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张灿辉:谈政治讲真话是社会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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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3月28日讯】(大纪元记者梁珍香港报导)日前香港大学医学院教授袁国勇撤回《大流行缘起武汉》文章,引发哗然,香港日渐限缩的言论自由再次受关注,“政治”已成中共噤声言论的惯用借口。前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及前系主任张灿辉接受《珍言真语》节目专访时表示,“不卷入政治的说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处,只有在极权之下,一个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价值的极权政府才会说出这种话。”

张灿辉说:“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关心的事。如果有人说我们作为教师,在学校里教学不涉及政治,这说法根本令人难以想像。”

他引述西方哲人亚里士多德主张教育的目的是“教人做一个自由的人、做一个好公民”,“他曾经说,有哪一个人说自己不参与政事、不参加讨论城市里发生的事,他就没有资格做雅典人。”

而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主张“政治”,“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张灿辉说:“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孙中山先生说这叫‘民权’。在西方国家也讲人权以及政治自由问题,就是说所有人一定要参与政治。”

他还引述德国哲学家、海得堡大学首位校长雅思培所说,“大学是社会的良心”。“如果我们不参与政事、不去监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所以大学如果叫我们不关心政治,就完全脱离了现实。”

袁国勇撤文风波后,3月26日凌晨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遭警方拘捕。张灿辉十分感慨地说:“这是一场很长时间都打不完的仗,白色恐怖一浪接一浪来。”据悉,郑被捕与她转载一则起底防暴警员的贴文有关。外界批评港警公报私仇、滥捕滥告。

尽管白色恐怖笼罩香港,张灿辉拒绝默声,“我一辈子都在大学里读书、研究、教导人,我知道大学教授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我们广大民众的责任。”

他提及一段历史。德国纳粹党时代,学者们关在大学的象牙塔里禁若寒蝉不发声,眼睁睁看着政权慢慢的被独裁者、纳粹所掌控。而恩师、教育家劳思光的教诲也深烙张灿辉心中,“他说,要和良心对话,在面对不公、不公义的时候,我们要发声。”

“现在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控制住了大多数的舆论,大家都不敢吱声。当一个谎言说一千次、一万次,大家便相信了。”他希望自己站出来讲真话能带动更多人勇于出声,揭穿谎言。

“当一个人说皇帝没穿衣服,大家觉得他可笑;但当二个、三个,很多人都说出来时,更多人会知道不只是我眼中的皇帝没穿衣服;而我和更多的人都愿意说出来,最后大家便会知道真相。”张灿辉说。

“自由像空气,我们没有空气会慢慢窒息,如同我们在瘟疫中慢慢觉得危险,(只有失去了)才觉得自由可贵。”他鼓励港人齐心努力争取自由,改变香港现况,“我相信历史是人创造出来的。”

以下是访谈内容整理。

政治是众人管理之事 史上中西哲人同见解

记者:袁国勇教授写了文章后撤回,他说“我不想卷入政治中”,香港很多事情都已经被政治化了吗?

张灿辉:这是一件又可笑又难过的事。有人说我们作为教师,在学校里教学不涉及政治,这说法根本令人难以想像。道理很简单,中西方的哲人,比如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切的教育都有目的。目的一,教我们做一个自由的人;目的二,教我们做一个好公民,即是任何人都参与城邦里的事。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有哪一个人说自己不参与政事、不参加讨论城市里发生的事,他就没有资格做雅典人。

100年前,1920年孙中山先生在一个演讲中开宗明义的说民权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生、民主、民权”,在民权里头他说了很多的民主,开宗明义的说“政治”,“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之事。政治本身是所有人都要关心的事。如果有人说自己不谈政治,第一他可能不理解100年前国父孙中山所说的东西,更加不知道学术界中,怎样去理解一个人的价值。

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一方面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动物。正如刚刚所提到的,我们一定涉及到政治的事,只有所有人都去关心城市里发生的事,才可以正确的理解(管治者)应怎样去统治或管治人民。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一直以来在政治中,我们的权力如何分配?我为什么要给人管治?以前是皇帝说了算,我就是法国,法国就是我;我就是朕,即是天下。天下即是朕的话,所有事都是皇帝说了算。

