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2026年07月29日讯】2026 年 7 月 23 日，美国费城第 30 届国际数学家大会（ICM）公布菲尔兹奖得主，来自中国的邓煜、王虹名列其中。这不仅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荣获该奖项，也是首次有两位具有中国数学教育背景的数学家同时荣获顶级数学大奖。
中共官媒闻讯兴奋异常，宣称王虹、邓煜同届斩获菲尔兹奖，表明中国从数学大国走向数学强国，国内基础数学教育体系也能培养出顶尖研究者。
为此有网友问，如果邓煜、王虹没有出国深造并在博士毕业后留在欧美从事研究工作，而是一直在中国学习和从事研究，他们还会摘得菲尔茨奖吗？
我的答案是：几乎没有可能。
为什么这么说？
首先，从教育环境来看，中国的教育培养不出能够攻克菲尔茨奖的顶尖创造型人才。
菲尔茨奖考察的并不是一个人能不能在规定时间内解决一道高难度题，而是能不能提出别人没有提出的问题，能不能建立新的理论，能不能突破已有数学框架，能不能进行长期、孤独、不确定的探索。所以，只有顶尖的创造型人才才可能与菲尔茨奖有缘。而西方教育注重的恰恰是这种能力的培养。
中国的应试教育与之相反，不但不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反而是摧残创造力的杀手。它擅长培养的不是创造型人才，而是解决已知问题的人，也就是作题高手。
从小学奥数，到高考数学，再到数学竞赛，中国的应试教育流水线生产了大量解题能力极强的学生。他们计算精准、训练刻苦、知识基础扎实，在国际竞赛中取得了大量成绩。邓煜就是这一体系中的佼佼者。
2006年，邓煜以满分成绩获得全国中学生数学冬令营金牌，入选国家集训队，并在随后的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竞赛中摘得金牌。2007年他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幸亏他在北大只学了两年就到美国深造了，否则，他的创造才能肯定会大打折扣。
王虹的经历就更说明问题了。
她跟邓煜不同，没有奥数光环，16岁时参加高考，结果因分数不够，未能考取北大数学系，被调剂至北大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大二时，她才通过转系考试如愿转入数学系。不过，在数学系的求学经历，却让她不堪回首。身边的同学多为奥数金牌得主，毫无竞赛经历的她，成绩一度落在末尾。即使她十分努力，依旧无法确信自己的能力。那几年，她一直在“苦苦挣扎”，只求能够“勉强立足”。北大这座学术殿堂几乎快要磨灭她对数学的热情。重压之下，她甚至怀疑是否还要继续钻研数学。
好在大学毕业后她去了国外学习。特别幸运的是，在美国麻省理工攻读数学博士时，她有了与北大完全不一样的求学体验。导师耐心倾听并帮助她解决问题，鼓励她完整表达思考，让她从新找回了自信，最终成为解决百年难题的数学家。
试想，如果王虹没有出国会怎样？完全有可能会放弃数学。连对它的热情都快要磨灭了，创造力就更不用提了。回头看，王虹并非没有能力，而是她的能力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中不可能被发现，更不可能得到充分肯定。如果一个人的创造力尚未成熟，就经历长期自我怀疑，那么她的潜力可能永远不会被释放。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美国的教育挽救了王虹。
中西两种教育环境最大的区别，不是教学水平，而是对“学生是什么”的理解不同。中国的教育更关注你现在排名多少，西方的教育更关注你未来可能创造什么。因此，中国学生习惯于追求正确答案，西方学生则热衷探索未知问题。而顶尖科学家的培养恰恰需要后一种环境。
其次，从科研环境来看，中国也缺乏能够保障基础科学研究者攻克世界难题的学术生态。
有没有一个健康的富有活力的学术生态，对于攻克世界级科学难题，获得菲尔兹奖、阿贝尔奖、诺贝尔科学奖等世界最高奖项，可谓至关重要。尤其是以下两点。
一是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被广泛认为是孕育世界级基础科学成果的重要条件之一。
所谓学术自由，主要是指可以自主选择研究问题，可以提出不同学术观点，可以与国内外同行自由交流，在较大程度上依据科学判断，而非非学术因素决定研究方向。
为什么学术自由如此重要？
因为基础科学研究与工程研发有一个根本区别，工程研发通常是：已知目标→设计方案→完成任务；而基础科学往往是：不知道问题能否解决，也不知道答案在哪里。例如，
