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紀元2026年07月29日訊】2026 年 7 月 23 日，美國費城第 30 屆國際數學家大會（ICM）公布菲爾茲獎得主，來自中國的鄧煜、王虹名列其中。這不僅是中國籍數學家首次榮獲該獎項，也是首次有兩位具有中國數學教育背景的數學家同時榮獲頂級數學大獎。
中共官媒聞訊興奮異常，宣稱王虹、鄧煜同屆斬獲菲爾茲獎，表明中國從數學大國走向數學強國，國內基礎數學教育體系也能培養出頂尖研究者。
為此有網友問，如果鄧煜、王虹沒有出國深造並在博士畢業後留在歐美從事研究工作，而是一直在中國學習和從事研究，他們還會摘得菲爾茨獎嗎？
我的答案是：幾乎沒有可能。
為什麼這麼說？
首先，從教育環境來看，中國的教育培養不出能夠攻克菲爾茨獎的頂尖創造型人才。
菲爾茨獎考察的並不是一個人能不能在規定時間內解決一道高難度題，而是能不能提出別人沒有提出的問題，能不能建立新的理論，能不能突破已有數學框架，能不能進行長期、孤獨、不確定的探索。所以，只有頂尖的創造型人才才可能與菲爾茨獎有緣。而西方教育注重的恰恰是這種能力的培養。
中國的應試教育與之相反，不但不注重培養學生的創造力，反而是摧殘創造力的殺手。它擅長培養的不是創造型人才，而是解決已知問題的人，也就是作題高手。
從小學奧數，到高考數學，再到數學競賽，中國的應試教育流水線生產了大量解題能力極強的學生。他們計算精準、訓練刻苦、知識基礎紮實，在國際競賽中取得了大量成績。鄧煜就是這一體系中的佼佼者。
2006年，鄧煜以滿分成績獲得全國中學生數學冬令營金牌，入選國家集訓隊，並在隨後的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中摘得金牌。2007年他被保送進入北京大學數學科學學院。幸虧他在北大隻學了兩年就到美國深造了，否則，他的創造才能肯定會大打折扣。
王虹的經歷就更說明問題了。
她跟鄧煜不同，沒有奧數光環，16歲時參加高考，結果因分數不夠，未能考取北大數學系，被調劑至北大地球與空間科學學院。大二時，她才通過轉系考試如願轉入數學系。不過，在數學系的求學經歷，卻讓她不堪回首。身邊的同學多為奧數金牌得主，毫無競賽經歷的她，成績一度落在末尾。即使她十分努力，依舊無法確信自己的能力。那幾年，她一直在「苦苦掙扎」，只求能夠「勉強立足」。北大這座學術殿堂幾乎快要磨滅她對數學的熱情。重壓之下，她甚至懷疑是否還要繼續鑽研數學。
好在大學畢業後她去了國外學習。特別幸運的是，在美國麻省理工攻讀數學博士時，她有了與北大完全不一樣的求學體驗。導師耐心傾聽並幫助她解決問題，鼓勵她完整表達思考，讓她從新找回了自信，最終成為解決百年難題的數學家。
試想，如果王虹沒有出國會怎樣？完全有可能會放棄數學。連對它的熱情都快要磨滅了，創造力就更不用提了。回頭看，王虹並非沒有能力，而是她的能力在應試教育的環境中不可能被發現，更不可能得到充分肯定。如果一個人的創造力尚未成熟，就經歷長期自我懷疑，那麼她的潛力可能永遠不會被釋放。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是美國的教育挽救了王虹。
中西兩種教育環境最大的區別，不是教學水平，而是對「學生是什麼」的理解不同。中國的教育更關注你現在排名多少，西方的教育更關注你未來可能創造什麼。因此，中國學生習慣於追求正確答案，西方學生則熱衷探索未知問題。而頂尖科學家的培養恰恰需要後一種環境。
其次，從科研環境來看，中國也缺乏能夠保障基礎科學研究者攻克世界難題的學術生態。
有沒有一個健康的富有活力的學術生態，對於攻克世界級科學難題，獲得菲爾茲獎、阿貝爾獎、諾貝爾科學獎等世界最高獎項，可謂至關重要。尤其是以下兩點。
一是學術自由。
學術自由被廣泛認為是孕育世界級基礎科學成果的重要條件之一。
所謂學術自由，主要是指可以自主選擇研究問題，可以提出不同學術觀點，可以與國內外同行自由交流，在較大程度上依據科學判斷，而非非學術因素決定研究方向。
為什麼學術自由如此重要？
因為基礎科學研究與工程研發有一個根本區別，工程研發通常是：已知目標→設計方案→完成任務；而基礎科學往往是：不知道問題能否解決，也不知道答案在哪裡。例如，
