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一年一度的父親節。
近年，每當父親節接到女兒問候時，我的心總是「咯噔」一下，不由想到自己已故的父親。
我輩「生在新會社、長在紅旗下」，小時候只曉有宏大敘事的節日：三八國際婦女節、五一國際勞動節、六一國際兒童節、七一建黨節、八一建軍節、十一國慶日，而傳統節日只剩下與吃相關的中國新年、中秋、端午了，父親節自然排不上號。
早在一九四五年的民國，為鼓勵頌揚在前線浴血奮戰的父親們，中國創立過自己的父親節，日期是八月八日，取諧音「八八——爸爸」，台灣承繼這個節日至今。
一九九一年，也許為順應加入WTO，大陸引入表達人情和溫馨的美國父親節（每年六月第三個禮拜天），十多年後美國的母親節也隨之跟進。為表現中國「特色」，近年，中國敬老的重陽節等傳統節日也開始恢復。
都說父愛如山，母愛似海，唯其如山，才頂天立地支撐一個家；也唯其如山，才平凡得似乎無言可贊。所以，每遇父親節，我總覺得關於父親有話想說，卻不知從何說起，便在「咯噔」中度過一年又一年。
最近查閱資料，偶然看到湖北應城城隍廟的一副對聯：「為人須憑良心，初一十五何用你燒香點燭；做事若昧天理；半夜三更謹防我鐵鏈鋼叉。」這是我爛熟於心的一副對聯，從小到大不知聽父親念叨過多少遍。此刻重溫，我似乎找到了父親的生命底蘊，也在重新審視父親時認識了獨特的中國教化傳統。
都說中國人（主要是漢族）沒有宗教信仰，不要說以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徒評斷如是，即使以中國人自稱的多數信仰佛教而言，中國人的佛教徒和泰國、緬甸更不要說西藏的佛教徒也不能同日而語。上述有宗教信仰國家的人，在生活中依循宗教教義自我節律自我約束。那麼，沒有主體宗教的中國人靠什麼自戒？又靠什麼延續社會和家庭的嘉言懿行？就靠代代相傳勸人行善懲惡的箴言！
不僅湖北應城城隍廟，全國各地的城隍廟都有類似的對聯，不妨隨手摘幾處：
遼寧錦州城隍廟——「善來此地心無愧；惡過吾門膽自寒」；
貴州關嶺城隍廟——「進來摸摸心頭，不妨悔過遷善；出去行行好事，何用點燭燒香」；
山東膠州城隍廟——「要作好人，自古忠臣孝子都有善報；要做壞事，請看大奸巨惡怎樣收場；」
福建永定城隍廟——「為惡必滅，為惡不滅，祖宗有餘德，德盡則滅；為善必昌，為善不昌，祖宗有餘殃，殃盡則昌」；
合肥城隍廟——「任憑爾無法無天，到此間孽鏡台前，還有膽否；須知我能寬能恕，何不把屠刀放下，回轉頭來。」
……
這些對聯在各地的老百姓中傳揚教化，成為他們為人處世的戒律。毋庸置疑，應城城隍廟的對聯是湖北老老少少尊奉的信條。父親在湖北黃陂出生長大，十三歲時，父母兄長因患肺結核先後病故。失恃失怙的父親成了孤兒，開始自食其力的流浪生活。他從故鄉帶出的唯一財富，就是受教於父母的「為人須憑良心……」那是他信奉一生的「教義」和座右銘，塑造了他的人格品性，規範了他的行為準則。
在上海長大的人眼中，黃陂無疑是偏僻鄉村。所以，當我在毛時代看到父親在履歷表的出身（當時最重要）一欄填「城市平民」，才知黃陂有城鎮，具四千多年悠久歷史，還出過兩度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三度任副總統的黎元洪等名人。
從父親寫一手漂亮的小楷，可知祖父母身前供他上過幾年私塾，家境本屬小康，可惜雙雙早夭而使父親落難。所幸，父親憑這點文化底子，小小年紀勇敢地走出黃陂闖蕩世界。
