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言真语】黄国才:政治化促发创作 记录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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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20年03月29日讯】(大纪元记者梁珍香港报导)艺术是生活的反思,近年中共不断插手香港,从雨伞运动到去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层出不穷的负消息,促发艺术家黄国才(Kacey Wong)灵感大爆炸,反送中期间已催生了十余件行为艺术作品,其中,以黑色幽默讽刺元朗“官乡黑警”问题的《财哥》,鲜活的记录了721黑暗一幕。疫情肆虐下,病毒造成人际信任崩溃,黄国才接受《珍言真语》节目专访时,分享其新作的意涵:反求诸己,保护他人。

值此多事之秋,黄国才认为艺术家有灵感还要有行动力,为这个时代做出一些事。

以下是访谈内容整理。

记者: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大纪元珍言真语的节目,今年我们请来视觉艺术家——黄国才先生

记者:在反送中期间已经很多人认识你,你创作了很多相关题材;现在全球疫情大爆发,有否触发到你,给你一些灵感?

黄国才:有的,过去几个月我也没有懒惰,继续在创作一些和社会有关的作品。这两个月做了一些关于口罩的作品,之前新年的时候,香港就出现了抢购潮。我当时意识到应该购备一些口罩,我上去亚马逊看这个黑色口罩,用来衬衣服蛮漂亮的,我订购了,收到发现是湖北仙桃市做的,应该是疫情爆发之前的产品。然后我就做了一个水晶胶,将这个口罩放在里面凝固了,好像口罩在里面飞一样的作品。

记者:你想表达些什么呢?

黄国才:这个作品其实是想表达这个病毒是隐形的,在这个雕塑里面就有很多气泡,而这些气泡在里面凝固,你看上去就在想:这些气泡会不会就是那些病毒呢?但这些气泡其实是在口罩的后面,反映好像我们现在的状态,其实病毒可能不是在外面,而是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先假设自己有病毒,让身边的人可以受到保护。这个概念是比较新颖的。

新作“隔离者” 人走向荒芜 死亡近逼

记者:另外一个作品是什么呢?

黄国才:另外一个作品叫作“隔离者”,是一套电影。将会在下个星期开拍,是我的独角戏。我会去海边的一个石滩,穿得如同野人一样,有很多的求生装备,然后尝试在那里生存和生活。其实是尝试带出像我们现在的文明大倒退,大家不可以外出,外出也不可以见人,吃的、呼吸一口气也会有问题。这个疫情导致我们现在的文明好像变成了一个蛮荒世纪的状态。政府也不可靠了,要靠自己,食物的来源,要自己去抓鱼。

每一口气都好像在提示你死亡,在此情况下,像一个活死人的状态,你如何面对生活?怎样去面对这种恐惧呢?你害怕别人,别人也怕你的,这部电影是关于这个隔离所带出来的一个抽象的表达。

记者:是否以华人为主角?你知道有出现一些排华现象。

黄国才:在我的作品里面,我是化了妆,长头发,戴着眼镜,你不会看到他是哪一个族裔的人。这个病毒它恐怖的地方就是,不只是华人会有,任何一个人,任何会呼吸的生物都可能感染这个病毒,所以它是一种死亡的象征。

病毒造成信任崩溃 生活模式完全改变

记者:其实这个病毒现在也从中共肆虐全球,导致很多人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疫情之下,你认为有没有表现出人性的变化?

黄国才:我觉得最大的变化就是那个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完全的崩溃。香港在2003年萨斯的时候已经经历过一次,大家都因为恐惧对方有病毒,有可能传染给自己。所以就学会一个社会的行为,就是戴口罩去保护自己。那么现在发生这个疫情比起2003年更加可怕。因为2003年萨斯是有病征的,而这次的病毒,它在没有病征的情况下就可以传染,就是因为如此恐怖,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互信、距离,还有生活模式完全会被改变。

中共渗透全球化 每个人发声捍卫信念和价值

记者:那你觉得人应该作出什么反思?你希望你的作品带出什么讯息?