數學家證明一個猜想，物理學家尋找新的理論框架，生物學家提出新的機制。
這些研究具有幾個共同特點：第一，不知道哪條路是正確的。真正的原創研究，大多數嘗試都會失敗。如果研究者只能沿著預先規定的方向工作，就很難探索未知領域。第二，需要自由選擇問題。很多後來獲得大獎的成果，最初都不是熱門方向。如果科研資源過於集中於短期目標或特定方向，一些高風險但潛在價值極高的課題可能難以持續開展。第三，需要自由提出不同觀點。科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來自對已有理論的不斷質疑。如果一種學術環境不鼓勵公開討論、批評和質疑，那麼新思想成長的空間可能會受到影響。
而且相比之下，數學對學術自由的要求尤其高。這是因為，
重大數學突破往往需要多年甚至十多年投入。研究者必須能夠追隨自己的興趣，而不是圍繞熱點、項目、評價指標。如果一個年輕數學家必須不斷考慮有沒有論文數量，有沒有基金項目，能不能快速出成果，是否符合評價體系，那麼很多真正重要但風險極高的研究，可能無法持續。
王虹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表示，法國高等科學研究院僅以科學卓越性作為唯一招聘標準，隨後對研究人員給予完全的信任。既沒有教學任務，也沒有行政工作，研究人員可以自由地、長期地全身心投入研究。顯然，她之所以能獲得菲爾茨獎，與這樣自由寬鬆的科研環境是分不開的。
二是鼓勵試錯。
基礎科學最大的敵人，不是失敗，而是不允許失敗。沒有鼓勵試錯的科研文化，就很難持續產生世界級原創突破。
這是因為，基礎科學具有以下幾個特點：探索未知，研究方向高度不確定，成功率往往很低，失敗本身也是知識積累的一部分。如果一個環境完全不能容忍失敗，研究者自然更傾向於選擇容易成功、風險較低的問題，而不是挑戰世界級難題。
拿菲爾茲獎來說，它獎勵的是人類知識邊界的突破，而突破知識邊界本身就是一個不斷試錯的過程。因此，一個能夠容忍長期失敗、鼓勵大膽探索的科研環境，更有利於孕育菲爾茲獎級別的原創成果。
毋庸諱言，近年來，一些中國本土培養的青年數學家和理論科學家已經在國際上嶄露頭角，這說明中國基礎科研能力確實在提升。
但與歐美國家相比，中國的科研環境和學術生態顯然還有很大差距，無論是學術自由還是鼓勵試錯，這兩個方面都存在著嚴重的不足。
就學術自由，而言目前，中國年輕學者普遍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就是密集的階段性考核壓力。其中包括：一、「非升即走」：幾年內必須證明自己；二、論文數量與期刊質量的壓力；三、基金申請壓力；四、人才計劃與職稱競爭。五、教學與行政事務。
以「非升即走」為例。理論上，它借鑑的是歐美大學實行的青年教師在若干年後接受評估，達到標準則晉升，達不到則離開崗位的制度。但實際運行中，一些高校的考核指標比較剛性，例如要求在5至6年內完成一定數量的高水平論文、主持科研項目、達到教學要求等。對於實驗科學，這已經壓力不小；對於數學、理論物理這樣的基礎學科，則可能更加困難。因為一項真正重要的數學研究，可能五六年都沒有成熟結果。假設一位青年數學家決定攻克一個國際難題，第一年，沒有論文，第二年，沒有論文，第三年，仍然沒有成果，第四年，還在尋找突破口。如果第五年就要接受聘期考核，那麼他很可能不得不放棄原來的方向，轉而做一些更容易發表論文的課題。
如果在中國做研究，即便是鄧煜、王虹這樣的頂尖人才，也不可能不面臨上述密集的階段性考核壓力，不可能不考慮有沒有論文數量，有沒有基金項目，能不能快速出成果，是否符合評價體系入。試想在這種環境中，他們怎麼可能追隨自己的興趣，挑戰風險性極大，沒有絕對勝算的世界級難題，並最終站上世界數學最高領獎台呢？
無怪乎鄧煜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婉轉而深有感觸的說，「若條件允許，學術生涯最好擁有一段完整的海外經歷，親身感受不同的學術生態」。
責任編輯：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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