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0年03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梁珍香港报导）日前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袁国勇撤回《大流行缘起武汉》文章，引发哗然，香港日渐限缩的言论自由再次受关注，“政治”已成中共噤声言论的惯用借口。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张灿辉接受《珍言真语》节目专访时表示，“不卷入政治的说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处，只有在极权之下，一个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价值的极权政府才会说出这种话。”
张灿辉说：“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关心的事。如果有人说我们作为教师，在学校里教学不涉及政治，这说法根本令人难以想像。”
他引述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主张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一个自由的人、做一个好公民”，“他曾经说，有哪一个人说自己不参与政事、不参加讨论城市里发生的事，他就没有资格做雅典人。”
而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主张“政治”，“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张灿辉说：“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孙中山先生说这叫‘民权’。在西方国家也讲人权以及政治自由问题，就是说所有人一定要参与政治。”
他还引述德国哲学家、海得堡大学首位校长雅思培所说，“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我们不参与政事、不去监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所以大学如果叫我们不关心政治，就完全脱离了现实。”
袁国勇撤文风波后，3月26日凌晨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遭警方拘捕。张灿辉十分感慨地说：“这是一场很长时间都打不完的仗，白色恐怖一浪接一浪来。”据悉，郑被捕与她转载一则起底防暴警员的贴文有关。外界批评港警公报私仇、滥捕滥告。
尽管白色恐怖笼罩香港，张灿辉拒绝默声，“我一辈子都在大学里读书、研究、教导人，我知道大学教授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我们广大民众的责任。”
他提及一段历史。德国纳粹党时代，学者们关在大学的象牙塔里禁若寒蝉不发声，眼睁睁看着政权慢慢的被独裁者、纳粹所掌控。而恩师、教育家劳思光的教诲也深烙张灿辉心中，“他说，要和良心对话，在面对不公、不公义的时候，我们要发声。”
“现在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控制住了大多数的舆论，大家都不敢吱声。当一个谎言说一千次、一万次，大家便相信了。”他希望自己站出来讲真话能带动更多人勇于出声，揭穿谎言。
“当一个人说皇帝没穿衣服，大家觉得他可笑；但当二个、三个，很多人都说出来时，更多人会知道不只是我眼中的皇帝没穿衣服；而我和更多的人都愿意说出来，最后大家便会知道真相。”张灿辉说。
“自由像空气，我们没有空气会慢慢窒息，如同我们在瘟疫中慢慢觉得危险，（只有失去了）才觉得自由可贵。”他鼓励港人齐心努力争取自由，改变香港现况，“我相信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
以下是访谈内容整理。
政治是众人管理之事 史上中西哲人同见解
记者：袁国勇教授写了文章后撤回，他说“我不想卷入政治中”，香港很多事情都已经被政治化了吗？
张灿辉：这是一件又可笑又难过的事。有人说我们作为教师，在学校里教学不涉及政治，这说法根本令人难以想像。道理很简单，中西方的哲人，比如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切的教育都有目的。目的一，教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目的二，教我们做一个好公民，即是任何人都参与城邦里的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有哪一个人说自己不参与政事、不参加讨论城市里发生的事，他就没有资格做雅典人。
100年前，1920年孙中山先生在一个演讲中开宗明义的说民权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生、民主、民权”，在民权里头他说了很多的民主，开宗明义的说“政治”，“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关心的事。如果有人说自己不谈政治，第一他可能不理解100年前国父孙中山所说的东西，更加不知道学术界中，怎样去理解一个人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一方面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动物。正如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一定涉及到政治的事，只有所有人都去关心城市里发生的事，才可以正确的理解（管治者）应怎样去统治或管治人民。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直以来在政治中，我们的权力如何分配？我为什么要给人管治？以前是皇帝说了算，我就是法国，法国就是我；我就是朕，即是天下。天下即是朕的话，所有事都是皇帝说了算。
事实上过去二三百年里，西方（国家）的变化，以及后来我们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里，其实不是“皇帝说了算”，最重要的是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孙中山先生说这叫“民权”。在西方（国家）也讲人权问题以及政治自由问题，就是说（所有人）一定要参与政治。如果有人说不参与政治的话，我根本想像不到这是怎么可能会发生的。
再说另一例子，在一个学术被严重打压的时代，明末清初，有一个很重要的儒家黄宗羲，在他（所着的）一本很重要的书《明夷待访录》里说，皇帝应该怎样做、臣子应该怎样做。接着他也说到学校，学校里的知识分子是需要参与政事的，要给皇帝一些意见，他说不可能不参与。所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大学不理会政治的话，其实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
