都面对不同方向的打压。问题就在最后,知识分子也好、做人也好,最后就是良知的问题。”他说,港人面对强权挺身抗争,会面临不同的困境与打压,也许失去生意、影片被“黄标”丧失广告费……有人仍旧挺身而出,有人不出声自称中立,但最终人人都得面对良心问题做出抉择,“这就真真正正的看到每个人的人格,和每个人对于自由怎样去理解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每个人需面对的事情。”

张灿辉还提起一段亲身经历。2018年五年一度的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举行,张灿辉受邀与会,不过他回绝了,“当一个地方没有真正学术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任何言论自由,一个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什么资格去举办一个世界哲学大会?”

张灿辉说,他若出席就赞同中共是所谓哲学的一个领头、领导的单位,“我不参与是一种‘态度’,一个读书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是有态度的。”

记者:袁国勇师徒写了一篇文章,后来撤回。作为知识分子,一生追求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想听你的高见。

张灿辉:我这两天听到这些消息,看到的文章,老实讲是很悲哀。这两晚都睡得不好的原因,就是在想为什么会这样的呢?在我这一代人中,有一份天真,比如我总是以为打压、不自由、劳役、强权等这些,是过去了的东西。我们很幸运的是,从1949年到最近的年份,我都在一个很自由的地方生活,(香港)除了没有民主之外,自由、法治都是我们拥有的东西。

从小到大,我看什么书,写什么东西,到我读完书回来在大学教书,这么多年里,没任何人告诉我,什么东西,不允许教;什么东西,可以教;什么东西,是一定要教的。我觉得只有一个立场,我们教书不能随便乱说,要有根据,有学术根据。因为在人类的历史、在学术历史里,过去的科学家,他们思想不断的聚积在一起,让我们分享。我作为老师,看过很多文章、很多书,消化之后教给同学。所以我们觉得学术自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

看见不公 沉默或中立也有问题

记者:这次袁国勇的事件,大家觉得讲真话是被打压的,过去香港9个多月反送中运动,很多人从沉默到现在够胆出来讲,在这一过程的改变中,你觉得有什么意义?

张灿辉:在过去一年里,其实已经有很多人够胆讲出事实。从去年6月,慢慢开始出现的问题和现在不同。到有问题的时候,很明显我们整个(政府)会用强权,所谓反送中条例等等。上次我们说为什么香港演变到会有91%的市民反对我们特首呢?反对特首的不只是一众“勇武者”,是有很多的所谓“和理非”,知识分子也好、普通的市民也好,都看到一些很简单的事情:愤怒和良知的问题。

除此之外,很多人是因为看不过眼而出声,甚至出声的时候,都会有后果的,你出声的时候,你可能生意有问题。比如近来YouTube有“黄标事件”,或者不给你生意做,或者不给你广告(费)。我们每个人在这个问题上都面对不同方向的打压。问题就在最后,知识分子也好、做人也好,最后就是良知的问题。如果你肯去出声,可以说是很正面的事情;但是不肯出声,说自己是很中立的,或者根本没有意见,这样一样是有问题的。

中共办国际哲学会议 不参与是种态度

记者:上一次讲到如果面对共产党的极权,不出声就等于做了帮凶。

张灿辉:是啊,是啊。我讲一个帮凶的故事。

2018年在北京有个很重要的国际会议,就是每五年一届的世界哲学大会。世界哲学大会每五年在雅典和很多地方举行过,上次是在雅典,每次都有六七千人去,很大型的。当北京在2013年拿到哲学大会主办权的时候,很多人都很雀跃,“啊,等于我们中国人拿了奥运(主办权)一样,会是一个盛事。”我做过中文大学的系主任,和他们有很多交往。2018年早期的时候,我当然也有被人邀请出席当年夏天在北京举办的世界哲学大会。当有人邀请我的时候,我就很酷的回答他,我问他一句话,“你会不会1936年去柏林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为什么1936年?

