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記得女士們」——關於第一個住進白宮的女主人

1776年3月31日，麻薩諸塞州布倫特里（Braintree）。

約翰·亞當斯正在費城，為大陸會議是否宣告獨立日夜奔走。他的妻子留在家鄉，獨自照看四個年幼的孩子，操持農場，還要應付天花和腮腺炎在鄰里間流行的恐懼。

她提筆寫信給丈夫，信裡夾雜著家務瑣事、戰事消息、孩子的病情，寫到最後，她忽然添了一句話，彷彿只是隨口一提：

「順便說一句，在你們即將制定的新法典裡，我希望你能記得女士們，對她們比你們的先人更寬厚、更友善一些。不要把那種不受限制的權力，全部交到丈夫手裡。記住，所有的男人，只要有機會，都會變成暴君。」

這封信，後來被稱為「記得女士們」（Remember the Ladies）信，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常被引用的句子之一。

寫下這句話的女人，叫阿比蓋爾·亞當斯（Abigail Adams）。

一、那個沒上過學的博學女人

比蓋爾·亞當斯，1744年生於麻薩諸塞州的韋茅斯（Weymouth），父親是當地牧師。

按照那個時代的慣例，她沒有接受過正式學校教育——當時的女孩，幾乎沒有人能上學。但她的家中藏書豐富，外祖父和父親都鼓勵她大量閱讀，她靠著自學，讀通了歷史、神學、政治哲學，文筆和見識，遠超同時代許多受過正規教育的男性。

1764年，她嫁給了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一位剛起步的律師。兩人此後的婚姻，留下了超過一千一百封往來書信——這些信件，成了後人理解這個革命年代家庭生活與政治思想最珍貴的第一手資料。

約翰常年在外，奔波於大陸會議、外交使命，阿比蓋爾則獨自留守，撫養孩子，管理農場財務，還要應對英軍逼近波士頓時的種種恐慌。她在信裡寫的，不只是家長里短，更是她對戰局、對政治、對人性的敏銳觀察。

她是那個年代裡，極少數能與丈夫進行真正意義上政治對話的妻子。

二、「請記得女士們」

「請記得女士們」這句話，在今天常被解讀為美國最早的女權主義宣言——彷彿阿比蓋爾在要求婦女選舉權。

但多數歷史學者指出，這個解讀，其實有些超前了。

仔細讀她的原文，阿比蓋爾真正抗議的，是當時普通法（common law）下，丈夫對妻子幾乎擁有的絕對權力——婚後女性的財產、人身權利，幾乎全部歸於丈夫掌控，妻子若遭受家庭暴力或財產剝奪，幾乎沒有法律救濟的途徑。她要求的，是約束這種「不受限制的權力」，而不是直接要求選舉權或政治參與。

但她信裡那句「所有的男人，只要有機會，都會變成暴君」，以及那句近乎挑戰的警告——「如果不對女士們特別關照，我們決心發動一場叛亂，不再受任何我們沒有發言權、沒有代表的法律約束」——這幾句話，套用的正是她丈夫和他的同僚們，用來反抗英國統治的那套語言。

她精準地把殖民地對英國的政治論證，轉過頭來，用在了丈夫自己身上：你們抗議「無代表不納稅」，那麼女性在沒有任何政治代表的情況下，憑什麼要服從男人制定的法律？

這是一種極其聰明的修辭策略——她沒有發明新的論點，她只是讓丈夫，正視自己論點裡那道未曾察覺的裂縫。

三、邦克山的炮聲

1775年6月，距離她寫下那封「記得女士們」的信還有將近一年，阿比蓋爾經歷了另一場更直接的恐懼。

邦克山戰役（Battle of Bunker Hill）爆發那天，她帶著七歲的兒子約翰·昆西，爬上自家農場附近的一座小山丘，遠遠望著波士頓方向。將近20公里外的戰場，炮聲隆隆，硝煙清晰可見。她後來在信裡描述那一天的心情，說自己「整日都在恐懼與顫抖中度過」，因為丈夫的好友、大陸軍將領約瑟夫·沃倫（Joseph Warren）就戰死在那場戰役裡——而她和孩子們，距離戰火，近得讓人無法假裝若無其事。