数学家证明一个猜想，物理学家寻找新的理论框架，生物学家提出新的机制。
这些研究具有几个共同特点：第一，不知道哪条路是正确的。真正的原创研究，大多数尝试都会失败。如果研究者只能沿着预先规定的方向工作，就很难探索未知领域。第二，需要自由选择问题。很多后来获得大奖的成果，最初都不是热门方向。如果科研资源过于集中于短期目标或特定方向，一些高风险但潜在价值极高的课题可能难以持续开展。第三，需要自由提出不同观点。科学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已有理论的不断质疑。如果一种学术环境不鼓励公开讨论、批评和质疑，那么新思想成长的空间可能会受到影响。
而且相比之下，数学对学术自由的要求尤其高。这是因为，
重大数学突破往往需要多年甚至十多年投入。研究者必须能够追随自己的兴趣，而不是围绕热点、项目、评价指标。如果一个年轻数学家必须不断考虑有没有论文数量，有没有基金项目，能不能快速出成果，是否符合评价体系，那么很多真正重要但风险极高的研究，可能无法持续。
王虹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法国高等科学研究院仅以科学卓越性作为唯一招聘标准，随后对研究人员给予完全的信任。既没有教学任务，也没有行政工作，研究人员可以自由地、长期地全身心投入研究。显然，她之所以能获得菲尔茨奖，与这样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是分不开的。
二是鼓励试错。
基础科学最大的敌人，不是失败，而是不允许失败。没有鼓励试错的科研文化，就很难持续产生世界级原创突破。
这是因为，基础科学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探索未知，研究方向高度不确定，成功率往往很低，失败本身也是知识积累的一部分。如果一个环境完全不能容忍失败，研究者自然更倾向于选择容易成功、风险较低的问题，而不是挑战世界级难题。
拿菲尔兹奖来说，它奖励的是人类知识边界的突破，而突破知识边界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因此，一个能够容忍长期失败、鼓励大胆探索的科研环境，更有利于孕育菲尔兹奖级别的原创成果。
毋庸讳言，近年来，一些中国本土培养的青年数学家和理论科学家已经在国际上崭露头角，这说明中国基础科研能力确实在提升。
但与欧美国家相比，中国的科研环境和学术生态显然还有很大差距，无论是学术自由还是鼓励试错，这两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不足。
就学术自由，而言目前，中国年轻学者普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密集的阶段性考核压力。其中包括：一、“非升即走”：几年内必须证明自己；二、论文数量与期刊质量的压力；三、基金申请压力；四、人才计划与职称竞争。五、教学与行政事务。
以“非升即走”为例。理论上，它借鉴的是欧美大学实行的青年教师在若干年后接受评估，达到标准则晋升，达不到则离开岗位的制度。但实际运行中，一些高校的考核指标比较刚性，例如要求在5至6年内完成一定数量的高水平论文、主持科研项目、达到教学要求等。对于实验科学，这已经压力不小；对于数学、理论物理这样的基础学科，则可能更加困难。因为一项真正重要的数学研究，可能五六年都没有成熟结果。假设一位青年数学家决定攻克一个国际难题，第一年，没有论文，第二年，没有论文，第三年，仍然没有成果，第四年，还在寻找突破口。如果第五年就要接受聘期考核，那么他很可能不得不放弃原来的方向，转而做一些更容易发表论文的课题。
如果在中国做研究，即便是邓煜、王虹这样的顶尖人才，也不可能不面临上述密集的阶段性考核压力，不可能不考虑有没有论文数量，有没有基金项目，能不能快速出成果，是否符合评价体系入。试想在这种环境中，他们怎么可能追随自己的兴趣，挑战风险性极大，没有绝对胜算的世界级难题，并最终站上世界数学最高领奖台呢？
无怪乎邓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婉转而深有感触的说，“若条件允许，学术生涯最好拥有一段完整的海外经历，亲身感受不同的学术生态”。
责任编辑：金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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