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3年11月03日讯】（大纪元记者安琪加拿大温哥华编译报导）“那是我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就职于内陆卫生局的社会工作者阿妮克‧法卡斯（Aniko Farkas）说，患病期间她白天一睡就是几个小时，情绪低落，恐慌症加剧。
这并非个案，卑诗省工作安全局（WorkSafeBC）公布的数据显示，心理伤害案件索赔数量从2018年的3,644起跃升至2022年的近6,000起。
据温哥华太阳报报导，法卡斯在内陆卫生局有一份全职工作，同时在基洛纳（Kelowna）一栋辅助生活住房担任兼职，为滥药成瘾和精神疾病患者提供支持性服务。
在一次结束了8小时的工作后，她继续到辅助住房大楼工作。同事告诉她，一整天都没有看到理查德（ Richard），前一晚上他也没有去领药。法卡斯知道这很不正常。她认识50岁的理查德已经九年了。她说理查德“可能是我这辈子见过的生活最艰难的人之一，但尽管如此，他还是那么善良”。
法卡斯到他的房间查看，发现他倒在浴室的地上，脸朝下。她慌忙给一位同事打电话并报警。理查德已经没有了呼吸，成为卑诗省吸毒过量的又一个受害者。她无法面对这一事实，当晚她失眠了，整晚哭泣。
她以前经历过一次类似的情况。一年前，法卡斯发现同一栋楼里的另一位住户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附近散落着吸毒工具，她拚命试图让他苏醒过来，但毫无结果。
经历过那次事件几周后，她回到了工作岗位。但是，这次理查德的死亡给她造成的心理创伤，导致她在家休息了一年多才痊愈。
这种情况在卑诗省呈现日益增长的趋势，自2018年以来，卑诗省经认证的因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心理伤害而接受帮助的人数量增加了一倍多。COVID-19大流行、吸毒过量以及人手不足、压力过大都是原因之一。
卑诗省工作安全局（WorkSafeBC）、省政府和雇主已开始做出改变，以应对这种不断升级的情况，尽管还有更多工作要做。受到心理伤害的雇员的停工时间是受到严重身体伤害的雇员的四倍，而整个系统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后者的三倍。
35岁的法卡斯分享了她的故事，希望这能帮助其他人比她更早地认识自己需要帮助。当时精神科医生诊断她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去理想化症（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and derealization），即一个人感到与其他人和周围环境脱节。她向卑诗工作安全局提交了索赔申请，该机构是负责裁定并为受伤工人提供赔偿和支持的省级机构，经过3个月的等待，她获得了赔偿金。
像法卡斯这样的经历并不罕见，卑诗工作安全局医疗保健服务高级主管坦雅•霍顿（Tanya Houghton）说，一些工人因单一的恐怖事件而瘫痪，而另一些工人则因一系列累积的压力事件而残废。
霍顿补充说，自2012年修改省级立法，允许工人在遭受工伤事故后寻求心理伤害赔偿，而不仅仅是身体伤害赔偿以来，人们越来越多的提出此类索赔。
心理伤害赔偿人均13.6万元
向WorkSafe报告的心理伤害索赔数量从2018年的3644起跃升至2022年的近6,000起。在这些索赔中，该机构批准的索赔数量翻了一番多，从2018年的914起增至去年的近2,000起。
获批申请数量最多的职业是护士、护理人员以及社会和社区服务工作者，其中包括在支持性住房设施工作的人员。
根据WorkSafe的数据，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心理受伤的工人平均停工178个工作日，而身体受伤的工人平均停工39天。而心理伤害赔偿的平均费用为13.6万元，是身体伤害的三倍，其中包括心理咨询、创伤康复计划和重返工作岗位等服务。
护士受到的心理伤害最多
2022年，护士共报告了874起心理伤害事故，是当年所有职业中报告心理伤害事故最多的，同时也是获批索赔最多的职业，共314起。
护士们目睹了人类的苦难，遭受了心急如焚的病人的“暴力和虐待”，并忍受着因医疗保健系统的问题而无法为病人提供完整护理的“精神痛苦”。
她说，并非所有理赔申请都能获得批准的原因之一，可能是该系统更容易接受因身体伤害而导致的心理伤害，而在接受较难证明的纯心理伤害方面仍然过于缓慢。
卑诗护士工会主席吉尔（Adriane Gear）说，最明显的解决办法之一就是雇佣更多的员工，因为该省缺少数千名护士。“与此同时，卫生部门仍有义务确保工作场所的心理安全”。
面临压力时学会放慢脚步
在离开工作岗位的一年里，法卡斯曾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永远无法返回她所热爱的精神健康和戒毒领域，也担心自己再也无法从事社工工作。
不过，她学会了控制自己的节奏，仍在内陆卫生局担任全职工作，但放弃了一些兼职工作。她正在攻读硕士学位，但不是全职学生。她还确保自己现在有工作之外的爱好。
“你必须放慢脚步，你必须面对你正在逃避的事情。” 法卡斯现已学会适度放松心情，“我不仅能回来工作，而且还很开心。”◇
责任编辑：李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