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6月07日訊】（大紀元記者陶若水紐約報導）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當年八九民運重要學生組織「北京以外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簡稱外高聯）的多位親歷者與海外民運領軍人物、研究者齊聚紐約，於6月2日召開了一場研討會。與會者強調了八九民運並非局限於學生群體的抗議行動，而是一場遍及全國、獲得社會各界廣泛參與的全民民主運動。
「八九中國民運三十七周年紀念研討會」由外高聯同學研究會、中國人權及紐約大學亞美法學研究所共同主辦。會上宣布成立「八九外高聯同學研究會」，並發布由當年外高聯副主席、天安門廣場臨時總指揮部副總指揮兼祕書長王醒的新書《外高聯與八九中國民運》。
會議由北京大學研究生、《北京之春》主編陳小平主持。出席者包括王醒、外高聯糾察總隊總指揮趙昕、外高聯外聯主任趙常青、中國人權執行主任周鋒鎖、旅美作家陳破空、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共同主席王軍濤、副主席陳超華、獨立時評人鄭旭光，以及前美聯社記者凱瑟琳（Katherine Wilhelm）等人。
一、為八九民運定性：一場全國性的全民民主運動
在王醒新書發布環節，他講述了這本書的艱難寫作過程。六四屠殺後，他很快被捕投入秦城監獄。在獄中，他憑藉記憶在書籍的空白處偷偷寫下《八九民運大事備忘》，後來冒險將這些筆記帶出。經過最近兩年的努力，這份珍貴記錄終於成書。
在書中，王醒寫道：「1989年發生的這場運動，是當代中國歷史上和世界歷史上空前的、最大規模的、以學生為主體的非暴力抗爭全國民主運動。」
王醒表示，外高聯與北高聯密切合作，共同參與設立了天安門廣場臨時指揮部。他們將來自全國各地的學生組織起來，後期廣場上的外地學生人數超過北京本地學生，並組織數萬人的學生糾察隊，維持廣場秩序、阻擋軍車，同時負責外地進京學生的組織管理和物資協調。與會的陳超華、鄭旭光在發言中也講述了這些事實。
外高聯糾察總隊總指揮趙昕在會上補充道，他當時組織了近兩萬名學生，分成一千多個小隊，有效攔截了進京軍車。此外，外高聯還積極參與營救被捕的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三名成員。
歷史資料顯示，來自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超過200所高校的外地學生在1989年春季湧入北京，最高峰時廣場上的外地學生超過10萬人，整個運動期間進出北京的外地大學生總人次高達37萬。上海、南京、武漢、廣州、成都、西安等城市均爆發了大規模的學生與市民抗議活動。
八九民運以學生為主體，但迅速發展為全國各界廣泛參與的全民運動。工人成立了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並組織遊行，知識分子發表《五一七宣言》，上千名學者公開支持；新聞工作者走上街頭要求新聞自由，《人民日報》等媒體一度進行較為真實的報導。政府職員、教師、醫生、民主黨派人士乃至部分警察和基層官員都不同程度參與其中。5月17日北京街頭參與人數達百萬，全國四百多個城市均有響應。
王醒在書中指出，當年參與八九民運的學生領袖多達20萬人，各類學校（大學、大專、中專、中學）參與運動的人數達到1.25億以上。他認為全國民眾起來支持和參與這次民運的人數約有4億多，因此全中國及海內外支持、參與或同情八九民運總人數達到6億人以上。
與會者普遍認同這次會議對八九民運的定性。
周鋒鎖表示，中共長期將八九民運污化為一場「學生暴亂」，刻意窄化其全國性和全民參與的特質。王醒的新書透過系統整理外高聯的歷史，為八九民運留下重要史料，有助於還原這場民主運動的真實面貌，向年輕世代傳承。
陳破空表示，從參與規模、社會動員程度及歷史影響來看，八九民運堪稱中國近現代史上規模最大、參與最廣泛的全民民主運動。他說，中共在血腥鎮壓八九民運後，數十年來對這場運動進行系統性的污衊與歪曲。這次新書出版與研討會，為八九民運進行了客觀性的修史，也是對中共歷史謊言的有力回擊。
曾於1989年在中國採訪的前美聯社記者凱瑟琳表示，在六四事件後，中國仍處於高度政治緊張氛圍。她於同年10月至11月前往西安、蘭州及成都等地採訪時，各地高校學生都告訴她，他們都參與了。
二、血腥鎮壓與從來沒有終止的迫害