1776年，她甚至帶著孩子們接種了當時尚屬危險、爭議極大的天花疫苗，只因她判斷，比起疫苗的風險，等待天花在混亂的戰時自然蔓延，後果只會更糟。

也正是這樣的經歷，讓她寫給約翰的信，從不只是噓寒問暖，而是夾雜著大量具體的軍情判斷、人事評價乃至政治策略上的建議。她不是在後方等待消息的旁觀者，她是把整個家庭、農場，連同自己的判斷力，一起押在這場戰爭上的人。

「記得女士們」這句話，正是從這樣一個位置上寫出來的——不是一個閒適貴婦的突發奇想，而是一個親歷炮火、獨自扛起一個家卻在政治權利上毫無發言權的女人，提筆寫下的，最切身的質問。

四、約翰·亞當斯的回信

約翰·亞當斯收到這封信，是怎麼回應的？

他在回信裡，把妻子的這番話，當成了一個玩笑。

他寫道：「至於你那部不尋常的法典，我忍不住要笑了……我們很清楚，不能廢除我們那套『男性的體制』。儘管它依然全面有效，你知道，它大多只是理論上的——我們從不敢真正全力施展我們的權力。我們被迫謙和、緩步而行，而在實踐中，你知道，我們其實才是臣服的一方。」

這段回信，輕鬆、調侃，帶著夫妻間慣常的鬥嘴語氣，卻也誠實地暴露了那個時代革命理想的邊界——這群正在為「人人生而平等」奔走呼號的男人，當這句話被指向他們自己家裡的權力結構時，他們的第一反應，是笑一笑，然後把話題岔開。

阿比蓋爾的提醒，最終沒有寫進任何一部新法典。婦女選舉權，要再等144年，直到1920年，才在美國正式實現。

但這封信留下來了。一封寫於戰爭陰影下、本只打算私下交流的家書，250年後，成了每一堂講述美國革命的課堂裡，一段繞不開的文字。

五、第一個住進白宮的女人

阿比蓋爾的政治參與，並未止於書信裡的私語。

獨立戰爭期間，她在丈夫長期缺席的情況下，獨自支撐家庭，也密切關注政局，常在信裡向約翰提出具體的政治判斷和建議——對某些將領的評價，對某些政策走向的預判，她的見解時常比丈夫身邊的同僚更加敏銳。

1797年，約翰·亞當斯就任美國第二任總統，阿比蓋爾成為第二位「第一夫人」。1800年，新落成的總統官邸（即今日的白宮）尚未完工，潮濕陰冷，許多房間還在裝修之中，但阿比蓋爾仍是第一位入住這座建築、並在此主持政務社交活動的女主人。

她在白宮期間，依然保持著犀利的政治見解，丈夫的不少政治決策，背後都有她的參與和影響。她也是美國歷史上極少數同時身為「總統夫人」與「總統母親」的女性——她的兒子約翰·昆西·亞當斯（John Quincy Adams），後來成為美國第六任總統。

她公開反對奴隸制，是當時少數敢於直言此事的政治家眷屬之一。她也是那個尚未進入現代的時代裡，少有的、見識最廣博、政見最明確的女性聲音之一。

尾聲

1818年10月，阿比蓋爾·亞當斯在麻薩諸塞的家中因傷寒去世，享年73歲。約翰·亞當斯在她去世後寫道，他失去了「半個世紀以來唯一的朋友」。

她沒有看到婦女選舉權實現的那一天，沒有看到她信裡那句警告，真正寫進任何一部「新法典」。

但她那句「記得女士們」，活了下來。它不是一份政治宣言，不是一場演說，只是一個忙於家務、惦記著遠方丈夫的女人，在信末隨手加上的一句話。

兩百五十年後，這句話依然被反覆引用——不是因為它改變了當時的法律，而是因為它精準地指出了一個革命尚未抵達的角落：當一群人高喊「自由」與「平等」時，總有一些人，被悄悄漏在了這兩個詞的邊界之外。

阿比蓋爾沒有等到答案。

但她讓那個問題，留在了紙上，留在了歷史裡，等著後來的人，慢慢去回答。

〈自由的締造者〉系列將陸續推出，下一篇：白宮廣場上的那座雕像——他率領法軍與華盛頓並肩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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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王愉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