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5年12月16日訊】在許多中國人的記憶中，「只生一個好，政府來養老」並不是一句遙遠的政治口號，而是一種日常存在。它刷在村口的白牆上，寫在學校圍牆上，也貼在計劃生育辦公室的門口。人們每天從它面前走過，久而久之，便不再覺得需要解釋。
那是一個生育不再屬於家庭，而被國家接管的時代。是否「響應號召」，不僅決定一個家庭的命運，也決定一個人是否被視為「覺悟高」。正是在那個階段，生育權開始被系統性地從個人和家庭手中抽離，交到了國家手中。
而我，是在那樣的制度背景下出生的人之一。
從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是一個本不被允許存在的生命。在計劃生育的邏輯中，我不是孩子，而是「超生」「違規」「必須處理」的對象。母親懷上我之後，第一反應不是喜悅，而是恐懼。她被迫挺著肚子四處躲藏，逃避隨時可能到來的強制引產。
在村莊的牆上，寫著刺眼的標語：「該紮不紮，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扒房牽牛。」這不是宣傳，而是赤裸裸的威脅。政策執行者找不到她，便闖進家裡抄家、罰沒財物，甚至用折磨牲畜的方式逼迫她現身。那一刻，我的生命是被追捕的。
後來，她被抓到衛生院，等待引產。沒有選擇權，沒有徵詢意見。在制度眼中，她是「違規者」，而我，是一個必須被終止的「數字」。只是因為一次偶然的延誤，她在夜裡逃了出來，我才得以活下來。不是因為法律，不是因為制度，而是因為一個母親的絕望反抗。
這不是個案。
在計劃生育被全面推行的幾十年裡，強制上環、強制結紮、強制引產，在許多地區並非偶發，而是被默許、甚至被制度化的執行方式。女性的身體，被視為可以隨時介入、隨時調整的「管理對象」。生育，從一個自然的生命過程，變成了層層審批的行政指標。
這套制度之所以能夠長期運行，並不完全依賴個人的惡意，而依賴一種高度有效的考核機制。幹部的升遷、單位的評優、集體的政績，都與「達標率」直接掛鈎。在這樣的體系中，尊重個體反而成了一種失職。制度的冷酷，只需要服從。
官方敘事中，計劃生育的「成功」常常以數字呈現：出生率下降了，人口結構被「優化」了。但在這些數字背後，是無數未被記錄的人生。失獨家庭在晚年失去唯一的孩子，卻長期得不到制度性支持；被迫放棄、被送走、甚至從戶籍系統中消失的超生兒童，長期處於身分灰色地帶。
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的人口問題開始顯現：勞動力下降、老齡化加速、養老金體系承壓。政策迅速轉向：二孩、三孩、鼓勵生育。但這種轉向，並未伴隨著任何對過往的反思。
當年被要求「少生」的人，如今被指責「不生」；當年因生育而受到懲罰的選擇，如今又被要求承擔「責任」。政策在變，邏輯卻始終如一——個人始終只是被動服從的對象。
在許多國家，涉及大規模人權侵害的公共政策，往往需要通過調查、道歉與賠償來面對歷史。而在中國，計劃生育這場持續數十年的制度實踐，從未經歷真正的清算。沒有公開道歉，沒有責任追究，沒有檔案開放，也沒有系統性的補償。
這段歷史，彷彿只是「自然結束」了。但對那些被強制終止的生命、被永久改變的人生而言，它從未真正結束。
回顧計劃生育的時代變遷，並不僅僅是討論一項人口政策的成敗，而是在追問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一個可以隨意進入家庭、進入身體、卻從不承擔責任的制度，是否真的尊重人的尊嚴？這個問題，至今仍然沒有答案。
而我之所以寫下這些，是因為我曾是那個不被允許出生的人。我活下來，是偶然，也是倖存。而倖存者，有責任為那些沒有機會開口的生命留下記錄。
責任編輯：朱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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