记者:纳粹党的时候。

张灿辉:纳粹在1936年举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是想在那个地方以壮他们的声威,以及向全世界宣示他们纳粹的威力。如果2018年我去的话,当然不是帮凶的问题,就会是endorse(赞同)中共是所谓哲学的一个领头、领导的单位。我和他说,当一个地方没有真正学术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任何言论自由,而哲学和我们中国也好、西方也好,最核心的价值就是自由,一个不尊重自由的地方,有什么资格去举办一个世界哲学大会?

回过头来说,正是我们人类历史里所讲:一个读书人在面对这些问题时是有态度的。当然你受邀前去的时候,飞机票、酒店都有人招待的,但是这种事情是否值得我们去肯定、参与的呢?我不参与其实是一种态度,当然这个事件不会因为我不参与而不出现,但是,是一个态度问题。

白色恐怖渗入大学 为前途要考量言论

记者:中共非常重视香港的学术界。香港大学的法律系,或者中文大学的公共行政系,都是中共重点监察的对象。你在中大有没有遇到这些情况?受到他们的监视?

张灿辉:我在中文大学很多年了,做过中文大学哲学系系主任,及负责中文大学通识教育的领导,做了主任14年。至少在那段时间里,我一辈子在中文大学,基本上没有受到监视,就算有的话也是很间接的,或者是很隐晦的。但是至少直到我离开,退休的时候,我还大胆的说,我们中文大学还是一个真正有学术自由、尊重言论自由的地方,没有任何我们的老师,他们想的事,他们教的东西需要审查、需要禁止的,没有的。但是我知道,慢慢的怎么将我们大学教授的意见慢慢的收缩,很简单的制度就可以了,他们的升职、他们的实任,很多方法使很多的老师们不敢讲这么多大陆的事情,他们做事的时候,想着如何去升职等等问题,可能就会有危险,不敢讲出想讲的,这个是自动的self-censorship(自我审查)。

记者:在中国大陆的大学有“举报文化”,学生举报老师讲了些什么,很多老师就变得不敢讲,这种举报文化来到香港的话,你们会怎样去……

张灿辉:我想这种举报文化暂时没有,有的话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我刚刚读完博士之后,有一年去台湾教书,那时仍然是蒋经国未取消戒严令的时候,我教书的时候的确有学生、有人在听我讲什么,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戒严令取消之后,台湾有民主的发展。但是以香港来说,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不相信没有,但问题是,如果这种惧怕,每个老师、教授都怕的话,我们就会很凄凉了。

现在最主要的自由,学术自由之外,比如所谓公民自由里,最重要的是我们免于恐惧的自由,这些白色恐怖使我们觉得,这些自由慢慢在收缩,慢慢被人压着的。如果这样说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如果那样说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这些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我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但是我相信无所不入的维稳组织里,用这么多的钱来维稳,怎样不会知道我们说过什么?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一言一语,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就会视乎它是否够影响力,是否有危险性。

当然我现在觉得,我们仍然还拥有言论、思想自由,我就够胆讲一些话。有一天发觉,共产党对于所谓的自由怎么做法,可能不需要对付你,有很多事情的,这么说的话有什么ABCD后果的,这些可能已经发生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现在我的同事在中大里有没有遇到什么事情,但肯定的如果你够大胆敢说话的话,你的学术前途,可能会有麻烦。我暂时未听过真的有人这样出现问题。

面对良心问题说“不” 体现真正人格

记者:作为一个老师,为人师表是非常之重要的,要怎样面对这些挑战?应该走一条怎样的路?

张灿辉:我想这个当然是很难说的。每个人如何去面对强权,怎么去抗争,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困境。比如,如果我不需要养妻活儿,我一个人,又没有家庭负担的,不用供房子的,当然可以说(做)很多不同的事。但我们不要说风凉话,就是有个人在你面前(不出声)你就马上和那人割席,(出声)这是不容易的事情。比如现在发生的事件里,我理解到每个人的背后有很多因素,但是到最后,每个人、知识分子就真的会面对良心的问题,当你“say no”(说不)的时候,你承受的后果是多大,但问题是你不“say no”的时候,你不“说不”的时候,这就会真真正正地看到每个人的人格,和每个人对于自由怎样去理解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每个人面对的事情。 #

责任编辑:王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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