父親先到武漢。當時的武漢不僅是九州通衢，還有英、俄、法、德、日的租界及收回租借後建立的特別區，是僅次於上海的第二大城市。然而，城市再繁華，對十三、四歲自謀生路的孩子總是艱難的。父親困頓地生活了一、兩年，聽人說上海更容易討生活，又不安分了，便不甘滯留武漢，決定再去上海覓機會。
父親沒有從武漢直達上海的盤纏，就一路做小工一路前行。中途在蘇北一家地主家幫工度過一段日子，除了得到食宿，可能積攢了一點錢，讓他得以順利到達目的地上海。
十五、六歲依然是孩子，在上海也只能在餐飲店等處打雜，燒火、做飯、也學些做麵食點心的活维生。多年後，父親以此教育我們子女勞動觀：這世上，他見過抽鴉片好吃懶做在街頭凍死的，沒見過踏實苦幹在家裡餓死的。
父親到二十歲左右就想找固定工作。那年月外地人都湧到上海討生活，找一份正式工作並非易事。
一九三七年日本人占領上海，在滬西有個法國人越出租界在華界擴展的地區，在治安管理上日、法兩方職責不清。就有有見識的華人向日、法建議成立滬西警局，因此需要招募巡警，父親經人介紹去應聘。招募要求是：年齡二十歲以上三十五歲以下，體魄強壯，視聽正常，粗通文字，語言清楚，熟悉地形。父親的條件都符合，唯有粗通文字一條，當時不設考試，難以鑒定。招募官正巧有一份文檔要抄寫，就問父親你會嗎？那真是父親擅長的。於是，父親用一手漂亮的繩頭小楷連續幾日抄完文檔，就此順利進入警局。
事實上，當時中國成人文盲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父親扎扎實實讀過幾年書就算「有文化的」，從他的同事常找他幫忙寫東西也可見那輩人的受教育程度。
父親在他漫長的員警生涯中，做過兩件可圈可點的事。
一件事發生在父親當上員警不久。
一次，父親上班巡街，有一個黃包車夫向父親稟告，有位乘客把一個包裹遺忘在車上，不知裡面放著什麼，請巡警查找失主。父親打開包裹看？竟然是鼓鼓一包銀元，乘客好像剛從銀行提出。父親不假思索地把銀元上交給警局。對父親這樣低薪警員，如貪心吞下便是一筆鉅款，但那不符合「做事不昧天理」的信條，他斷然不為。
另一件事大約發生在一九六四春末夏初，那時我已記事。
一天下午，父親作為交通警在一個銀行附近的馬路上站崗，忽聞「有人搶錢！」的喊叫聲，只見叫喊者雙手痛苦掩面，前面有人手提一個袋子飛跑。父親知道那人就是搶劫犯，就拼命追上去，一邊追一邊叫那人「站住！」搶劫犯是個小夥子，哪肯就範，跑得更快了！父親已是中年，當然跑不過他。就在這時，有個年青人踏一輛黃魚車迎面過來，父親叫他把逃犯撞到，機敏的年青人見員警抓逃犯，飛快衝上去，罪犯躓撲於地……
受害者是某單位的會計，提了幾十名職工的工資從銀行出來，搶劫犯用香蕉水噴他的臉，然後奪走他手上的錢袋……當時上海的犯罪率極底，這是惡性大案，成為聳動一時的新聞，父親與小青年為此立了大功。父親所屬單位召開表彰大會，騎黃魚車的小青年和父親分獲一、二等功，當地刊物作了專題報導，父親受獎的照片登在扉頁……
對此，父親淡然處之，那是他作為員警應盡的職責，一如二十年前他上交一大包銀元，並不認為自己做了什麼了不得的事。他感到欣慰的是，罪犯束手被擒，錢袋完璧歸趙，幾十個家庭一個月的生計沒受影響。
父親是民國時期的舊員警，屬新政府「寬大政策」的留用人員，政治上是不被看重的。何況，按共產黨的評價標準，父親「光埋頭拉車，不抬頭看路」，只知勤勤懇懇工作，政治上不要求「進步」。
不錯，父親不介入甚至不關心政治，而且一向如此。