事实上过去二三百年里,西方(国家)的变化,以及后来我们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里,其实不是“皇帝说了算”,最重要的是人民要管理自己的事,孙中山先生说这叫“民权”。在西方(国家)也讲人权问题以及政治自由问题,就是说(所有人)一定要参与政治。如果有人说不参与政治的话,我根本想像不到这是怎么可能会发生的。

再说另一例子,在一个学术被严重打压的时代,明末清初,有一个很重要的儒家黄宗羲,在他(所着的)一本很重要的书《明夷待访录》里说,皇帝应该怎样做、臣子应该怎样做。接着他也说到学校,学校里的知识分子是需要参与政事的,要给皇帝一些意见,他说不可能不参与。所以看到现在我们的大学不理会政治的话,其实是一件多么可笑的事。

德国哲学家雅思培 主张大学是社会良心

记者:我们现在面对(中共病毒)疫情,或者早前在反送中运动中很多人和很多学者都选择沉默,不想卷入政治中,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张灿辉:这个不卷入政治的说法,你可以看到它的悲哀之处。其实上两次(访问)我也有提及过,德国纳粹党时代,18至19世纪,他们不管在哪一方面的学问都是一流的,但是他们却有一种态度,是什么呢?在大学里,他们有一个象牙塔,在象牙塔里,他们可以讨论什么都可以,但外面的事却不关他们的事。我们看到纳粹党1933年掘起时,在大学里的学者很多都禁若寒蝉不会发声,因为不发声,他们就慢慢的看着政权、人民政府慢慢的被独裁者所掌握,他们当然是后悔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德堡大学的第一个校长雅思培,他是一个很厉害的德国哲学家,他说过大学的目的不单单只是传授知识,不单单要创造知识,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目的,就是参与、讨论及批评社会的事,他说大学应该是社会的良心。什么是良心?如果我们不参与政事、不去监察政府所做的事情,怎可叫有良心?所以大学如果叫我们不关心政治,就完全脱离了现实。只有什么情况才会这样呢?只有在极权之下,我们不敢把话出来,就是一个不尊重人、不尊重人民的价值(的极权政府)才会说出这种话。

全世界正受着这次瘟疫影响,可以看到有一些世界领袖所说的话,令人感觉很“禅”。先不说我们那个只有9%人民支持的、770票选出来的特首(林郑月娥)所说的话,我们来说另一个1700万票选出来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她的那一篇演讲为什么会(令人)感动呢?因为她用一个很诚恳的态度在说,德国是一个公开的民主(国家),民主是什么?德国政府一切的政策都是公开及开放的、大家明白的。她说,最重要的是当我们知道很多的市民住进医院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些不是statistics不是一个统计数字,有多少人死亡了。他们是你的爸爸、你的祖父母、你们的妻子、你们的丈夫、是你们的朋友。她说得很清楚每一个人都很重要。一个民主社会会关心每一个人,而不是只关心什么面子问题、什么经济问题。她说在民主政治里要去关心每一个人。

一个民主(国家)关心每一个人,是德国经过很多悲惨的经验和历史总结得来的结果。当看到纳粹党,人不是人,犹太人、其他人,都不是人,所以他们(纳粹党员)可以杀掉他们。当一个政府理解到每一个人都是人的话,是会完全不同的。因为每一个人都拥有人权,我们不单单要有生命,我们更加要有自由。

像美国独立宣言一样,我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权利是不可推翻、不可剥削的权利。在现代政治中,什么是宪法?就是被统治者为什么要给统治者统治呢?以前我爸爸是皇帝,天下江山是我打回来的;我革命成功了,当然由我来做皇帝,由我来指挥一切。这些(封建皇朝)已成过去,我们知道了一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不同了),当然这是经过很多人思考出来的。

18世纪(哲学家)卢梭,他提出Social Contract“社会契约”,君臣之间有一个协议,这个(社会契约)已被落实了。在美国,华盛顿赶走了英国人后,他没有做皇帝,他知道这一个宪法的原则,就是政府与人民之间有一个合约,在宪法里要保障人民的权利,同时让人民监察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说保障人民自由等等,但只讲是不行的,要做出来才行。香港基本法也应该要保护人民,要管治政府,要控制政府,不然的话有什么意思呢?

