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05日訊】（大紀元記者王淨純報導）在1989年6月4日鎮壓事件37周年之際，美國國務卿盧比奧發表聲明紀念「六四」，多國駐華使團和駐港總領事館公開悼念「六四」，全球多個城市也發起舉辦各種紀念「六四」活動。37年了，中共試圖讓人們忘記「六四」，但是就像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CC）兩位主席所說，「中共可以占領廣場，但無法支配人的良知；它可以審查歷史，但無法抹殺記憶。」
「六四」在中國必然發生的原因
「八九六四」已經過去37年，被中共指控為「指揮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的王軍濤博士，做客新唐人電視台《時事縱橫》表示，1989年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在6月9日主持召開了一次參與鎮壓的軍隊幹部的會議，他說，這場風波遲早要到來，是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決定的。
王軍濤，現任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北京大學原子核物理專業理學士，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專業碩士，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系比較政治專業博士。1989年「六四」事件後在國內逃亡，1989年12月4日被《人民日報》指稱為「煽動、組織、指揮反革命暴亂的重要案犯」，1990年11月24日，王軍濤被捕入獄，以顛覆政府罪、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被判刑13年。
「六四」的發生離不開80年代的大環境。當時國際上，里根就任美國總統，自由民主世界開始出現蓬勃發展的局面，而國際共產運動開始面臨困境，蘇共敗相已露，東歐國家就差最後臨門一腳把共產主義政權推翻。在國內，在毛澤東去世之後，中國經歷了一段解凍期，在民間有「民主牆」，官方有胡耀邦主持的「理論務虛會」。在中共高層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進行所謂的經濟改革，還有政治改革的嘗試。知識份子開始接觸西方的現代政治思想、哲學思想等。
當西方思潮進來，富裕起來的人，獲得了社會地位的人，就開始向政府要更多的權利和自由的空間。1989年那年有三個紀念日，一個是中共建政30周年，第二是法國大革命200周年，還有中國的五四運動70周年。知識界年初就開始醞釀，準備大張旗鼓地討論中國的現代化問題，許多人覺得中國應該到了政治改革的關頭了。
1989年胡耀邦逝世，點燃了期望政治改革的「六四」學運的導火索。胡耀邦對學生持同情與理解態度，1986年「八六學潮」，鄧小平幾次批評他，要他兩手硬，讓他鎮壓，胡耀邦沒有鎮壓，他和他下面的人，通過各種努力，讓學生回到了校園。最後胡耀邦被指責對學潮處理不力、姑息「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得不辭去總書記職務。
懷著悼念與認同，人們要求給予胡耀邦公正的評價。而且當時改革開放一度遇到一些挫折，導致搶購和擠兌風潮，也使得大學生覺得政治改革搞得不好，所以上街為民請命。1989年的「六四」學潮就這樣起來了。
「六四」注定是悲劇性結局
胡耀邦4月15日去世，趙紫陽在4月23日離開北京去朝鮮訪問，4月25日，李鵬就到鄧小平那裡匯報工作，結果就將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接著是426社論發表，趙紫陽等到4月30日才從朝鮮回到北京。
很多人想，如果趙紫陽沒有在這個關鍵時刻離開，而是留在北京主持政局，六四會不會是另一種局面，王軍濤對此表示，趙紫陽那時沒有決斷與鄧徹底決裂，他當時是與鄧拉開了距離，不同意鎮壓，但是他並沒有決定跟鄧對抗。
王軍濤說，學生還在悼念胡耀邦的時候，其實趙紫陽曾經考慮過走還是不走，但後來鄧小平還是讓他走。趙紫陽走的時候在機場還叮囑李鵬，繼續按照政治局會議的決定對待學生，就是用懷柔方式，疏導方式。但是，他前腳走，後腳李鵬就和人去向鄧小平匯報，就是第二天4月24日，接著鄧小平發表強硬講話，然後就是4月26日人民日報社論。
王軍濤分析，實際上，當時不論是懷柔還是不懷柔，都沒有辦法阻止學潮的繼續發展。當時學潮最初的要求，就是要給胡耀邦定論，實際上4月22日，中共中央隆重召開胡耀邦的追悼會，鄧小平致詞，其實就算是給了一個規格，但是學潮還在繼續。這就說明，政治改革、建立民主制度是人心所向，人們實際上是藉助悼念胡耀邦這個開明的中共領導人，在表達這種訴求。所以他們不會滿足於只對胡耀邦有一個公正評價，而是需要全面的政治改革。
