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6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陶若水纽约报导）六四事件37周年前夕，当年八九民运重要学生组织“北京以外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简称外高联）的多位亲历者与海外民运领军人物、研究者齐聚纽约，于6月2日召开了一场研讨会。与会者强调了八九民运并非局限于学生群体的抗议行动，而是一场遍及全国、获得社会各界广泛参与的全民民主运动。
“八九中国民运三十七周年纪念研讨会”由外高联同学研究会、中国人权及纽约大学亚美法学研究所共同主办。会上宣布成立“八九外高联同学研究会”，并发布由当年外高联副主席、天安门广场临时总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秘书长王醒的新书《外高联与八九中国民运》。
会议由北京大学研究生、《北京之春》主编陈小平主持。出席者包括王醒、外高联纠察总队总指挥赵昕、外高联外联主任赵常青、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旅美作家陈破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王军涛、副主席陈超华、独立时评人郑旭光，以及前美联社记者凯瑟琳（Katherine Wilhelm）等人。
一、为八九民运定性：一场全国性的全民民主运动
在王醒新书发布环节，他讲述了这本书的艰难写作过程。六四屠杀后，他很快被捕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他凭借记忆在书籍的空白处偷偷写下《八九民运大事备忘》，后来冒险将这些笔记带出。经过最近两年的努力，这份珍贵记录终于成书。
在书中，王醒写道：“1989年发生的这场运动，是当代中国历史上和世界历史上空前的、最大规模的、以学生为主体的非暴力抗争全国民主运动。”
王醒表示，外高联与北高联密切合作，共同参与设立了天安门广场临时指挥部。他们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组织起来，后期广场上的外地学生人数超过北京本地学生，并组织数万人的学生纠察队，维持广场秩序、阻挡军车，同时负责外地进京学生的组织管理和物资协调。与会的陈超华、郑旭光在发言中也讲述了这些事实。
外高联纠察总队总指挥赵昕在会上补充道，他当时组织了近两万名学生，分成一千多个小队，有效拦截了进京军车。此外，外高联还积极参与营救被捕的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三名成员。
历史资料显示，来自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超过200所高校的外地学生在1989年春季涌入北京，最高峰时广场上的外地学生超过10万人，整个运动期间进出北京的外地大学生总人次高达37万。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成都、西安等城市均爆发了大规模的学生与市民抗议活动。
八九民运以学生为主体，但迅速发展为全国各界广泛参与的全民运动。工人成立了北京工人自治联合会并组织游行，知识分子发表《五一七宣言》，上千名学者公开支持；新闻工作者走上街头要求新闻自由，《人民日报》等媒体一度进行较为真实的报导。政府职员、教师、医生、民主党派人士乃至部分警察和基层官员都不同程度参与其中。5月17日北京街头参与人数达百万，全国四百多个城市均有响应。
王醒在书中指出，当年参与八九民运的学生领袖多达20万人，各类学校（大学、大专、中专、中学）参与运动的人数达到1.25亿以上。他认为全国民众起来支持和参与这次民运的人数约有4亿多，因此全中国及海内外支持、参与或同情八九民运总人数达到6亿人以上。
与会者普遍认同这次会议对八九民运的定性。
周锋锁表示，中共长期将八九民运污化为一场“学生暴乱”，刻意窄化其全国性和全民参与的特质。王醒的新书透过系统整理外高联的历史，为八九民运留下重要史料，有助于还原这场民主运动的真实面貌，向年轻世代传承。
陈破空表示，从参与规模、社会动员程度及历史影响来看，八九民运堪称中国近现代史上规模最大、参与最广泛的全民民主运动。他说，中共在血腥镇压八九民运后，数十年来对这场运动进行系统性的污蔑与歪曲。这次新书出版与研讨会，为八九民运进行了客观性的修史，也是对中共历史谎言的有力回击。
曾于1989年在中国采访的前美联社记者凯瑟琳表示，在六四事件后，中国仍处于高度政治紧张氛围。她于同年10月至11月前往西安、兰州及成都等地采访时，各地高校学生都告诉她，他们都参与了。