德国哲学家雅思培 主张大学是社会良心
记者：我们现在面对（中共病毒）疫情，或者早前在反送中运动中很多人和很多学者都选择沉默，不想卷入政治中，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张灿辉：这个不卷入政治的说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处。其实上两次（访问）我也有提及过，德国纳粹党时代，18至19世纪，他们不管在哪一方面的学问都是一流的，但是他们却有一种态度，是什么呢？在大学里，他们有一个象牙塔，在象牙塔里，他们可以讨论什么都可以，但外面的事却不关他们的事。我们看到纳粹党1933年掘起时，在大学里的学者很多都禁若寒蝉不会发声，因为不发声，他们就慢慢的看着政权、人民政府慢慢的被独裁者所掌握，他们当然是后悔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德堡大学的第一个校长雅思培，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德国哲学家，他说过大学的目的不单单只是传授知识，不单单要创造知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参与、讨论及批评社会的事，他说大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什么是良心？如果我们不参与政事、不去监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所以大学如果叫我们不关心政治，就完全脱离了现实。只有什么情况才会这样呢？只有在极权之下，我们不敢把话出来，就是一个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的价值（的极权政府）才会说出这种话。
全世界正受着这次瘟疫影响，可以看到有一些世界领袖所说的话，令人感觉很“禅”。先不说我们那个只有9%人民支持的、770票选出来的特首（林郑月娥）所说的话，我们来说另一个1700万票选出来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她的那一篇演讲为什么会（令人）感动呢？因为她用一个很诚恳的态度在说，德国是一个公开的民主（国家），民主是什么？德国政府一切的政策都是公开及开放的、大家明白的。她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很多的市民住进医院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些不是statistics不是一个统计数字，有多少人死亡了。他们是你的爸爸、你的祖父母、你们的妻子、你们的丈夫、是你们的朋友。她说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一个民主社会会关心每一个人，而不是只关心什么面子问题、什么经济问题。她说在民主政治里要去关心每一个人。
一个民主（国家）关心每一个人，是德国经过很多悲惨的经验和历史总结得来的结果。当看到纳粹党，人不是人，犹太人、其他人，都不是人，所以他们（纳粹党员）可以杀掉他们。当一个政府理解到每一个人都是人的话，是会完全不同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人权，我们不单单要有生命，我们更加要有自由。
像美国独立宣言一样，我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权利是不可推翻、不可剥削的权利。在现代政治中，什么是宪法？就是被统治者为什么要给统治者统治呢？以前我爸爸是皇帝，天下江山是我打回来的；我革命成功了，当然由我来做皇帝，由我来指挥一切。这些（封建皇朝）已成过去，我们知道了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不同了），当然这是经过很多人思考出来的。
18世纪（哲学家）卢梭，他提出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君臣之间有一个协议，这个（社会契约）已被落实了。在美国，华盛顿赶走了英国人后，他没有做皇帝，他知道这一个宪法的原则，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有一个合约，在宪法里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同时让人民监察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说保障人民自由等等，但只讲是不行的，要做出来才行。香港基本法也应该要保护人民，要管治政府，要控制政府，不然的话有什么意思呢？
中共政治宣传 谎言千次还是谎言
记者：关于（中共）病毒的源头现在有很多的争议，中共说这病毒是美国传给它的，又说全世界都欠中国一个道歉，甚至说它现正援助很多深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变成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为什么它会有这种定位呢？
张灿辉：只有这个年代才会这样，在一百年前是不会这样的。因为现在有不同的媒体，极权国家最要紧的是对媒体的控制。其实不用多说，Propaganda，在媒体的宣传上，像纳粹党所谓“当一个谎言说一千次，一万次，大家便相信了。”当年纳粹党已懂得利用电影和传媒作宣传，现在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控制住了大多数的舆论，所以大家都认同皇帝是穿了“新衣”，大家都不敢吱声。当然我们知道亦理解当中的理由，大家都害怕白色恐怖，敢出声就会有后果，如果讲错了，出现问题的话会影响工作等，如果讲对了，可能戕害整个国家。但是作为读书人，会懂得如何分辨。
就算官媒说什么也好，你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觉得尽管在一个很封闭的社会里，很多人民都会知道（真相）。比如过去几个月里，我在国内的朋友知道很多事情，他也翻墙看很多不同的东西，不是官方说什么都相信的。我们看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官媒）呢？因为那些人不敢说自己不相信，就算知道它们撒谎，也不敢站出来说它们在撒谎。
我觉得这个年代，一方面悲哀，一方面难过。为什么我们（香港人）在一个尚有自由的地方（生活），也不愿意站出来，指出中共其实是在撒谎，不是讲真话。
不忘劳思光教授教导 知识分子要发声
记者：你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出来讲真话呢？
