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六月初，北京，長安街上的風帶著初夏的燥熱。
天安門廣場上，人潮一浪接著一浪。學生們徹夜不眠，有人倚著帳篷打盹，有人圍坐低聲談論，有人獨自望著那座城樓發呆。對峙已經持續了一個多月。
然後坦克和衝鋒槍的聲音傳來了。
在那些最後的日夜裡，廣場上出現了一條巨大的橫幅，白底黑字，筆跡有力，像是有人在顫抖中仍然把每一個字按進了布料裡：
不自由，毋寧死！
不遠處，那座由學生連夜趕製的民主女神像高舉火炬，迎著夜風矗立。她的身旁，另一面標語上同樣寫著那句來自美國獨立革命的名言：
"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這句話從哪裡來？它跨越了兩個世紀，翻越了太平洋，從一七七五年美洲殖民地一座教堂的講台上，一路燃燒到一九八九年初夏北京的夜空下。說出這句話的人，是一個叫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維吉尼亞律師。
那一天是1775年3月23日。距離北美獨立的第一聲槍響，還有不到一個月。
那個靠口才起家的人
帕特里克·亨利，1736年生於維吉尼亞州漢諾瓦郡（Hanover County），父親是蘇格蘭移民，擔任地方法官，家境尚可但並不富裕。亨利年輕時嘗試過農業和商業，都沒有成功，負債累累。
二十四歲，他開始自學法律。用了不到兩個月，便通過了維吉尼亞的律師資格考試。考官對他的法律知識印象並不特別深刻，但被他的口才折服，勉強讓他通過了。
他很快在法庭上建立起名聲，不是靠法律文書的精密，而是靠那種能夠抓住陪審員和旁聽者心理的演說才能。他的聲音、節奏、措辭，有一種罕見的感染力，讓聽眾覺得他說的話不只是論點，更是他們自己心裡早就有但說不出來的東西。
1763年，他以一場「牧師訴訟案」（Parsons' Cause）一鳴驚人。案件本是關於牧師薪酬的法律糾紛，亨利卻把它變成了一場關於殖民地自治權的政治演說，當庭質疑英王干涉殖民地立法的合法性。這在當時幾乎是叛逆言論，但陪審員和旁聽者都起立為他歡呼。
牧師訴訟案讓他聲名鵲起，但真正把他送上殖民地政治舞台中心的，是兩年後的另一場風波。
1765年5月，亨利剛當選維吉尼亞議會（House of Burgesses）議員不到幾天，趁著會期將近尾聲、許多資深議員已先行離席返鄉，提出了一系列決議案，矛頭直指英國國會剛通過的《印花稅法》（Stamp Act）——這項法案要求殖民地所有印刷文件，包括報紙、合約、撲克牌，都必須貼上繳稅憑證。
亨利提出的決議案主張：只有殖民地自己的議會，才有權向殖民地徵稅，倫敦的國會無此權力。這個主張，直接挑戰了英國國會的至高權威。
辯論中，亨利說到激動處，脫口而出一句話：「凱撒有他的布魯圖斯，查理一世有他的克倫威爾，而喬治三世——」話未說完，台下已有人厲聲打斷，高喊「叛國！叛國！」
亨利面不改色，接上了下半句：「——願喬治三世，也能從他們的下場中得到教訓！如果這就是叛國，那就儘管把它當作叛國論處吧。」（If this be treason, make the most of it.）
決議案最終以些微多數通過。消息透過殖民地各地的報紙廣泛流傳，維吉尼亞的亨利，一夜之間成了反抗《印花稅法》的旗手。他在維吉尼亞乃至整個北美的聲望，越來越高。
那場辯論，到底在吵什麼
1775年3月20日，第二屆維吉尼亞大會（Second Virginia Convention）在里奇蒙召開。出席的代表約一百二十人，喬治·華盛頓、傑佛遜、後來大陸會議的第一任主席佩頓·倫道夫（Peyton Randolph），都坐在台下。台下也混雜著不少效忠英王的旁聽者。
3月23日，會議第四天，亨利提出了三項決議：組建一支「訓練有素的民兵」；譴責總督長期拒絕召開議會；要求維吉尼亞立即進入備戰狀態。
這三項決議，等於是在沒有英國授權的情況下，自行組織武裝力量——這已經不是請願，而是準備動武的姿態。
