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5月11日訊】（英文大紀元記者Jonathan Miltimore撰文／信宇編譯）1961年夏天，一位年輕的美國心理學家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開始了一項關於服從（obedience）的實驗。他當時還不到30歲，師從被譽為「心理學之父」的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戈登‧奧爾波特（Gordon Allport，1897—1967年），他不久前剛從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獲得了心理學博士學位。他想通過實驗，了解普通人是如何參與暴行的。
這些實驗的時機似乎並非巧合。就在幾個月前，全世界見證了德國納粹官員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1906—1962年）的審判開始，他曾協助管理德國納粹頭子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年）臭名昭著的死亡集中營（death camp）。
這位研究人員出生於美國紐約，父母都是猶太移民。他設計了一項頗具爭議的實驗，實驗中一人（「教師」/ the teacher）對另一人（「學生」/ the learner）施加電壓從15伏到450伏不等的「電擊」（electric shocks）。第三人（「權威人士」/ the authority figure）則身穿實驗服，監督整個過程。
實驗的玄機在於，實際上並沒有施加任何電擊。那些聲稱遭受「電擊」的人，其實都是演員。這項實驗旨在探究：當受到權威人士的指令去傷害他人時，人們究竟能做到什麼程度。研究人員得出的發現令人深感不安。
絕大多數參與者都願意繼續施加電擊，即便那位充當「受試者」的演員已經因為痛苦而尖叫，苦苦哀求他們停手，並最終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只要那位身穿白大褂的研究人員向他們保證一切安好，實驗對象便會繼續使用他們以為具有極度危險性的高壓進行電擊——而在實施這個行為的過程中，他們往往還會緊張地發笑或面露微笑。
「普通人——僅僅是履行著自己的職責，且自身並不懷有任何特定的敵意——卻可能淪為某種可怕且極具破壞性的過程的幫凶。」該項研究的主持者、美國著名社會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拉姆（Stanley Milgram，1933—1984年）後來總結道。
怪物還是小丑？
在米爾格拉姆於耶魯大學進行實驗的同時，艾希曼的審判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繼續進行。審判於1961年12月結束。他被判有罪，並於次年被處以絞刑。
然而，審判揭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真相。儘管檢方試圖將納粹分子描繪成受無盡的殺戮慾望所驅使的殘暴之徒，但其他人卻看到了不同的景象。
「儘管檢方竭盡全力，但每個人都能看出這個人不是『怪物』（monster）。」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1963年的《紐約客》（The New Yorker）雜誌上寫道，「但確實很難不懷疑他是個小丑（clown）。」
阿倫特注意到了許多人忽略的一點：艾希曼在很多方面都像個普通人。他與家人和朋友關係融洽，看起來是一位盡職盡責的丈夫和父親，對四個孩子關愛有加。評估過他的大約六位精神科醫生一致認為，他的心理狀態正常。
「總之，比我檢查過他之後的樣子，他看起來要正常得多。」有人打趣道。
阿倫特在德國出生，是一位在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任教的學者，她曾經逃離納粹德國。她認為艾希曼只是納粹機器中的一個齒輪——一個平庸的官僚，而非披著人皮的野獸。阿倫特指出，儘管他所處的機器邪惡至極，但是艾希曼的主要缺點或許在於他的野心。
她寫道：「他這麼做，唯一目的就是想勤勤懇懇，在納粹官僚機構中得到晉升。」
邪惡的真正根源是什麼？
艾希曼或許更像一個小丑，而非一隻怪物，但這並不能免除他的罪責。然而，阿倫特揭露了她所謂的「平庸之惡」（the banality of evil，這個說法至今仍在使用），揭示了更為真實也更為令人不安的真相。從某種意義上說，她呼應了米爾格拉姆的結論：普通人「盡職盡責」（doing their jobs）時，可能在不知不覺中成為破壞的幫凶。這並非因為大多數人生來邪惡，而是因為大多數人都是循規蹈矩的順從者，傾向於服從權威。
「群體心理學（psychology of crowds）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網絡雜誌《小羽毛筆》（Quillette）創辦人、澳大利亞著名記者克萊爾‧雷曼（Claire Lehmann）在2020年的一篇社交媒體帖子中寫道，「因為大多數人都有從眾心理，所以很明顯，一旦一定數量的意識形態擁護者在一個組織或社會中占據主導地位，就會達到一個臨界點，然後群體就會盲目跟隨。」
