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曉輝:「三大紀律」下的綁票與中共建國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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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紀元2021年04月15日訊】在中共新近推出的百集洗腦微紀錄片《百鍊成鋼:中國共產黨的100年》的第十一集中,說到1927年10月,毛澤東在國民黨的打壓下,逃到了井岡山,開始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陳毅率南昌暴動的剩餘人馬和湘南農軍1萬餘人,與毛會師,成立了紅四軍,朱德任軍長,毛任黨代表。之後,毛、朱率領紅四軍主力轉戰贛南、閩西,創建了贛南和閩西根據地,等等。

然而,洗腦片中沒有提及、大概也不願提及的是,上萬的人馬是靠什麼生存下去的,四處遊蕩究竟為了什麼。要知道,這麼多人,吃穿用度都需要大量錢財的,一方面國民黨的圍剿使其供給困難,另一方面處於偏遠地區的井岡山老百姓大多很貧窮,再怎麼支持毛、朱,也缺乏足夠的力量。

對此,毛是心知肚明。在未站穩腳跟時,為了與周邊老百姓搞好關係,得到老百姓的支持,毛在上井岡山前曾向所屬部隊宣布了三項紀律,即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籌款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到了井岡山後,毛又於1928年1月頒布了「六項注意」,即「上門板;捆鋪草;說話和氣;買賣公平;不拉夫,請來夫子要給錢;不打人罵人」。1929年,又加了兩項注意是:「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找廁所」,後來改為「院子打掃乾淨,挖衛生坑(廁所)」。

這就是後來中共軍隊宣傳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最初的版本,而其目的除了獲取民心外,更是為了在生計上得到老百姓的幫助。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最初中共軍隊頗有土匪作風,曾引起老百姓的不滿。

雖然中共出台了制約軍隊的「紀律和注意」,雖然後來中共在宣傳中將紅軍吹得天花亂墜,但這樣的約束只是針對普通的老百姓,對於有錢的富戶和商人,中共才不講什麼「紀律和注意」,否則如何生存下去?中共官媒曾透露一二。

2011年5月6日,中共《人民日報》官方網站刊文《陳毅述紅軍籌款祕訣:貼條子勒索豪紳 不給錢就燒房子》,這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陳毅1929年在上海向中共中央作的書面報告,報告原載1930年初《中央軍事通訊》創刊號,後收入《陳毅軍事文選》(解放軍出版社1996年版)。

報告中稱,毛上井岡山後,因國軍不斷圍剿導致給養困難,因此逃離井岡山,四處遊蕩。每到一地,毛的紅軍都要張貼標語,宣傳共產思想,同時向當地富戶「籌款」。

由於紅軍每月至少要需要五萬元左右維持生計,所以籌款方式主要有三種:一、城市籌款。紅軍每到一個城市或縣城,就召集商人代表(拒絕與商會接洽),提出最低額款項,限三日交齊。按照陳毅的說辭是「紅軍每寫信到臨縣要款,不必派兵都可以送來」。

二、勒索富戶。如果沒抓到富戶或其家人,就估計其房屋價格並在其房屋上貼一張罰款的條子,限兩日內交款,不交則立予焚毀,每到期不交,則焚一棟屋以示警告。據說,這個方法很有效,紅軍的經濟大多靠這個方法來解決。

三是挖窖。豪紳許多現款藏在地下,紅軍一到其房內便要搜查槍彈或現款。紅軍前後挖得之金子不下三四百兩,挖得之現款常常可得著數百元、數千元或至萬元不等。此外,獎勵來報告富戶窩藏處或其地窖的所在的,亦常常是有效的法子。

在2002年中共地方黨委編纂的《薌江風雲》一書中也記載了中共紅軍對商戶、富戶的勒索。1932年毛隨紅軍東路軍入閩,打進漳州後,紅軍負責籌款的毛澤覃提議按資金多少來定「捐款」數額,由商會評議,定出各途(行業)商戶應「捐助」的數額,指派專人收集,每日集中點繳。籌款人員持紅軍發的證件上街,確保人身安全。「捐款」的商戶,紅軍發憑證,上寫「籌款交清,給予保護」八字,貼在店門口。此舉與土匪、黑社會收取保護費並無兩樣。

中共紅軍除了「勒索」和收取保護費外,更為惡劣的是進行綁票。當年中共紅軍頒布的《籌款須知》中,有迅速捉人及宣傳恐嚇的祕訣:「人是活寶,只有捉到人,籌款就容易。在周密調查結束後就要迅速捉人。捉人的方法要注意運用便衣隊,而部隊中要注意找本地人參加組織。隊員出發時要化裝成各色土民(每次化裝要不同),暗藏手槍,分途出發。特別注意趁黑夜、半夜、雨夜、雪夜,以及拂曉、黃昏這兩個時候。……捉了本人當然好,就是當家的獨生子甚至家屬以及走狗也都可以。」

「特別對其走狗(雇的工人、鄰人等)、小孩、老人、婦女,按當地人情風俗及其家庭情形,分別被捉人的輕重,普通以當家的、父母、獨生子以及上有父母,下有兒女的為最重要,同時未嫁的女子,且只有一個,或媳婦懷孕,娘家又厲害的,也為重要對像。」

綁票後,中共催款的手段也是「貴乎厲辣」,「在必要時,沒收一家的財物,燒一家的房子,或殺一個土豪」,「以及用要燒要殺的形式恐嚇(燒房經過宣傳,拆開大門,倒洋油)等的階段,每階段中都可利用恐嚇催繳。殺人也要經宣傳、擬罪狀、捆綁、寫罪狀、蓋官印的幾個階段。」