當年在國民黨統治時期，警局裡就有不少中共地下黨，父親有一個同事就是地下黨員。「解放後」多少年過去，他來我家，父親就提他過去的匿名番號「一三七0」，父親怎麼知道他的地下黨番號？也許他動員過父親加入地下黨？不得而知！總之，父親是個循規蹈矩的人，安分守己地過普通日子，不會越軌幹「驚天動地」的大事。
那次父親抓了強盜立了功，黨組織開始對他另眼相看，動員他爭取入黨。父親雖不主動追求「進步」，但領導賜予青眼引導他入黨，他自然十分在意和尊重。記得父親花了好幾天寫入黨申請書，他也許預感自己最終加入不了，從沒對子女說過寫申請書的事。我是從他和母親邊說邊寫中透出的話語猜出的。
父親入黨的事果然沒有下文，這是必然的結果。爭取入黨，你必須不停地向組織寫思想彙報，還必須學會向「聯繫人」和上級溜鬚拍馬，這一切父親統統不會。
事實上，父親只有「為人須憑良心……」的人性，連基本的階級覺悟都沒有，哪裡培育出鐵面無情的黨性。
文革時期，公安局裡清理階級隊伍，「解放前」的普通警員已是經過改造的「新警員」，而警長屬於國民黨「殘渣餘孽」，都是批鬥對象，父親過去的上級王警長儘管退休也沒倖免。那時，父親經常唉聲嘆氣對母親說，王警長是個好人，僅因當過警長就遭迫害，也太不講道理了。王警長很快沉痾加身，父親常去探望他，直至他七十多歲去世。
也是文革中的好幾年，每到父親生日，總有一對兄妹挎了一籃麵條來給父親做壽。他們進門就叫父親「哥哥！」我好生奇怪，父親孤兒一個，連表兄妹都沒有，哪裡冒出一雙弟妹？原來就是父親在蘇北地主家幫傭的那家兒女。地主的兒子後來到上海讀大學法律，五七年被戴上右派帽子，文革中也逃不了挨鬥。兄妹倆找上父親，也是攀上當員警的親戚，遭難時有點依靠。父親明知兄妹倆的意圖，也不避嫌，每次都熱情地招待他們。
僅從父親和他們的交往就擊破了共產黨的仇恨教育。地主和做雇工的父親非但沒有你死我活的鬥爭，彼此還相當親和。地主全家知道父親的生日，肯定是父親幫工時逢生日，地主給他吃一碗雞蛋生日麵。父親到上海後也一定寫信與地主聯繫，不然他們後來到上海也不會找到父親。
父親不僅豎立不起「階級仇」，連「民族恨」都確立不了。三十多年前，我去日本留學。行前，父親突然跟我說，日占時期他在警局工作，有一個日本同事，叫「古國義夫」，他是個好人，他們當年共事得不錯，如果我能找到他，提起父親的名字他一定記得。
我没去做大海裡撈針的事。卻知道在父親的觀念裡，只有「好人壞人」之分，缺乏應有的「敵我」意識。
從這件事上我也認識了父親的另一面，這麼多年父親從沒提起過曾經有一個「日本同事」，他知道這事非同小可，萬一我們知道洩漏出去要闖大禍。
仔細回溯，父親雖然謹小慎微，不經意中也會談點見解，並非是不分是非的糊塗人。
比如，每次提到張學良，父親就向我背一首詩：「趙四風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哪管東師入瀋陽……。」這是馬君武寫的《哀瀋陽》，「九一八」事變不久發表在上海《時事新報》，儘管朱五（朱湄筠）和影星蝴蝶為此蒙不白之冤，因譏諷了沉湎女色誤國誤民的公子哥張學良，便在全國廣為流傳，父親顯然也十分認同。
提到蔣介石，父親也有事要說。一次，他在東平路九號宋美齡公館（著名的「愛廬」）前值崗，看到蔣介石和宋美齡出來，身邊僅有兩、三警衛。蔣介石好像遠遠地和父親招了手，也好像是特意上來和父親握了手。到底是招了手還是握了手？父親說得含含糊糊，就像他從不和我們提「日本同事」，他怕出言不慎横生事端。但說完這事父親總是一聲長歎「蔣介石糊塗啊！」