雷曼寫下這些文字時正值新冠病毒（COVID-19，中共病毒）全球疫情大流行期間，世界各國政府紛紛發布一系列缺乏科學依據的指令，大量民眾被迫服從。大多數服從命令的人並非出於惡意，他們只是出於恐懼，被迫執行命令，常常將責任推卸給權威。
從某種意義上說，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正是為了研究這一點：普通人會因為一個身穿白大褂的人的指示而服從到何種程度。米爾格拉姆的研究結果——以及許多人在疫情期間的行為——提醒我們，服從權威是罪惡最強大的根源之一。
「當我們回想人類漫長而陰暗的歷史時」，英國小說家兼化學家查爾斯‧珀西‧斯諾（Charles Percy Snow，1905—1980年）在1961年寫道，「我們就會發現，以服從之名犯下的可怕罪行，比以反叛之名犯下的罪行還要多。」
斯諾說得對。順從的慾望是邪惡的主要驅動力之一——甚至可以說是最大的驅動力——這就是為什麼不順從往往是一種美德，即使它常常被忽視。
2005年，尚未就任天主教會第265任教宗的約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1927—2022年，即本篤十六世/Benedictus XVI）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古羅馬總督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約公元前1世紀—約公元39年）和要求處死拿撒勒人耶穌（Jesus of Nazareth）的民眾都不是「徹頭徹尾的邪惡」（utterly evil）。相反，他們是軟弱的，一方面屈服於官僚主義，另一方面屈服於暴民的壓力。
「正義被軟弱、懦弱以及對『統治性思維』（ruling mindset）強令的恐懼所踐踏。」這位後來的教宗寫道，「良知那微弱的聲音，被人群的喧囂所淹沒。邪惡的力量，源自優柔寡斷以及對他人看法的顧慮。」
世上當然有惡人。然而，人性的弱點、融入群體的渴望以及對權威的服從，往往比純粹的惡意更能滋生罪惡。或許正因如此，在我們的歷史中，我們才會敬佩那些不畏後果、在權威面前堅持正義的人。
德國著名神學家迪特里希‧朋霍費爾（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年）之所以敢於反抗納粹，是因為他很早就認識到了他們的邪惡，並拒絕向其妥協。他領導認信教會（Confessing Church）抵抗國家控制，並支持阻止希特勒的行動，這些行動最終導致他於1945年被處決。具有良知的德國資本家奧斯卡‧辛德勒（Oskar Schindler，1908—1974年）利用他的工廠庇護了一千多名猶太人免遭滅絕，冒著被監禁和處死的風險。英國護士伊迪絲‧卡維爾（Edith Cavell，1865—1915年）在一戰期間庇護了盟軍士兵，並幫助他們逃離德占比利時；她也因此被處決。
早在他們之前，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Socrates，前470年—前399年）和耶穌基督（Jesus Christ，約前6年至前4年—30年或33年）等古典人物就曾挺身對抗當時的權力結構，並為此獻出了生命。時至今日，我們依然銘記他們的歷史功績。
邪惡聯盟
我第一次聽說米爾格拉姆的實驗，是在將近30年前，那時我在大學讀本科課程。我記得當時心想，我絕不會像他實驗中的那些人那樣行事——僅僅因為某個穿白大褂的人向他們保證他們不用承擔責任，就去傷害別人。然而，當時年僅18歲的我卻足夠清醒地意識到這種本能的缺陷。每個人都會有這種感覺。在我們自己的故事裡，我們永遠都不是那個怪物。
「人們在閱讀納粹德國的歷史時，總是覺得自己是辛德勒。」加拿大心理學家兼作家喬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觀察到，「他們總是覺得自己是那個會救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二戰期間猶太少女，《安妮日記》作者）的人……他們從來不會把自己看作是施害者。」
我們自然而然地會把自己視為英雄而非惡棍。但米爾格拉姆的實驗，以及更廣闊的歷史表明，在我們中間行走的阿道夫‧艾希曼遠比朋霍費爾或辛德勒多得多——並非因為他們是怪物，而是因為他們順從、隨波逐流，或者正如阿倫特所言，他們平庸無奇。
俄羅斯著名文學家、197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1918—2008年）曾經指出，善惡之間的界限貫穿於每個人的內心。然而，或許邪惡最可靠的盟友並非仇恨或惡意，而是軟弱、恐懼和順從——這些無聲的力量正是當權者用來脅迫民眾服從的工具。
因此，我們不僅應該對權力的集中保持警惕，還應該努力培養個人反抗權威的美德：勇氣、謹慎和堅韌等。
原文：The Science of Manipulation: Why Good People Follow Orders to Do Bad Thing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責任編輯：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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