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李圓明採訪報導)海外民運精英連續三年出品六四歌曲。今年再出新品,表達海外遊子對祖國的摯愛,追求自由民主的千年風骨,呼籲更換中共體制的舊政權。引發了更多共鳴。
今年是天安門六四屠城事件的第37年,越來越多塵封的照片和視頻被公布,讓人們看到,在血與火中,那種熱情而堅定的信念。人們堅信,「從那一刻起,中國人醒來了,新紀元開始了」。六四已被歷史永遠記住,精神不可磨滅。
「不自由毋寧死」,成為很多中國熱血青年所踐行的、推崇的、捍衛的精神。
《六四詩集》主編、美國財闊房地產公司總裁、六四文化傳播協會理事蔣品超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每年到了6月的時候,在紐約,在洛杉磯,在悉尼等等全球的那些大城市,都有人們來表達自己的哀思,來抒發自己的理想,對六四當年所倡導的那種願景,表達自己的訴求。人的良知是扼殺不了的,遠遠高於那些低能的靈魂,這一個風骨是永存的。
蔣品超從2024年開始創作、推出六四歌曲,今年的《祖國》更是獲得了「藝術性和政治性結合」的好評。
歌詞中寫道:
祖國,已在他們手中累得生息將無
他們看我烈馬飛奔
為何我還鑽木取火
……
我烹煮的烈酒在六月已與那些倒下的屍骨結盟
我們等不來的春天
會在六月的春天裡每年盛開
遺骸千年,生長我千年風骨。
蔣品超告訴記者,在中國,當局所宣揚的祖國,只代表著中共政府。而真正的祖國,還有很大一部分像這些流亡海外的精英,他們是中國的國寶,是有才思、有理想、有抱負的一群熱血的人。
「因為有這些人,所以中共還不敢膽大妄為到進一步像希特勒那樣對中國百姓實行慘無人道的滅絕政策,而且在中國國內還有大批被關押的政治精英、文化精英,在香港有黎智英、何俊仁、李卓人這些人,他們是真正香港的良心。
「而中共這一群人,連累了這麼好的一個國家。這個國家本來該欣欣向榮、蓬勃發展的。中共這箇舊的政權,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導致人們的自由、人權、民主根本蕩然無存。所以要適應新的形勢的發展,適應民主的潮流,給老百姓他們真正所需要的,讓普世價值能夠代替專制的極權。」
耶魯大學退休教師 六四親歷者:站出來捍衛人性
歌曲的顧問之一康正果是耶魯大學的退休教師,也是六四事件的親歷者之一。他與記者分享、回顧了這段歷史。
1989年的5月胡耀邦去世。在共產黨嚴厲的統治下,任何一個校園的抗議活動馬上就會遭到嚴酷鎮壓的。學生藉由紀念胡耀邦表示對現實的不滿,比如,物價飛漲,特權階層利用手中的特權去倒賣一些從國外來的奇缺物資,就是所謂的官倒。
康正果當時在西安交通大學任教,開了一門唐宋詩詞鑑賞課,是個比較熱門的課,學生有一百多人。當天安門廣場上的靜坐開始的時候,大概班上的學生有三分之一都去了北京,課堂比較冷清了。
但是康正果當時並沒有參與學生活動,因為他不相信共產黨通過溫和的這麼一種靜坐,學生向官方善意的懇求,就會真正放棄他們的無產階級專政。
「這倒不是我的膽怯。」康正果出身地主家庭,從沒寫過入團申請書。他愛讀書,愛寫日記,1963年考入陝西師範大學。在1964年一場反修正主義的政治運動中,學校以「思想反動,焚毀反動日記」的罪名把他開除,後被判處勞教。
1989年6月4日凌晨,康正果聽到美國之音,還有台灣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6月3日晚上天安門屠城事件真實的報導,同時又傳來交大的40多個學生為了保護自由女神被坦克壓死了(後來證實此為假消息),他不顧妻子的阻撓,用一張白紙寫了「朝這兒開槍」,用大頭針釘在T恤上,頭上纏著一個白布,騎著自行車遊行至西安的新城廣場。
「我作為一個教師,我的學生竟然被堂堂中共政府軍人的坦克車壓死了,如果我不表示一種憤怒,我就不配當一個老師。我不完全是從政治的立場上,而是從人性的立場上。我一直在涉及政治,但我並不是一個政治的人,我是一個捍衛人性的人。」他說。
當時在整個全城抗議大遊行的過程中,連馬列主義教研室的人都已經開始跟著學生抗議了。在遊行的過程中,康正果敏感地看到有人拍照、有人錄像。到了6月7、8日,教育部下令全國大學放假,8月15日,全國的大學提前開學,開始50天清查。
康正果被公安局審查了好幾個月,因為參與六四,被停止評定高級職稱。還有的老師因為做了幾次演講,被逮捕了。
1990年的夏天,康正果收到美國耶魯大學寄來的一封信,原來他的著作引起了海外學者的關注。1993年夏天,康正果參加了耶魯大學舉辦的一個討論古典文學和婦女研究的會議。1994年的春天,他受邀到耶魯大學教書。
康正果回憶,過程中他經過了嚴格的審查,在出國之前要「消毒」,不允許說這個、不允許說那個。因為他在公安局記錄在案,又專門被提審到公安局去上一些安全方面的課,有錄像課程,什麼該說、什麼該做等等,必須簽字等等。
他提交給會議的論文還要讓系裡權威的教授去看一看有什麼意識形態出格問題,因為是古典文學,所以老教授說「出發點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好歹算是通過了。
所以康正果認為,中國隨著經濟的變化,各種時興的文化的流行,這種表達的自由、尺度和空間要比六四的時候要大得多了。也就是說,以前被認為所謂資產階級的腐朽的東西都回來了。不但沒有禁止,而且是在縱容、在放大,只要不反黨,不動習近平所說的最基本的幾點,你就再荒淫無恥,都無所謂。
他觀察到,六四學生出於很淳樸的願望,反官倒,希望黨中央能清除這些官倒。現在的情況正好是整個黨中央到各地全部被官倒化了。已經變成強大而繁榮的、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其中的一個社會體系了。而且這個腐敗已經進入了學術領域。
「只要共產黨還掌握著政權,中國是沒有絲毫民主的可能性。」他說。
對於中共的本質,康正果提到了他2015年在台灣出版的書——《還原毛共:從寄生倖存到詭變成精》,把共產黨描寫成就像西遊記中的那種妖怪,經過一定的修煉、吸血,倖存下來,然後成精了。
「共產黨也就是農民起義,在新的世界形勢裡,受了蘇聯布爾什維克的影響支持,通過武裝鬥爭,吸收了所謂的貧下中農,或者在民國時候的一些失意者,也就是社會的邊緣分子。如果沒有日本侵華,共產黨早就被國民軍消滅掉了,這就是中國歷史在運轉過程中的一個差錯和不幸了。
「如果沒有蘇俄的插手,沒有美國杜魯門政府在內戰過程中迷失了方向,不但沒有有力地去支持中國民眾反而從中作梗,使得面臨被滅亡的共產黨,結果又壯大起來,顛覆了國民政府,所以整個的中國就變天了。這是歷史的一個非常弔詭,對中國人民來說,非常不幸的這麼一個變化。」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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