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3年06月24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Terri Wu報導／秋生編譯）距離畢業還有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中國的許多大學生仍在為找工作而奔波。
6月中旬，在一家就業培訓公司舉辦的免費網絡直播研討會上，800名參加者中的許多人——主要是未就業的2023年和2022年的畢業生——正急切地登錄、留言，索取免費的簡歷模板。
會議主持人告訴與會者，「我的許多學員告訴我，他們與父母住在一起，父母一直在責備他們沒有努力找工作。」
主持人補充說，「我可以告訴你的父母：今年找工作非常難。這是市場的問題，不是你的問題，把網絡研討會的情況轉發給你的父母，可以幫助你減輕焦慮。」
在一個流行的中國社交媒體應用程序上舉行的該網絡研討會上，焦慮無疑是與會者的普遍情緒，這一點通過表情符號和評論區的留言表現了出來。宏觀數字顯示了類似的情況。
中共官方發布的5月和4月的青年失業率分別為20.8%和20.4%，大約是總體失業率5.2%的四倍，這也是大流行病措施開始實施之前青年失業水平的兩倍。
這一比率意味著，在城市地區，每五個16至24歲的求職者中就有一個沒有工作。而且這個比例還不包括那些沒有去找工作的人，占中國1億城市青年人口的三分之二。
這種日益嚴重的危機促使中共當局在4月宣布了一系列政策激勵措施，將在2023年底前生效，包括國有企業的子公司擴大招聘，鼓勵金融機構增加招聘，發放更多商業貸款，提供更多的職業培訓，並創造不少於一百萬個實習職位。
不過，根據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5月份的估計，預計未來幾個月的青年失業率仍將上升。
6月18日，該投資銀行還將中國2023年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預測從6%下調至5.4%，理由是宏觀經濟問題——房地產行業問題、債務問題和美中關係緊張等，這些問題不太可能通過中國的刺激措施得到解決。
中共央行在6月中旬開始降息，此前各大銀行紛紛降低存款利率。在高盛下調評級之前，包括瑞銀（UBS）、美國銀行和摩根大通在內的眾多大銀行都作出了類似的評估，降低了中國的GDP增長預期。
早在大流行病之前
英國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中國經濟專家克里斯托弗‧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表示，今天中國的高青年失業率是多年來紙面上快速增長、實際上負債嚴重的經濟狀況的結果。
他說，這個問題在大流行病之前就已經存在了，而且已經醞釀了15年。
鮑爾丁告訴《大紀元時報》，「我不認為大流行病與這個問題毫不相干，然而，我不認為它是主要原因，大流行病可能使情況變得更糟糕了一點，但不管有沒有大流行病，這些問題都會存在。」
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為應對全球金融危機，中共當局發布了4萬億元人民幣（當時為5860億美元）的財政刺激計劃，這相當於2008年GDP的12.5%。相比之下，美國在2008年至2010年的經濟刺激計劃為9390億美元，約占其2008年GDP的6%。中共中央銀行也大大放鬆了貨幣政策，在2008年12月將利率降低了2%以上，達到5.31%。
鮑爾丁說，中國在2008年後走上了一條人為推動高增長率的道路，不顧需求而增加基礎設施建設規模。同時，中共當局、公司和家庭都累積了大量的債務。
根據被稱為「各國中央銀行的中央銀行」的國際清算銀行的數據，中國的核心債務——非金融部門的信貸——幾乎是其GDP的三倍，而美國的比率為2.5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平均比率為2.2倍。
6月17日，中共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了一項新規定，旨在「鼓勵支持相關經營主體重塑信用」。
