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11月03日訊】（大紀元記者安琪加拿大溫哥華編譯報導）「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就職於內陸衛生局的社會工作者阿妮克‧法卡斯（Aniko Farkas）說，患病期間她白天一睡就是幾個小時，情緒低落，恐慌症加劇。
這並非個案，卑詩省工作安全局（WorkSafeBC）公布的數據顯示，心理傷害案件索賠數量從2018年的3,644起躍升至2022年的近6,000起。
據溫哥華太陽報報導，法卡斯在內陸衛生局有一份全職工作，同時在基洛納（Kelowna）一棟輔助生活住房擔任兼職，為濫藥成癮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支持性服務。
在一次結束了8小時的工作後，她繼續到輔助住房大樓工作。同事告訴她，一整天都沒有看到理查德（ Richard），前一晚上他也沒有去領藥。法卡斯知道這很不正常。她認識50歲的理查德已經九年了。她說理查德「可能是我這輩子見過的生活最艱難的人之一，但儘管如此，他還是那麼善良」。
法卡斯到他的房間查看，發現他倒在浴室的地上，臉朝下。她慌忙給一位同事打電話並報警。理查德已經沒有了呼吸，成為卑詩省吸毒過量的又一個受害者。她無法面對這一事實，當晚她失眠了，整晚哭泣。
她以前經歷過一次類似的情況。一年前，法卡斯發現同一棟樓裡的另一位住戶死在了自己的房間裡，附近散落著吸毒工具，她拚命試圖讓他甦醒過來，但毫無結果。
經歷過那次事件幾週後，她回到了工作崗位。但是，這次理查德的死亡給她造成的心理創傷，導致她在家休息了一年多才痊癒。
這種情況在卑詩省呈現日益增長的趨勢，自2018年以來，卑詩省經認證的因創傷後應激障礙等心理傷害而接受幫助的人數量增加了一倍多。COVID-19大流行、吸毒過量以及人手不足、壓力過大都是原因之一。
卑詩省工作安全局（WorkSafeBC）、省政府和僱主已開始做出改變，以應對這種不斷升級的情況，儘管還有更多工作要做。受到心理傷害的雇員的停工時間是受到嚴重身體傷害的雇員的四倍，而整個系統為此付出的代價是後者的三倍。
35歲的法卡斯分享了她的故事，希望這能幫助其他人比她更早地認識自己需要幫助。當時精神科醫生診斷她患有創傷後應激障礙和去理想化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derealization），即一個人感到與其他人和周圍環境脫節。她向卑詩工作安全局提交了索賠申請，該機構是負責裁定並為受傷工人提供賠償和支持的省級機構，經過3個月的等待，她獲得了賠償金。
像法卡斯這樣的經歷並不罕見，卑詩工作安全局醫療保健服務高級主管坦雅•霍頓（Tanya Houghton）說，一些工人因單一的恐怖事件而癱瘓，而另一些工人則因一系列累積的壓力事件而殘廢。
霍頓補充說，自2012年修改省級立法，允許工人在遭受工傷事故後尋求心理傷害賠償，而不僅僅是身體傷害賠償以來，人們越來越多的提出此類索賠。
心理傷害賠償人均13.6萬元
向WorkSafe報告的心理傷害索賠數量從2018年的3644起躍升至2022年的近6,000起。在這些索賠中，該機構批准的索賠數量翻了一番多，從2018年的914起增至去年的近2,000起。
獲批申請數量最多的職業是護士、護理人員以及社會和社區服務工作者，其中包括在支持性住房設施工作的人員。
根據WorkSafe的數據，在2018年至2022年期間，心理受傷的工人平均停工178個工作日，而身體受傷的工人平均停工39天。而心理傷害賠償的平均費用為13.6萬元，是身體傷害的三倍，其中包括心理諮詢、創傷康復計劃和重返工作崗位等服務。
護士受到的心理傷害最多
2022年，護士共報告了874起心理傷害事故，是當年所有職業中報告心理傷害事故最多的，同時也是獲批索賠最多的職業，共314起。
護士們目睹了人類的苦難，遭受了心急如焚的病人的「暴力和虐待」，並忍受著因醫療保健系統的問題而無法為病人提供完整護理的「精神痛苦」。
她說，並非所有理賠申請都能獲得批准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該系統更容易接受因身體傷害而導致的心理傷害，而在接受較難證明的純心理傷害方面仍然過於緩慢。
卑詩護士工會主席吉爾（Adriane Gear）說，最明顯的解決辦法之一就是僱傭更多的員工，因為該省缺少數千名護士。「與此同時，衛生部門仍有義務確保工作場所的心理安全」。
面臨壓力時學會放慢腳步
在離開工作崗位的一年裡，法卡斯曾擔心自己的身體狀況永遠無法返回她所熱愛的精神健康和戒毒領域，也擔心自己再也無法從事社工工作。
不過，她學會了控制自己的節奏，仍在內陸衛生局擔任全職工作，但放棄了一些兼職工作。她正在攻讀碩士學位，但不是全職學生。她還確保自己現在有工作之外的愛好。
「你必須放慢腳步，你必須面對你正在逃避的事情。」 法卡斯現已學會適度放鬆心情，「我不僅能回來工作，而且還很開心。」◇
責任編輯：李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