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1月12日訊】(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Kathy Barnette撰文/信宇編譯)毫無疑問,明尼蘇達州並非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詐騙中心。
美國民眾正在目睹的一切,包括大規模的福利和託兒欺詐、執法不力、政治癱瘓以及日益高漲的公眾憤怒等,這並非偶然。這是數十年來政策制定者們制定政策的必然結果,而這些政策的制定者們原本無需承擔後果,也無需為犯錯付出任何個人代價。
要誠實地面對這個時刻,必須同時堅持以下幾個事實,必須毫不退縮,也不允許故意歪曲對話內容。
首先,詐騙是真實存在的。
數百萬納稅人的錢被盜;政府監管失靈;警告被忽視;問責機制遲緩、閃爍其詞,甚至根本不存在。犯下欺詐罪行的人應該受到起訴。對於非美國公民的違法者,驅逐出境並非殘忍——這是違反居留權授予條款的合法後果。
其次,公眾的憤怒是真實的,也是合理的。
源於現實的焦慮
美國人的恐懼並非杞人憂天。
他們擔憂人工智能(AI)會取代工作崗位,H-1B簽證數量在工資停滯不前的情況下卻不斷擴大,教育水平下降,戰爭曠日持久,生活成本持續上漲。他們對那些競選時高喊改革口號,卻鮮有實際行動的領導人感到失望——即便這些領導人掌控著白宮、國會和關鍵機構等。
當辛勤工作、納稅並遵守規則的公民眼睜睜地看著數百萬美元通過欺詐手段被挪用,然後又眼睜睜地看著政治領導人拖延時間、逃避責任或欺騙公眾時,憤怒是不可避免的。
這種憤怒並非種族主義,而是對背叛的正當回應。
這無關種族 而是關乎文化
對話往往在這裡被故意歪曲。
揭露明尼蘇達州的欺詐行為與種族無關——與任何人的膚色無關。而是與民族、文化和行為有關,也與拒絕坦誠談論同化(assimilation)問題有關。
種族並非指膚色,而是一套共同的文化規範、價值觀、信仰和行為模式等。的確,明尼蘇達州的欺詐行為似乎高度集中在一個特定的族群中——這個族群源自一個國家崩潰(state collapse)、宗族統治(clan rule)、部落忠誠(tribal allegiance)和長期動盪不安(chronic instability)的國家。
這個觀察並非道德評判,而是一項社會學事實。
在高度信任的社會中 文化至關重要
眾所周知,東非國家索馬里幾十年來一直是一個失敗的國家。它沒有持久的制度來治理,而是由非正式的宗族網絡和受混亂局面影響的生存動機所主導。
當大量來自這種環境的人被重新安置到一個高度信任的社會——一個建立在服從、執法和共同公民規範之上的社會——而沒有嚴格的同化要求時,其結果不應該讓任何人感到驚訝。
除了容易被別有用心的政治人物和尋求權力或資金的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簡稱NGO)利用外,一些從高度混亂的環境中遷徙而來的索馬里社區可能會形成封閉的飛地——實際上,這相當於在高度信任的美國社會中重現了失敗國家的某些特徵。在這樣的環境中,部落忠誠可能會取代公民義務,非正式網絡可能會取代法治,而對美國文化或道德上的薄弱認同感則可能使針對公共系統的欺詐行為更容易被合理化。
混亂不會因為跨越國界而消失,它會適應環境。
為什麼同化必須成為一項強制性要求
美國是一個高度信任的社會。它的運轉得益於絕大多數公民對責任和公平有著共同的期望。美國人努力工作,繳納稅款,並承擔相應的義務,同時也享受權利。他們期望規則得到公平對待,並相信儘管制度並不完美,但其目的是為了獎勵誠實、努力和守法等。
只有當政治精英、他們的盟友以及新來者都受到同等標準的約束時,這種社會契約才能維繫。具體而言,新來者必須——明確且毫不含糊地——融入這些規範,而不是重蹈覆轍,重現他們離開時的舊有模式。如果平行體系取代公民義務,或者敵視規則治理的文化規範被允許肆意滋生而不承擔任何後果,那麼一個高度信任的社會也就無法長久維繫。
缺乏同化作用的同情不是同情,而是疏忽。
無需集體愧疚的問責制
這一切並不意味著要追究集體責任。集體罪責既不精確,又會適得其反,而且它很容易讓那些設計、促成或忽視系統性缺陷的政策制定者、官僚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免於承擔責任。
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嚴謹的框架,區分身分與行為,區分人口與政策。犯有欺詐罪的個人必須受到起訴。犯有嚴重欺詐罪的非公民必須依法被驅逐出境。而那些縱容、忽視或包庇此類行為的政策制定者和機構也必須承擔責任。
指責整個群體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同時,拒絕承認清晰且反覆出現的行為模式也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如果問責制不加區分或完全缺失,那麼問責制就失去了意義。
前方的道路選擇
社會前進的道路並不複雜,但是需要我們的決心。
如果國家層面的回應是否認問題的存在,那麼就會喪失公信力。如果將問題簡化為種族問題,就會失去清晰度。如果公眾的憤怒從當權者轉移到特定群體,那麼失敗將無法挽回。
領導力要求拒絕這三個現象。
這無關仇恨,而是關乎標準,關乎法律。一個社會要麼維護法治,要麼允許每個人按照自己認為正確的方式生活。這無關排斥,而是關乎同化。這無關尋找替罪羊,而是關乎問責——向上和向下的問責。
如果美國想要停止承受混亂,就必須正視造成混亂的決策,執行現有的法律,迅速追究違法者的責任,並堅持要求任何想在這裡生活的人都必須完全融入使國家運轉的道德和公民秩序。
作者簡介:
凱西‧巴內特(Kathy Barnette)是《一無所有,一切皆有可能:在美國做黑人保守派》(Nothing to Lose, Everything to Gain: Being Black and Conservative in America,2020)一書的作者。
原文:Fraud, Failure, and the Cost of Not Demanding Assimila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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