鮑爾丁說，「這基本上是建議銀行幫助企業修復其信用，而不理會企業的未付款，等等，作為一個監管機構，他們向金融機構提出這類建議，這說明了與債務有關的問題的深度。」
他在談到中共刺激就業的政策時說，「你本來是一個負債纍纍的公司，卻要承擔更多的債務，或承擔更多的勞動力就業。」
中國的家庭債務與GDP之比從2008年12月的17.9%穩步上升到2023年3月的63.3%，美國的比例為65.7%。更有驚人的是，到2020年底，中國家庭債務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達到130%，超過同年美國的100%。
在鮑爾丁看來，中國的供應驅動型增長已經遇到了瓶頸，理論上可以通過刺激需求來解決，然而，他認為推動需求是不現實的，因為中國共產黨無法做到它應該做到的——即賦予消費者權力，允許個人自由選擇。
他說，「我認為中國有很多可能性，或者說有很大的希望，但這絕對需要取消中共那些不會取消的政策」，譬如說，對跨省移民限制和對耕地使用的最新農村管理限制。
中國經濟分析專家安東尼奧‧格拉塞福（Antonio Graceffo）說，中共政權經常通過投資基礎設施來應對經濟困難，但是，這次這種方法可能不會再起作用了。
他告訴《大紀元時報》，「所有合理的基礎設施已經在中國建成；我們正處於所有主要港口、城市，一切都被連接起來的階段，因此，當他們還在建造更多的基礎設施時，其實只是在創造就業機會。」
他說，「你只是在創造就業機會，用公共收入來支付，而且它不一定會產生任何形式的重大GDP優勢。」
這位《大紀元時報》的撰稿人說，這個國家不再有諸如京滬高鐵這樣的基礎設施項目來再次推動GDP增長，「我認為中國已經經歷了他們有史以來最大的增長。」
官方數字的背後
中共官方發布的青年失業率可能沒有反映出全部情況。
16至24歲的求職者包括來自農村地區尋求城市就業的初中和高中畢業生以及擁有本科學位的城市學生。
中國富裕的南方沿海大城市廣州的一所私立大學的教授在接受《大紀元時報》採訪時稱，實際的失業率比官方的20%要高得多——高達80%。受訪時她對其名字、學院和專業領域都匿名，她表示這是為避免被中共追查到。
今年她所在系的350名畢業生中只有兩人找到了工作。6月28日學生們畢業後，必須提供就業信息才能獲得畢業證書。
就業的官方證明是「三方協議」，但是學校也接受任何形式的勞動合同。「三方協議」由學生、雇主和學校共同簽署，以符合當地政府人力資源部門的要求。
這位教授告訴《大紀元時報》，「如果學生不提供就業文件，就不頒發畢業證書；這個規定大家都明白，但沒有寫出來；如果學生向學校或市教育部門質疑這一規定，學校就會以實習學分不足為由扣留畢業證書。」
這位教授說，結果是學生以各種方式偽造就業，比如她的一個朋友的兒子畢業後三年都沒找到工作，卻「被就業」了。
在中國，公立大學的學術水平比私立大學高，收取的學費也較低，是國有企業常見的校園招聘來源，有很多獨特的方法「提高」畢業生的就業率。
這位曾在一所公立大學任教的教授說，公立院校用一種所謂「搭便車」的做法來規避規則。例如，如果一家國有企業給某學院兩個新員工名額，那麼該學院就會給該國有企業提供一份另外12個學生的名單，以簽訂欺詐性的三方協議。這樣一來，該大學的「教育質量」報告看起來更好，也在紙面上降低了失業率。
由於三方協議不是真正的勞動合同，簽署這種「搭便車」的文件並不帶來實際就業。
去年，這位教授開始從她的學生那裡聽說就業困難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今年變得更加突出。在廣州，大多數學生在外資或中國私營企業找到工作；很少有學生去國企，因為進入國企，學生的家庭關係很關鍵。此外，由於外國投資離開中國，以及當局對私營部門的鉗制，外資和私營企業的工作機會也大幅縮減。
焦慮增加
位於日內瓦的聯合國機構國際勞工組織稱，2022年全球青年失業率大約為14%（pdf），15至24歲的年輕人失業的可能性是成年人的三倍。
相比之下，中國20〜30歲人口的失業率大約是其整體失業率的四倍。新加坡國立大學社會學教授楊李唯君（Jean Yeung）告訴《大紀元時報》，「這確實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她還估計，青年失業率高於20%，因為有人就業不足，找不到全職工作而不得不從事兼職工作，或者大材小用。