张灿辉：我经常说在过去几十年，我们（回归前的香港人）真是在一个很幸福、很自由的地方里长大，英国殖民地给了我们法治和自由，但没有给我们民主。我发觉过去那么多年里，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争取过，这其实是可以争取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受到我老师劳思光教授的教导，他说“我们要和良心对话，在面对不公、不公义的时候，我们要发声”，他是一个典范，他反过共产党，他反过国民党，他对香港97的问题发过声。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就是要出声，知识分子不是在大学里，在象牙塔里只顾研究学术，享受着（自身）安全便算了，知识分子要拿出一个社会责任。而我在这么多年里，因为看不过眼，（心里）不舒服，所以我不吐不快，而且不只是我，我希望其他受过劳思光老师教导的同学，都可以来发声。我知道，一个人说皇帝没穿衣服，当然觉得他可笑，但当二个、三个，很多人都说出来时，很多人便会知道不只是我眼中看到皇帝没穿衣服，而我（和更多的人）都愿意说出来，最后大家便会知道（真相）。
记者：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刻，对于人类来说，面对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公共卫生的危机（中共病毒威胁），在这一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表现出人性的光辉或丑恶，丑陋？
张灿辉：当然可以。我想最起码我看到全世界，西方国家，德国、法国、比利时，我的很多同学都告诉我，他们如何去做。另一方面，默克尔（德国总理）说，“现在这个关键时刻里，每个人真真正正要关心彼此”，当然不要亲密的见面。在各种（防疫）政策里，我们要buy time（争取时间），令医学人员、大学里的研发人员有时间多做一些研究，我相信这个疫情一定会过去的。人类经过那么多次，比如鼠疫、大瘟疫等等，都一定会过去的，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刻里要反省人与人的关系，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省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很重要，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孙中山民权理念在台湾实现
记者：自从你接受访问后，大家对你有什么反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张灿辉：我看到一些反应，对我的留言，有学生说希望我再讲下去，因为我讲出了他们的心声。但我也提及过，我只是说出了一部分，我的朋友之中，应该有人比我说得更好。
我一辈子都在大学里读书、研究、教导人，我知道大学教授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我们广大民众的责任，所以说到要关心中国，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方面，不是一种对历史的关心，而是当下就要去发声。
我最近再看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说的事情，其实现在有没有真真正正做到呢？两年前我去南京中山陵去拜会孙中山，很多人去了，但我发现很多人只是围着看孙中山的像，忘记了他背后写的字的含意。就像美国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杰佛逊纪念堂），他把重要的信念写在那里。它（中山陵）全用繁体字写了孙中山相信的自由、民权、选举的事，没人看的。
我的一个台湾的好朋友和我说，是的，孙中山是老广，在广州广东省香山县（出生），他去了香港读书，到全世界搞革命，死的时后安葬于南京，但是遗泽在台湾。他告诉我，孙中山的确创造了中国，可并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这句话里说的，台湾的政治是不是最好的？但很明显孙中山说的民权，例如选举，的确暂时来说在台湾盛行。台湾每个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她（台湾）尊重人权。而且在这几十年里，哪有人会相信有个华人地区可以一人一票选总统，而且还选了一个女总统，不可能相信的，但是台湾做到了。
台湾做到的事，为什么我们（香港）做不到呢？很明显是权力问题。我们的当权者，没有真真正正的理解到做当权者、做特首的权力来源，责任在哪里。（林郑月娥）777张票就可以成为最高权威，所以没有人记得她。我再这样理解，蔡英文得到817万票，德国总统得到1700多万票，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我们？没有。是（中共把）权力给我们这个（香港）政府，两者当然很不同。
但无论如何，当有人说学校、大学任何的地方不参与政治，这绝对是一个无知的说法。当大家都参与政事、参与讨论，那才行。
香港去年的区议会选举，显示出香港也有几百万人参与政事。我们参与管理，尽管是一个地区的事，也是重要的。多讨论，多参与，民主里不一定每个人都对，不是拥有权力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要去讨论，透过我们的理解分析，才慢慢会知道什么是真理，最终我们最关心的是每个人的生活，不单单是我和你。我们要关心整个社区、整个社会、整个香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香港白色恐怖一浪浪 珍惜当下仅存之民主自由
记者：区议会选举泛民大胜，不过香港警察最近拘捕了不少区议员，包括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琼被捕，他们（港府）想做什么？
张灿辉：这是一场很长时间都打不完的仗，白色恐怖一浪接一浪来。例如我现在可以接受你的访问，可能有一天也会有人不让我接受访问，因为觉得这个影响（到很多）人，他（香港警察）（可能）会做的（采取拘捕行动）。
我想现在香港仍然有言论自由，可以聊天；（香港仍然有）学术自由，如果我写东西没人会禁止我，当然要出版是困难的，有很多地方不肯帮我登报，也不肯给我出书，但有人肯的话，是可以做的。
自由像空气，我们没有空气会慢慢窒息，如同我们在瘟疫中慢慢觉得危险，（只有失去了）才觉得自由可贵。因此我觉得，我们在当下如何去争取，如何去运用，如何真真正正地去享受自由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我想这个要慢慢（改变）。香港人从去年的反送中之后，在区议会（选举）之后（已经改变了），希望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在建制派里都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个会改变的。我在第一辑（珍言真语）说过，我相信历史仍然是人创造的，我们没有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是必定如此的，因为历史是人造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
责任编辑：王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