二、血腥镇压与从来没有终止的迫害
研讨会上，多位亲历者用自身的血泪遭遇，控诉了中共在六四屠杀中及随后三十多年来，对民运骨干人员展开的残酷秋后算账与长期政治迫害。
1.三位外高联骨干的苦难与坚守
王醒：于1989年6月9日凌晨被捕，随即被投入秦城监狱。在狱中遭受包括背铐在内的各种酷刑折磨，身体受到严重摧残，导致患上肺结核等多种疾病，体重仅剩八十斤，身体极度虚弱。当局担心他死在狱中，于1990年6月将其释放。出狱后，他在国内经商期间长期遭受国安、公安及相关部门监控、查账骚扰，导致生意起伏不定，历经“五起五落”的艰难过程。由于他仍然坚持民主运动，又先后两次入狱，累计坐牢长达七年半之久，家人也受到株连骚扰迫害。
赵昕：作为外高联纠察队总指挥，六四屠杀后成为首批“暴徒”被通缉抓捕，关押在秦城监狱，曾遭单独关押及小号监禁长达三个月。出狱后，他在国内持续参与抗争期间先后两次入狱、五至六次被非法羁押（每次长达一至两个月），并遭执法部门与国保人员多次殴打，留下永久性身体创伤，长期受到监控与骚扰。
赵常青：外高联联络部秘书长。六四屠杀后6月7日在长安街收集军队镇压证据时被戒严部队抓捕，遭殴打后关入秦城监狱四个月。出狱后持续从事民主活动，先后于1998年和2003年两次被判刑，前后共坐牢十一年，期间因拒绝唱颂歌、拒绝升旗等多次被关禁闭与单独监禁，并遭受饥饿与殴打等虐待。
民运中的这些外地骨干顶着红色恐怖，在国内坚守一线、公开组党并投身维权运动长达近三十年。直到2016至2018年间，中共对国内民间维权与公民运动展开毁灭性的全面清洗，导致抗争者在国内完全失去生存与发声空间，他们在“实在没办法”的情况下，才被迫流亡海外。
2.医院走访与实地调查 揭露镇压血证
与会者进一步披露了六四屠杀当夜及随后数日，外高联成员冒着生命危险走访北京各大医院（如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同仁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等）所调查到的惨烈真相：
•无差别的疯狂杀戮：医院的停尸房、走廊乃至自行车棚内，横卧着大量身穿校服、持有学生证的学子，以及大量的普通市民。
•致命武器的残酷伤害：多数死难学生均是胸部、头部中弹，或被国际禁用的达姆弹（炸子）击中，导致内脏严重炸裂。坚守在长安街与木樨地等戒严部队推进最前线的学生和市民伤亡极其惨重。
•对无辜民众的二次扫射：戒严部队进城时进行了疯狂的无差别扫射。死伤者中包括大量挺身阻截军车的工人、医护人员，甚至包括在自家阳台观看的居民、路过的老人与儿童。许多市民是在抢救受伤学生的过程中，遭到军队二次扫射而中弹身亡。
3.全局死难与被捕数据的披露
赵昕根据他与同仁多年来在海内外多方收集、核实的情报，向《大纪元》披露了一组触目惊心的全局数据：
全国大清洗总数：六四期间全中国死难总数高达10,400多人；随后遭到中共全国性政治清洗、被捕的总数超过5万人。
学生的惨重代价：在万余名死难者中，学生占3,000多人，学生被捕人数约8,000多人。
外地学生的牺牲：在死难学生中，已核实的外地学生约有80多名；而在随后的全国大搜捕中，外地学生被捕总数高达3,000至4,000人。
赵昕向记者痛心回忆，当年由他亲自安排、坚守在最前线的外高联纠察队员中，就有20多人死难和失踪。提起这些牺牲的同学们，37年后的今天他仍然泣不成声。赵昕表示，这群有名有姓却长年被历史忽略的英雄，成为他背负至今、一刻不敢忘怀的巨大历史责任。
三、未来战略：实质行动与新技术突围
面对中国民主进程的严重倒退与中共数位极权的全面升级，与会者强调：“历史不是用来祭奠的，关键在于传承。”
多位与会者认为，全球民运必须走出传统的口头纪念模式，全面转向实质性的行动中。
•实质行动：深耕底层与组织永续
民运重心必须转向一线，透过维护工农阶级及弱势群体的实质权益，在社会底层扎根；同时实施组织的世代交替，核心骨干退居幕后进行战略策划，并由成功投身商界的同仁建立可持续的经济支持系统，保障运动的长期运作。
•使命传承：还原全民历史与跨世代接力
全面还原八九民运遍及全国400多个城市的“全民运动”真相，凝聚强大的民间道德感召力；同时将真实的迫害实录与死伤数据“逆向精准传回”中国大陆，穿透中共的洗脑防线，引导内地年轻一代认清历史、接续薪火。
•技术突围：反制数位监控与封锁
充分运用去中心化技术（Decentralized Tech）、加密通讯（Crypto-communication）与人工智慧（AI）等网际网路前沿工具，构筑安全、隐密的技术防盾，全面对抗中共的大数据监控，撕裂网路防火墙，重夺数位时代的资讯与组织自由。
责任编辑：黄小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