父親的言下之意我是懂的。他暗下在拿毛澤東作比。
毛每次來上海總是下榻在早已不對外開放的錦江飯店。飯店已經壁壘森嚴的安全了，還對外保密，連所屬的盧灣區公安局也沒人知道，僅派一些便衣員警去飯店周圍巡邏。我們住在附近的居民，如果知道毛離我們咫尺相距，還要激動死！
這就是父親對毛蔣的認識。
儘管如此，奉公守法的本性讓父親那點是非觀隱而不露，更不要說產生摻和政治的念頭。
父親在為人上更加無原則了。
他有一位同事，看人下菜碟，在員警制服的左口袋放一包「大前門」香煙；右口袋放一包「飛馬牌」，見到上級和求人時就敬上「大前門」，遇到腳碰腳的平輩，就遞去「飛馬」。以我的性格，不會與這樣的人來往，但父親和他相交了一輩子。還有的同事更過分，逢年過節常臨時上門請父親代班，有時甚至我們全家正圍桌吃飯，父親也丟下飯碗就走。有些人明顯是利用父親的善心占便宜，父親卻從不拒絕他們。
即便如此，父親與這些同事相處幾十年，從沒聽他說過那些人的壞話，更沒聽他說過恨誰，倒把「靜坐常思己過，閑時莫論他非」當口頭禪。
對此，我有點不以為然，心裡對父親頗有微詞。
本分自律與人為善做人固然好，但在一個弊病叢生的國度，在一個人心叵測的社會，無論對人對事，喪失原則就是縱容小人，助長歪風。尤其是國家大事，先賢有言「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只有人人關心積極投身，才能推動社會改良時代進步。若人人都只知做好好先生，社會永遠一潭死水，國家也不可能走上正道。
後來我去日本，才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父親。
日本能夠在短短幾十年間就進入最先進文明國家的行列，就靠像父親那樣的老百姓，為人和睦相偕，處事誠實敬業，憑此創造出傲人的經濟奇蹟。至於政治問題，仰靠民主制度，老百姓選出議員為代言人，由他們籌謀主導國家大政方針。也就是說，在政治清明公平正義的正常社會，不需要人人時時關心政治，卻需要父親那樣勤勉淳樸的公民。
當年的民國儘管不是民主政體，卻具資本主義特質，個人不僅可以擁有財產，也擁有一定程度的言論空間，整個社會還葆有沿襲千年的良善民風。父親就是民國鑄造出來的遺民，他一生帶著民（國之）風，即使身子跨進「新社會」，心腦還留在民國，習慣性地慎獨守正，杜絕惡行，始終沒被「新時代」整形蛻變。
父親幼時，全家染病，他卻倖存，憑的是超強的免疫力。此後他奉行「為人須憑良心」，所以初一十五從不去寺廟燒香點燭；恪守「做事不昧天理」，半夜三更也從沒有防鐵鏈鋼叉之虞，每天倒頭就睡，一生無病無災，在近五十年的工作期間幾乎沒請過病假。退休後他也極少跑醫院，臨終前幾年雖有腦萎縮之症，也無忍疾患之痛，可謂懷菩薩心腸，得吉人天相。
阿彌陀佛！
父親：喻金聲，生於一九一八年（民國七年），卒於二0一一年（民國一百年），享年九秩晉三。
寫於二0二三年中華民國父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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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方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