黄国才:我觉得要多说一些这些恐惧,而不是逃避、闭口不言、和谐、可防可控,现在这个病毒全球化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谎言,导致它全球化。如果看报导,其实去年11月就发现这个病毒,可能更早10月也有。来到12月,那些第一前线的医生已经吹哨子警告会人传人,中共的警方把这些医生都抓了,禁止散播“谣言”,消息被封锁,不透明。这种不透明的状态,维稳的状态就是导致这个病毒全球化的原因。

记者:你创作这些题材时会否有一些担心,因为它们现在是在控制舆论。它现在假扮成救世主,全世界都应该感恩中国共产党。你现在戳穿它的谎言,在香港做这些创作有压力吗?

黄国才:我觉得现在这个压力不只是香港,就算你身处于美国、澳洲也会感受到这样的一种压力,中共势力早就已经全球化,在各地各个国家的外交部、各领域都在施压,给你打个电话,然后给你留言(警告)。每天都在发生,所以,我不会把注意力放在恐惧那里。我觉得应该是想以每一个人自身的力量,如何去捍卫信念和价值。

所有事都与政治相关 想抽离不可能

记者:我们可能有很多观众是在海外,不太熟悉你,你可否自我介绍一下。你从事艺术创作已经二、三十年了?

黄国才:是的,我的艺术创作接近三十年了。刚开始的时候没有这么社会政治性的,初期也是建筑或者是雕塑,比较美学、抽象、传统美学的美术。我的艺术创作与社会有关,不想太抽象生活。因为邻近这个中共,香港社会慢慢的越来越政治化,我们的生活就被政治化,所以很自然,渐渐的,作品就与社会政治有关。

记者:现在林郑说医护人员不可以表达政治,袁国勇撤销自己的论文也说不想卷入政治,而你偏偏触碰一些政治题材。你觉得做艺术是否可以避开政治呢?

黄国才:我也是被逼,被逼政治化,我可以这么说,表面上看我们以为是可以切割的。例如我是做饭的,我可以不政治化,或者我做艺术的,我可以很抽离不政治化,但其实是自欺欺人,如果你细心回想,其实所有事都与政治有关。例如你过马路都跟政治有关,红灯就站着,绿灯才过,如果你红灯过马路,你就犯法。你说做饭,买食物的原材料去到超级市场也买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政治,因为它没有缴付进口费,诸如此类。艺术创作更加是,现在可能有某些作品题材,国家政治觉得敏感,那就不让(发表)。

“政治无知”不再 白色恐怖隐现

记者:你有没有受到一些被人噤声,或者有些作品不能发表、展览的例子。

黄国才:过去香港没有的。我说是过去香港,是指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香港是一个很开放的社会,基本上你“饮茶”(上茶楼吃点心)的时候说什么都可以,你(讥)笑英女王也可以,取笑毛泽东也行。大家家常便饭,笑笑就算。所以你看到香港文化,八九十年代“无厘头”的电影是很精彩的,什么都说。不会像中共国内地里面这么多禁忌,因为我们当时可以说是“政治无知”吧!但是过去十多年就完全改变了,就是因为中港融合以后,慢慢地受政治压力而导致,就算是文化方面也慢慢地开始有禁区,或者是有一种无形的防线。举个例子,过去创作一个作品,担心的是作品“不够爆”(没有亮点),没有争议性,想要更“爆”。

但现在很担心“太爆”,很担心会不会踩到红线,那在这个极权的国家之下,那个红线是不固定的。譬如“雨伞运动”的时候,你穿一件黄衣服外出,可能也踩线了。那个(准则)不断地在浮动,不断在浮动也没有明文规定。那现在就变成每个人都在乱猜,很多东西都不让说,很多东西都是红线,变成一种隐形的白色恐怖。

反送中相关作品 记录历史

记者:你也相当高产,你总共有多少作品?例如反送中你做了多少?