中共綁票的一個典型代表正是被中共鼓吹為「英雄」的方志敏。他曾在1930年7月,領導紅十軍偽裝成國軍,洗劫了只有一個營守衛的瓷都景德鎮,綁架了多名外國商人。在得到這些家人巨額「贈款」後才將其釋放。當時著名瓷器美術大師鄧碧珊的家產被洗劫一空,鄧本人因替被搶掠的受害者討要財產,遭到紅軍槍殺。

而在中共1931年建立國中國後,方志敏出任「贛東北省」主席兼財政部長,籌款的主要方式就是綁票勒索。他後來之所以被國民政府圍剿並在逮捕後以「綁票殺人罪」處死,就是因為他綁架了美國傳教士達能夫婦和他們的女兒,在索要巨額贖金遭拒後,將夫婦倆砍頭,而为他们说情的一位不知名的中國人也被一起砍頭。

另一個中共綁票典型代表是盤踞在湘鄂贛一帶的黃公略,他與彭德懷在秋收暴動時,曾公開在湘東響應。台灣史料顯示,黃公略在湘東二年,殺人不下五萬,每攻破一座城,就盡掠富農商人小資產者而走,苛其刑罰,限期勒索,但無論是否收到贖金,人質都要被殺死。

如其在攻破長沙城時,抓了一個富戶遺孀的兒子為質。黃公略令手下將其綁在堂前樹上,用荊棘狀的鉛絲製成的鞭子鞭打他,還傳令以十萬為代價,款不到則鞭不停。富家子弟哀號不止,血流滿地。他的母親披散著頭髮四處奔走,用了一天一夜的功夫,勉強湊足了十萬塊送給黃公略贖子,但看到的卻是一具血肉模糊的屍體。富孀哀號一聲氣絕。

還有網上刊登的李元龍撰寫的《紅軍的綁票和借條》一文透露,1934年11月,賀龍、肖克的紅軍在貴州的黃平縣城抓到了兩個英國傳教士魯道夫•博薩哈特和海曼,以及他們的妻子或孩子。兩個傳教士被紅軍綁起來,「像牽狗一樣」被紅軍牽著走,共有560天之多,而紅軍只為從他們身上勒索錢財進行「長征」。

博薩哈特後來在回憶錄記述道,紅軍向傳教團索要的贖金是七十萬美元。結果,海曼付了一萬塊銀元,博薩哈特則一文未付。但是,與他們一同被關押的那些被俘的中國人身上,紅軍的確榨出了不少金錢。

列位看官,現在總算明白了,中共是如何在惡劣的條件下生存下去的。為了生存,中共不惜勒索、綁票、收取保護費,這與土匪有什麼區別呢?而且與有些「盜亦有盜」的土匪相比,中共實在是連他們也不如。

如此行徑,使得紅軍每到一地時,地主、富戶都聞風而逃,只留下一個上了年紀的親戚或信得過的僕人在家照看財產。紅軍就把這些人逮起來,直到地主交了一筆適當的罰金才放人。如果不交罰金,人質有時就會被處死。

在最初幾年主要靠著勒索、綁票、收取保護費維持生計的中共,又趁著日本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以及日軍進攻上海和華北地區,國難當頭之際,於1931年11月7日蘇聯國慶日,在江西瑞金宣布成立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全國臨時中央人民政府」,公然分裂中國,武裝叛亂,繼續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

中共蘇維埃政權設計了國旗,還將其所屬控制區域稱為「蘇區」,「蘇」字緣於俄語漢譯「蘇維埃」,其發行的貨幣上面居然是蘇共黨魁列寧的頭像。

對於這個國中之國,洗腦片第十三集並沒有好意思直接說出,而是通過鏡頭展示。大概中共也擔心,有心之人會發現中共當年在分裂中國,在搞叛亂,在賣國,再與當下對比,中共是搬起石頭砸自己腳。

在這個國中國中,毛澤東當選主席,毛澤民則被任命紅色銀行行長,後兼任閩贛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部長、對外貿易總局局長,主管中共蘇區的銀行、貿易、財政、工礦等方面的工作。此時的中共應該也意識到了靠綁架勒索不是長遠之計,因此才讓頗具理財才能的毛澤民負責經濟工作,負責籌糧、籌款,這讓中共多少有了一些收入。比如毛澤民曾將蘇區的鎢礦出口到香港,為中共賺取金錢。據說1934年鎢礦產值200餘萬元。

迄今為止,在中共的語境下,這個實質上是分裂中國的國中國卻被視為「共和國的搖籃」,這難道不是莫大的諷刺?不過,中共有一點說的是對的,那就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確實是1949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預演,雖然改頭換面但「內核」卻沒有換,二者都是賣國的政權。

中共的蘇維埃政權存續到日本全面侵略中國的1937年9月,而中共摒棄國中之國的一個重要原因,還是為了保衛蘇聯。原來,當年的斯大林在聽聞西安軍事叛變後,為避免同時在東線、西線和日本、德國作戰,嚴令中共釋放被抓的中華民國領袖蔣介石,並要求中共與國民黨共同抗日。聽從蘇聯主子之語的中共搖身一變,豎起了「抗日」的大旗,並自稱「中流砥柱」。只是假的永遠是假的,隨著一個個謊言的被揭穿,中共無數謊言堆砌起來的政權正在崩塌。

責任編輯:莆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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