研討會上，多位親歷者用自身的血淚遭遇，控訴了中共在六四屠殺中及隨後三十多年來，對民運骨幹人員展開的殘酷秋後算賬與長期政治迫害。
1.三位外高聯骨幹的苦難與堅守
王醒：於1989年6月9日凌晨被捕，隨即被投入秦城監獄。在獄中遭受包括背銬在內的各種酷刑折磨，身體受到嚴重摧殘，導致患上肺結核等多種疾病，體重僅剩八十斤，身體極度虛弱。當局擔心他死在獄中，於1990年6月將其釋放。出獄後，他在國內經商期間長期遭受國安、公安及相關部門監控、查帳騷擾，導致生意起伏不定，歷經「五起五落」的艱難過程。由於他仍然堅持民主運動，又先後兩次入獄，累計坐牢長達七年半之久，家人也受到株連騷擾迫害。
趙昕：作為外高聯糾察隊總指揮，六四屠殺後成為首批「暴徒」被通緝抓捕，關押在秦城監獄，曾遭單獨關押及小號監禁長達三個月。出獄後，他在國內持續參與抗爭期間先後兩次入獄、五至六次被非法羈押（每次長達一至兩個月），並遭執法部門與國保人員多次毆打，留下永久性身體創傷，長期受到監控與騷擾。
趙常青：外高聯聯絡部祕書長。六四屠殺後6月7日在長安街收集軍隊鎮壓證據時被戒嚴部隊抓捕，遭毆打後關入秦城監獄四個月。出獄後持續從事民主活動，先後於1998年和2003年兩次被判刑，前後共坐牢十一年，期間因拒絕唱頌歌、拒絕升旗等多次被關禁閉與單獨監禁，並遭受飢餓與毆打等虐待。
民運中的這些外地骨幹頂著紅色恐怖，在國內堅守一線、公開組黨並投身維權運動長達近三十年。直到2016至2018年間，中共對國內民間維權與公民運動展開毀滅性的全面清洗，導致抗爭者在國內完全失去生存與發聲空間，他們在「實在沒辦法」的情況下，才被迫流亡海外。
2.醫院走訪與實地調查 揭露鎮壓血證
與會者進一步披露了六四屠殺當夜及隨後數日，外高聯成員冒著生命危險走訪北京各大醫院（如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同仁醫院、北京市急救中心等）所調查到的慘烈真相：
•無差別的瘋狂殺戮：醫院的停屍房、走廊乃至自行車棚內，橫臥著大量身穿校服、持有學生證的學子，以及大量的普通市民。
•致命武器的殘酷傷害：多數死難學生均是胸部、頭部中彈，或被國際禁用的達姆彈（炸子）擊中，導致內臟嚴重炸裂。堅守在長安街與木樨地等戒嚴部隊推進最前線的學生和市民傷亡極其慘重。
•對無辜民眾的二次掃射：戒嚴部隊進城時進行了瘋狂的無差別掃射。死傷者中包括大量挺身阻截軍車的工人、醫護人員，甚至包括在自家陽台觀看的居民、路過的老人與兒童。許多市民是在搶救受傷學生的過程中，遭到軍隊二次掃射而中彈身亡。
3.全局死難與被捕數據的披露
趙昕根據他與同仁多年來在海內外多方收集、核實的情報，向《大紀元》披露了一組觸目驚心的全局數據：
全國大清洗總數：六四期間全中國死難總數高達10,400多人；隨後遭到中共全國性政治清洗、被捕的總數超過5萬人。
學生的慘重代價：在萬餘名死難者中，學生占3,000多人，學生被捕人數約8,000多人。
外地學生的犧牲：在死難學生中，已核實的外地學生約有80多名；而在隨後的全國大搜捕中，外地學生被捕總數高達3,000至4,000人。
趙昕向記者痛心回憶，當年由他親自安排、堅守在最前線的外高聯糾察隊員中，就有20多人死難和失蹤。提起這些犧牲的同學們，37年後的今天他仍然泣不成聲。趙昕表示，這群有名有姓卻長年被歷史忽略的英雄，成為他背負至今、一刻不敢忘懷的巨大歷史責任。
三、未來戰略：實質行動與新技術突圍
面對中國民主進程的嚴重倒退與中共數位極權的全面升級，與會者強調：「歷史不是用來祭奠的，關鍵在於傳承。」
多位與會者認為，全球民運必須走出傳統的口頭紀念模式，全面轉向實質性的行動中。
•實質行動：深耕底層與組織永續
民運重心必須轉向一線，透過維護工農階級及弱勢群體的實質權益，在社會底層紮根；同時實施組織的世代交替，核心骨幹退居幕後進行戰略策劃，並由成功投身商界的同仁建立可持續的經濟支持系統，保障運動的長期運作。
•使命傳承：還原全民歷史與跨世代接力
全面還原八九民運遍及全國400多個城市的「全民運動」真相，凝聚強大的民間道德感召力；同時將真實的迫害實錄與死傷數據「逆向精準傳回」中國大陸，穿透中共的洗腦防線，引導內地年輕一代認清歷史、接續薪火。
•技術突圍：反制數位監控與封鎖
充分運用去中心化技術（Decentralized Tech）、加密通訊（Crypto-communication）與人工智慧（AI）等網際網路前沿工具，構築安全、隱密的技術防盾，全面對抗中共的大數據監控，撕裂網路防火牆，重奪數位時代的資訊與組織自由。
責任編輯：黃小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