黄国才:哇!只是反送中期间我都有差不多十多件,有行为艺术。有一些在前线抗争做的即场作品,有些是示威道具牌,或者是电影,甚至乎最开始的时候做了一个流动的监狱,扮演公安。

记者:是的,我也记得那个(作品),它也“很爆”。

黄国才:那些作品是和那个时代地方有直接关系,有些作品只能在那个时候做,往后再做未必能“做得返”(做回当初的模样),亦不允许做。譬如雨伞运动的时候,我看到警察的威权和警察的暴力越来越泛滥。当时我做了一个作品是扮演警察的,叫作“香港人警告部队”,五个人拿着警告牌到处走。但现在肯定不能做,你如果做肯定会被警察打得残废了。所以必定要有一点点前瞻性,又要有勇气。

记者:你有没有一个最满意或印象最深刻的作品?

黄国才:每个作品我都觉得是OK的。我比较喜欢一些作品具有幽默的状态。最近我觉得比较好笑的作品就是做了一件的作品叫“财哥”。有钱的财。我自己那个没有钱。那是扮演一个过气的黑帮老大。穿得像七十年代的西装(猎装),腋下有一个包这样,长头发戴着一副黑眼镜。

那个作品在元朗721警暴七日之后做的,然后在现场拍摄的。

记者:是在721之后立刻想到的?

黄国才:是的,721之后立刻想到的。我觉得做这些社会艺术政治的作品,反应必须要超快,行动力也要超快,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件就是不断地在酝酿,在出现,你根本无法有一个星期的时间给你去作准备。

记者:你有没有遇到过最危险的时候,觉得身处险境?

黄国才:有,有一次我制作了一个作品,就是扮演一个老人家,那个作品就叫做何伯,扮演一个70多岁的老人家,拿着拐杖,行走了足足三个小时,像演戏一样拐着腿走了三、四个小时,拿着一个牌子写着万“万恶林为首”,林郑的林,参加银发族的抗议,完了之后去政总(政府总部),只剩我自己和助手,我的助手是个小女孩,天桥两边都是防暴警察,离我很近,约4尺左右,站满了两边像黑社会一样拿着棍子像要打人的样子,虽然蒙着脸但从他们的装束和身体语言看得出是一种威吓的情况,那一刻我非常害怕,因为从来没有这么近两旁的距离被夹道送行。

记者:能让你害怕本来是很困难的,因为你已经身经百战。

黄国才:但你看到我整个身体伪装。你可以想像他们是怎么对待年轻人的,非常令人担心。

香港多事之秋 有灵感还要有行动力

记者:透过艺术家看世界的角度是不同的,从反送中到现在疫情,你怎么看社会的发展?

黄国才:我觉得现在香港越来越大陆化,绝对是一种倒退,这种倒退是这一代香港人没有经历过的,比如公安的暴力,各个社会商业阶层都政治化。2019年经历这些状态也做出很大的反抗,很多市民上街抗议,我觉得未来也是这样,不会突然间回到80、90年代那样,所以才会有一个对那个时代的向往,所以口号叫光复(光复香港),假设香港沦陷了,光复去哪呢?我会去思考,那段天真无邪、非政治化,未来政府会更好,都是一种乌托邦的思想,现实当然是非常复杂,我短时间内不会看到真正能光复,但我有时在想,光复这个行动本身就有意义,有时候在一些事情上,我不关注终点,而是关注在那个过程,所以继续去抗争是必然的状态。

记者:是什么动力让你不断有新的作品或向前推进?