中共政治宣传 谎言千次还是谎言

记者:关于(中共)病毒的源头现在有很多的争议,中共说这病毒是美国传给它的,又说全世界都欠中国一个道歉,甚至说它现正援助很多深受疫情影响的国家,变成一个救世主的形象,为什么它会有这种定位呢?

张灿辉:只有这个年代才会这样,在一百年前是不会这样的。因为现在有不同的媒体,极权国家最要紧的是对媒体的控制。其实不用多说,Propaganda,在媒体的宣传上,像纳粹党所谓“当一个谎言说一千次,一万次,大家便相信了。”当年纳粹党已懂得利用电影和传媒作宣传,现在中共铺天盖地的宣传,控制住了大多数的舆论,所以大家都认同皇帝是穿了“新衣”,大家都不敢吱声。当然我们知道亦理解当中的理由,大家都害怕白色恐怖,敢出声就会有后果,如果讲错了,出现问题的话会影响工作等,如果讲对了,可能戕害整个国家。但是作为读书人,会懂得如何分辨。

就算官媒说什么也好,你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觉得尽管在一个很封闭的社会里,很多人民都会知道(真相)。比如过去几个月里,我在国内的朋友知道很多事情,他也翻墙看很多不同的东西,不是官方说什么都相信的。我们看为什么那么多人相信(官媒)呢?因为那些人不敢说自己不相信,就算知道它们撒谎,也不敢站出来说它们在撒谎。

我觉得这个年代,一方面悲哀,一方面难过。为什么我们(香港人)在一个尚有自由的地方(生活),也不愿意站出来,指出中共其实是在撒谎,不是讲真话。

不忘劳思光教授教导 知识分子要发声

记者:你为什么这个时候选择出来讲真话呢?

张灿辉:我经常说在过去几十年,我们(回归前的香港人)真是在一个很幸福、很自由的地方里长大,英国殖民地给了我们法治和自由,但没有给我们民主。我发觉过去那么多年里,很多东西我们没有争取过,这其实是可以争取的。同时最重要的是受到我老师劳思光教授的教导,他说“我们要和良心对话,在面对不公、不公义的时候,我们要发声”,他是一个典范,他反过共产党,他反过国民党,他对香港97的问题发过声。所以我觉得知识分子就是要出声,知识分子不是在大学里,在象牙塔里只顾研究学术,享受着(自身)安全便算了,知识分子要拿出一个社会责任。而我在这么多年里,因为看不过眼,(心里)不舒服,所以我不吐不快,而且不只是我,我希望其他受过劳思光老师教导的同学,都可以来发声。我知道,一个人说皇帝没穿衣服,当然觉得他可笑,但当二个、三个,很多人都说出来时,很多人便会知道不只是我眼中看到皇帝没穿衣服,而我(和更多的人)都愿意说出来,最后大家便会知道(真相)。

记者:现在是很关键的时刻,对于人类来说,面对着从来没有见过的公共卫生的危机(中共病毒威胁),在这一种情况下,是不是可以表现出人性的光辉或丑恶,丑陋?