楊在談到年輕人的情緒時說，「總的來說，焦慮、失望和對未來的懷疑肯定會增加。」
她補充說，為獲得第一份工作所遭遇的困難，被看作從青年步入成年的標誌，很可能會影響到他們接下來的婚姻以及生兒育女。
斯坦福大學2019年的一項研究顯示，與那些在經濟繁榮時期畢業的大學生相比，在經濟衰退期間畢業的大學生在10到15年內收入較少，不走運的大學畢業生結婚生子的可能性也較小。
格拉塞福警告說，青年的高失業率可能會導致對中共及其領導人習近平的幻想破滅。
他說，「從某種程度上講，年輕人對中共這樣的政治體系運作的確是最為重要，中共控制了教育，向孩子們灌輸中共的政策，並希望他們熱愛黨。」
他補充說，「這些孩子沒有兄弟姐妹；除了他們的父母和中國共產黨，他們沒有其它可以依靠。」
他說，中國的一些年輕人因此熱衷於一場名為「躺平」的反文化運動，以放棄對物質財富的追求來抗議越來越少的工作機會和惡劣的工作條件。
畢業生供需失衡
儘管由於年輕人缺乏工作經驗，在形勢不好的時候，青年失業率往往高於整體人口，但楊把中國的情況概括為「供應增加，需求減弱」。
自1999年以來，中國開始實施大學擴招政策，以促進所希望的從勞動密集型經濟向技術和知識型經濟過渡。這導致了大學畢業生的指數式增長。
2000年，約有100萬名大學生畢業。這個數字在2022年上升了10倍，達到1000萬，比2021年增長了18%。
一方面是畢業生人數增加，另一方面是工人需求減少，這個問題部分是由中共的大流行病封鎖措施所致，部分歸咎於與大流行病無關的政策。
5月份的數據顯示，在需求不振的情況下，製造業和服務業正在衰退。
同時，中共對私營部門的打壓導致科技、房地產和私人輔導行業的大規模裁員，而以往這些領域通常會僱用許多應届畢業生。
掙扎中的學生轉而選擇攻讀研究生。在北京，今年擁有研究生學歷的畢業生預計將首次超過有學士學位的畢業生。
根據北京市教育委員會的數據，去年擁有高級學位的畢業生人數約為11萬人，比本、專科畢業生少4萬人。但是今年，擁有高級學位的畢業生將達到16萬人，比擁有本科學位的畢業生多出1000人。
中共為解決青年失業問題所做的嘗試，如允許更多學生報名參加研究生課程，以及國有企業一次性擴大招聘等，都只是臨時性的解決方案。楊教授認為，這些都是「踢皮球」。
在她看來，關鍵是要推動員工需求的增長，這將需要私營部門和國有企業招聘更多員工。
她說，「中國需要非常努力地讓人們的信心和精神重新振作起來」，並補充說，中國需要讓市場運作起來，以滿足人們對大流行病後的期望。
楊教授補充說，鑒於青年群體在整體消費中貢獻了巨大的份額，根據高盛的估計，20%的青年失業率將進一步拖累中國疫情後的經濟復甦。
一個「自作自受」的問題
紐約傳播公司Vested的首席經濟學家米爾頓‧埃茲拉蒂（Milton Ezrati）認為，青年的高失業率暴露了習近平的經濟導向。
埃茲拉蒂說，儘管習近平經常宣稱他希望中國從一個中低技能的經濟體轉向一個以服務為導向的經濟體，但是，他的實際優先事項是在製造業和採礦業，把這些行業當作其獲得全球主導地位的工具。根據一份官方報告估計，由於大學畢業生的技能不匹配，到2025年將有近3000萬個製造業工作崗位無法填補。
埃茲拉蒂說，中共的青年失業問題是「自作自受」（self-inflicted），「如果習近平忠實於他的野心，建立服務型經濟和知識經濟，那麼目前的問題可能會存在，但不會那麼嚴重。」
「他一方面談論知識經濟和服務型經濟，一方面非常強調在某些關鍵行業有效地占領市場，比如在芯片製造、電動汽車及電池行業。」
在他看來，中共的出路是採用市場經濟，但這是共產主義政權絕不會做的，因為中央計劃的權威性來自根深蒂固的核心意識形態，而市場經濟則意味著私營部門的繁榮，中共在近三年來一直在打壓私營部門。
他說，「我認為，對中共來說，最大的威脅是大型消費型企業擁有獨立的權力來源。」
原文：IN‧DEPTH: China’s Economy Is Faltering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李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