王軍濤表示，這種情勢即使趙紫陽在，他也得面對，他其實後來也面對了。這個學潮起來之後，他面對更大的局面的時候，他發表了五四講話，說要在民主和法治的軌道上解決問題，這句話其實還是很得人心。
王軍濤通過與許家屯先生和一些回憶了解到，趙紫陽知道跟鄧小平關係最密切的是楊尚昆，而許家屯跟楊尚昆關係不錯，所以趙紫陽特意把許家屯從香港叫回來，讓他去做工作。楊尚昆去見了鄧小平，回來跟他說，那就先按趙紫陽的想法幹，但實際上當時鄧已經開始調兵了。
趙紫陽在做了工作，發表講話之後，確實很多學生陸續回到學校上課。但是513發生了絕食，一下就變成了一個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天安門廣場的運動一直持續，就使得中共5月15日接待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的儀式不能夠在人民大會堂東側舉行，而是改到了首都機場舉行了一個簡單儀式。鄧小平為此震怒，就開始真的調兵部署。
中共
最精銳的部隊38軍、39軍、27軍、54軍，包括空降15軍，全調來了。最終「六四」學潮以血腥鎮壓收場，中共黨內開明派覆滅，80年代以來的政治體制改革的嘗試也走到了盡頭。
回顧這段歷史，王軍濤認為，因為六四學潮是要求政治改革，中共不答應，學生和老百姓就不幹，學潮還是要持續發展，而趙紫陽又不願意鎮壓，所以其實他在和不在，最後的這個悲劇性的結局都是注定的。趙紫陽其實花了很多工夫做鄧小平的工作，但最後鄧小平還是下決心鎮壓。
聽從改革派領導人建議也不會有更好的結果
有人反思，如果當時遵循改革派領導人的建議，結束街頭運動，讓社會回歸平靜，不給保守派以武力鎮壓的藉口，從而讓黨內的改革派在中共的權力格局當中，能夠繼續保有實力，為未來的中國政治體制改革儲備力量。
王軍濤表示，「我當時是這麼想的，也是這麼努力的，但是今天看來，我覺得這個想法不能說是錯的，但是是不現實的。」出生在軍隊家庭，在軍隊大院長大的王軍濤，知道共產黨最後一定會暴力鎮壓，而真鎮壓，街上的老百姓是打不過正規軍的。但是，他沒想到，這次北京市老百姓真的很厲害，在街上堵軍車，這在全世界也是很罕見的，就一寸一寸土地和共產黨爭。
他分析說，實際上胡耀邦的去世是個導火索，學生悼念他，原因是他因86學潮被逼下台。86學潮對中共來說並沒有帶來任何不良後果。86學潮後，共產黨沒有進行改革，沒有停止報復，連胡耀邦都被搞下台，學潮中的領袖，也先後受到了不同的影響。
但1989年這次不同，戈爾巴喬夫來訪，中蘇和解這樣的歷史性會面，本來應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儀式，因為學潮改到了首都機場舉行。發生這種情況，鄧小平是震怒的。決定「八九六四」結局的關鍵人物是鄧小平，學生就是接受改革派的建議回去，改革派也不能決定學生此後的命運。
「六四」鎮壓之後，鄧小平總結也說，他們就是不聽我的，不兩手硬。王軍濤分析指出，這就是說，一旦這個學潮真的壓下去，達成了一個所謂的和平結果，隨後一定是大清洗、大報復，就是要這種學潮永遠不再發生。
「六四」殺人並不是鄧小平變了 他本來就是兩手硬
鄧小平不是像蘇聯共產主義陣營中的一個傳統意義上的保守派，他是主張經濟改革，經濟發展。早在1979年鄧小平要訪美的時候，被問到為什麼要到美國，國內有那麼多事需要他處理。當時鄧說，因為跟著蘇聯走的國家都窮了，跟著美國走的國家都富了。王軍濤說，那時候他就知道共產主義已經完了，他要考慮怎樣用發展經濟的方式，為共產黨暴政續命。
王軍濤表示，鄧小平後來強調經濟建設是硬道理，他甚至主張鬆綁，搞什麼所謂的不爭論，其實就是不想用所謂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共產黨理論，束縛改革開放和經濟發展。所以，在六四鎮壓完之後，他又繼續啟動經濟改革。
很多人因為他搞了改革開放，搞了一些經濟改革，就以為他也要搞政治改革，王軍濤認為，在政治方面，關乎共產黨的權力、共產黨的江山方面，鄧小平從來是一步不讓，從來都是下最狠的手。「六四」殺人並不是他變壞了，他從來就是這種人。八九開槍這事兒，共產黨中的保守派都很震驚，所以他們很多人死了之後，不願意埋葬在八寶山公墓，都要搞回家，就是對共產黨江山沒信心。
經濟搞改革，政治搞維穩，這就是鄧小平的兩手硬，王軍濤指出，他是決心不搞政治改革，不把權力還政於民的，只要犯這個忌，哪怕是總書記，他也要拿掉，他拿掉了兩個總書記。
王軍濤總結說，「六四」事業未竟，在「六四」學生的鮮血中可以看清一個道理，中共暴政不會因為人民跟他講理就會讓渡政權，就會改變暴政，暴政如果真的要講理，也是因為面臨覆沒的命運。他說，真正紀念「六四」傳承「六四」，就要行動起來，結束共產黨的暴政。
參考視頻【時事縱橫】追思八九六四 有另一種結局？
責任編輯：葉紫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