黄国才:我觉得是一种自然的反应,作为艺术家这个行业本身对生活的一种反思,香港最好了,每天都有新闻在刺激你,过去我说灵感,其实灵感对我从来都不是问题,特别是这五年可以说是灵感大爆炸,香港很多事发生,你想不接收都不行,每天有很多负面新闻出来让我觉得不只是灵感,还要有行动力,要做些事出来,做什么才适合这个时代、适合自己呢?这是一个挑战。

艺术如同牛顿的苹果 打到头即刻恍然大悟

记者:你是否觉得自己的努力、行动改变了部分人或香港社会?

黄国才:我觉得艺术作品本身是有一个功能的,但艺术的功能不是解决政治问题,艺术最好的功能是把一些看不到的东西带出来,将一些隐形的东西呈现出来。不是有一个故事说牛顿坐在一棵树下,有个苹果从树上掉下来打到他的头?我想艺术作品就像那个苹果,那个苹果就是一个雕塑,一见到雕塑就会打你的头,你就顿然大悟,突然看到、发现一些东西了,突然觉得这个世界有地心吸力了,或一打到你的头,你突然发现这个世界有坏的政治的,过去你看不到,所以这其中是一个很重要的艺术功能。

记者:艺术家与做人也有很大关系,事实上艺术都有真假、优劣之分,你觉得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说是个乱局,你觉得艺术家应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特别在香港你看见有很多形形色色包括娱乐界,你有什么想说?

黄国才:对我自己来说真、善、美很重要,听上去好老土,但艺术是有真的状态,想探求真理、展现真理,善就是做好事,希望作品能让社会、自己、周边更好,有这些隐藏的动机在背后。美肯定人人都喜欢看的,漂亮嘛,漂亮可以消除隔阂,观赏会有心理的满足,这些不只是香港,全世界的艺术家都是在追求这些东西。

记者:我记得你用了法轮功的题材。

黄国才:是,有一次用了法轮功的题材,因为法轮功进入香港是一个现象来的,过去香港很少有宗教的团体在街头进行政治社会抗争(揭露中共迫害),这对我来说是个奇观,尤其是法轮功初期时采取的策略,比如受打压,他们摆放很多学员被虐待(遭受酷刑)的图片,当时很多香港市民像奇观那样看,很多都不相信,只是觉得那些相片不忍看,不看了,只是这样。过了很多年后才开始明白,原来可能是真的,这些被虐待(受迫害)的是真的,后来法轮功的策略就变成了像街头艺术行为那样,也是很吸引我的。

新疆问题 与法轮功学员所讲完全吻合

黄国才:我记得在铜锣湾最吸引我的其中一幕是法轮功学员在SOGO外摆放一个假的病人(真人演示),旁边有一个医生在采摘活人器官,这样的新闻也很震惊,从来没听过,很形象做出来,很吸引人,也让人害怕,因为他属于一种行为艺术。但如果现在看一下新闻,新疆发生了什么事,新疆集中营旁边就有一间医院,而新疆的情况完全与法轮功早前所讲的情况是吻合的,囚犯成了商业、医学挣钱的来源,现在甚至变成囚犯的工厂工业,做球鞋、扫街等,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我当时很留意这个情况,所以,有一次抗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与法轮功有关的作品。

这个政治打压会发生在任何组织身上,不一定是宗教,被打压的状态只因为他人数众多,最后是出走,在海外广传。

记者:说回来,最近你们艺术界也开了记者会,简单的说一下你们艺术界面临受打压的情况。

黄国才:很多艺术界的人希望可以投票,可以选代表自己业界的人进去立法会。香港是一个很变态的制度,什么意思呢,因为他有功能组别,找一个人就可以代表几个业界,比如体育、出版、文化艺术界,一个人可以代表几个业界,是非常粗疏,加上个人是没有票的,比如我在艺术界做了二、三十年,我没有选票可以选自己心仪的人进立法会代表我的界别,必须由公司或一个团体的状态,最近发生了申请团体的状态受到打压。上次的记者招待会就是希望公众能关注自己的权利,和怎么透过政治,拿回自己应有的权利。

责任编辑:连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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