會場立刻分裂。多數溫和派代表主張繼續等待——英國對大陸會議最近一次和解請願的回覆還沒有送到，貿然備戰，可能反而坐實了「殖民地圖謀叛亂」的指控，把和平談判的最後一點空間也賭掉。
亨利從座位上站了起來。
他對主持會議的倫道夫說：「在座這些先生的愛國心和才幹，沒有人比我更敬重。但不同的人，看待同一件事，常有不同的眼光，因此，如果我所持的意見，恰與他們截然相反，還望不被視為失禮，容我坦率直言，不加保留。此刻不是講求虛文客套的時候……擺在這個議會面前的，是攸關這個國家存亡的大問題。對我而言，這不外乎是自由與奴役的抉擇而已。」
接下來的部分，他逐一反駁了那些主張等待的理由：過去十年，殖民地已經一再向國王和議會請願、抗議、懇求，換來的回應，是更多的駐軍、更多的稅、更多的壓制。如果十年的溫和懇求都換不來一絲讓步，憑什麼相信，再多等幾個月，結果會有所不同？
他抬高了嗓門說道：「如果想要獲得自由——如果我們決心要捍衛我們一直在為之奮鬥的那些崇高權利，如果我們不打算卑賤地放棄我們長期以來進行的這場光榮鬥爭……我們就必須戰鬥！我再說一遍，先生們，我們必須戰鬥！訴諸武力，求助於萬軍之主，是我們僅剩的唯一選擇了。」
他甚至一針見血地指出，戰爭事實上已經開始了——「先生們！你們可以高喊和平，和平！但已經沒有和平了。戰爭實際上已經打響！下一陣從北方颳來的風，將會把刀劍交鋒的聲音，送進我們的耳中！我們的弟兄已經身在戰場了！我們為什麼還要站在這裡，袖手旁觀？」
整篇演講的最後，他說出了那句後來被反覆引用的話：
「生命難道就如此珍貴，和平難道就如此甜美，值得用鎖鏈與奴役的代價去換取嗎？全能的上帝啊，請不要讓這樣的事發生！我不知道別人會選擇什麼道路，但對我而言——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
說完這話，他雙臂猛然張開，彷彿要把自己的胸膛迎向想像中的刀劍。
據後人回憶，整個會場鴉雀無聲，沒有人鼓掌，也沒有人說話——但那種寂靜，比任何歡呼都更有分量。在場的喬治·華盛頓神情凝重，彷彿正在權衡這個國家即將付出的代價；一位名叫愛德華·卡林頓（Edward Carrington）的上校，當時站在教堂窗外的草地上聽完了整場演講，深受震動，當場要求，死後葬在這座教堂的庭院裡——35年後，這個請求得到了兌現。
人群的沉默維持了幾秒鐘，直到有人喊了一聲：「拿起武器！」（To arms!）接著就是此起彼伏的高喊，一浪高過一浪：「拿起武器！拿起武器！拿起武器！」
大會隨即通過了武裝民兵的決議。維吉尼亞，這個13個殖民地中人口最多、份量最重的一個，從此正式走向了戰爭。
值得一提的是，這段演講當時並沒有逐字記錄。我們今天看到的完整文本，是1817年由傳記作家 William Wirt 根據在場人士的回憶整理發表的，距離原演講已過了四十多年。因此，學界普遍認為，這句名言很可能忠實反映了亨利演講的精神，但未必是一字不差的原話。
然而，無論其精確措辭如何，「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 已成為美國革命最具代表性的口號之一。它被收入教科書、鐫刻於紀念碑、在無數政治演說中被引用，兩個半世紀以來一直象徵著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自由並非便利的附屬品，而是值得人們為之付出最高代價的價值。
一七九九年六月，帕特里克·亨利在維吉尼亞的家中去世，享年六十三歲。
〈自由的締造者〉系列將陸續推出，下一篇：拉法葉侯爵——兩個世界的英雄，華盛頓有個法國兒子
（點閱【自由的締造者】系列文章。）＠＊#
責任編輯：王愉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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