张灿辉:当然可以。我想最起码我看到全世界,西方国家,德国、法国、比利时,我的很多同学都告诉我,他们如何去做。另一方面,默克尔(德国总理)说,“现在这个关键时刻里,每个人真真正正要关心彼此”,当然不要亲密的见面。在各种(防疫)政策里,我们要buy time(争取时间),令医学人员、大学里的研发人员有时间多做一些研究,我相信这个疫情一定会过去的。人类经过那么多次,比如鼠疫、大瘟疫等等,都一定会过去的,但最重要的是,在这个时刻里要反省人与人的关系,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反省每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这些很重要,是我们要去学习的。

孙中山民权理念在台湾实现

记者:自从你接受访问后,大家对你有什么反馈,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张灿辉:我看到一些反应,对我的留言,有学生说希望我再讲下去,因为我讲出了他们的心声。但我也提及过,我只是说出了一部分,我的朋友之中,应该有人比我说得更好。

我一辈子都在大学里读书、研究、教导人,我知道大学教授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对我们广大民众的责任,所以说到要关心中国,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方面,不是一种对历史的关心,而是当下就要去发声。

我最近再看孙中山先生在一百年前说的事情,其实现在有没有真真正正做到呢?两年前我去南京中山陵去拜会孙中山,很多人去了,但我发现很多人只是围着看孙中山的像,忘记了他背后写的字的含意。就像美国Thomas Jefferson Memorial(杰佛逊纪念堂),他把重要的信念写在那里。它(中山陵)全用繁体字写了孙中山相信的自由、民权、选举的事,没人看的。

我的一个台湾的好朋友和我说,是的,孙中山是老广,在广州广东省香山县(出生),他去了香港读书,到全世界搞革命,死的时后安葬于南京,但是遗泽在台湾。他告诉我,孙中山的确创造了中国,可并不是在大陆,而是在台湾。这句话里说的,台湾的政治是不是最好的?但很明显孙中山说的民权,例如选举,的确暂时来说在台湾盛行。台湾每个人有参与政治的权利,她(台湾)尊重人权。而且在这几十年里,哪有人会相信有个华人地区可以一人一票选总统,而且还选了一个女总统,不可能相信的,但是台湾做到了。

台湾做到的事,为什么我们(香港)做不到呢?很明显是权力问题。我们的当权者,没有真真正正的理解到做当权者、做特首的权力来源,责任在哪里。(林郑月娥)777张票就可以成为最高权威,所以没有人记得她。我再这样理解,蔡英文得到817万票,德国总统得到1700多万票,他们是人民选出来的政府,我们?没有。是(中共把)权力给我们这个(香港)政府,两者当然很不同。

但无论如何,当有人说学校、大学任何的地方不参与政治,这绝对是一个无知的说法。当大家都参与政事、参与讨论,那才行。

香港去年的区议会选举,显示出香港也有几百万人参与政事。我们参与管理,尽管是一个地区的事,也是重要的。多讨论,多参与,民主里不一定每个人都对,不是拥有权力的人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们要去讨论,透过我们的理解分析,才慢慢会知道什么是真理,最终我们最关心的是每个人的生活,不单单是我和你。我们要关心整个社区、整个社会、整个香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

香港白色恐怖一浪浪 珍惜当下仅存之民主自由

记者:区议会选举泛民大胜,不过香港警察最近拘捕了不少区议员,包括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琼被捕,他们(港府)想做什么?

张灿辉:这是一场很长时间都打不完的仗,白色恐怖一浪接一浪来。例如我现在可以接受你的访问,可能有一天也会有人不让我接受访问,因为觉得这个影响(到很多)人,他(香港警察)(可能)会做的(采取拘捕行动)。

我想现在香港仍然有言论自由,可以聊天;(香港仍然有)学术自由,如果我写东西没人会禁止我,当然要出版是困难的,有很多地方不肯帮我登报,也不肯给我出书,但有人肯的话,是可以做的。

自由像空气,我们没有空气会慢慢窒息,如同我们在瘟疫中慢慢觉得危险,(只有失去了)才觉得自由可贵。因此我觉得,我们在当下如何去争取,如何去运用,如何真真正正地去享受自由的权利。如果一个人是这样,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时候,我想这个要慢慢(改变)。香港人从去年的反送中之后,在区议会(选举)之后(已经改变了),希望今年的立法会(选举),在建制派里都可以做一些事情,这个会改变的。我在第一辑(珍言真语)说过,我相信历史仍然是人创造的,我们没有一个必然的历史规律是必定如此的,因为历史是人造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

责任编辑:王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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